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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果真被探子押下楼来，才大梦初醒。陈独秀还怕他俩不知道，故意地大呼大叫：“真是暗无天日呀，竟敢无故捕人了！”
胡适听得浑身发冷，呆如木鸡般跌倒在座椅里。他又重新将高一涵带来的传单看了一遍，见陈独秀的这份《北京市民宣言》，已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段祺瑞和安福系，才知道祸是闯大
中华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
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
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
次密约。
2．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
并驱逐出京。
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日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
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
造。特此宣言，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
（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
胡适一夜未眠，天刚亮就赶到李大钊家商量营救之策。别看他平时和陈独秀常有争执，其实私交很深。正好罗章龙也闻讯赶来了，三个人很快想出了几条办法。首先要将陈被捕的消息，尽快在报界披露。在全国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让北洋政府有所顾忌，不敢随便下手。另外，要借用学界力量，再一次掀起“挽蔡救陈”的请愿活动。而胡适却提议由他去奔走安徽各界为陈保释说情。当时旅京皖人有安徽同乡会等组织，势力很大，而警察总监吴炳湘等也是安徽乡党。安徽人在外老乡观念很重，陈独秀又毕竟是学界名人，胡适准备费一番口舌，一一上门拜访。他发誓只要能救出这位大师兄，他甚至不惜赴汤蹈火去向段祺瑞求情。
这几招果然见效，先是北京的《晨报》和上海的《民国日报》。《申报》等相继报道了陈被捕消息。顿时舆论又一次大哗，各省各界函电交驰，纷纷为陈辩白，吁请政府当局立即开释。而刚刚平息的学潮，又借“挽蔡救陈”的旗号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浪潮。不但弄得警察总监吴炳湘日夜不得安宁，连徐世昌和段祺瑞也陷入了穷于应付，四面楚歌的困境。这一天段祺瑞叫来了新任国务总理龚心湛。望着桌上一大堆为陈独秀奔走说项的信函，这位铁腕人物也感到了束手无策。因为联名呈请保释的学界名人，不光有新派人物，还有许多像刘师培和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等旧派名宿。甚至连对“五四”学潮持反对态度的田桐，还有安徽省长吕调元，广东军政府主席总裁岑西林等，也都致电向他说情。1919年的中国简直成了北京学界的天下，他见这位堂堂国务总理战战兢兢地一筹莫展，顿时恼火地骂了一句。“没有用的东西，如何配作总理厂正在这时，吴炳湘又跑来报告说：
“不好了！为了南北和议，大总统派去上海见孙中山的代表许世英，刚进门就被骂了出来。孙中山说你们逮捕了陈独秀，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随便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个、一百个，你们尽管去做吧！”
段祺瑞沮丧地闭上眼睛，这许世英还是他的人，也被孙中山吓得逃回来这世道怎么变了样，平时挺能干的帅才、将才，一到关键时都成了蠢才？他把疑惑的目光投向吴炳湘。吴炳湘早已想好了计策，悄声地说：
“现一个蔡元培已够政府受了，再添个陈独秀，岂不大乱？干脆分而治之，先真心挽留蔡元培，将风潮平息下去，再来处理陈独秀就主动多”
段祺瑞阴沉沉地盯了他一眼，心想这小子也在考虑退路了，就差没帮他们说话但他此时也无计可施，后院里的派系之争已狼烟四起，他必须尽快结束这种乱哄哄的局面。
龚心湛也想息事宁人，便趁机建议将胡仁源调教育部任用算了，重新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吧。
段祺瑞恶狠狠地说：“这不太便宜了姓蔡的？他人不在北京都搞得我们一愣一愣的穷出洋相，再让他回来岂不天下大乱还是先让那位工科学长临时负责，我们能拖则拖，走一步看一步，不到万不得已决不放手！”
胡仁源又因一纸调令离开了北大，龚心湛见太上皇已松了口，也知道北大派实在惹不起，回去后干脆布置手下以国务院和教育部的名义，先后致电蔡元培，请他速回北大主持校务。
蔡元培正隐居在西湖杨庄，他的从弟蔡元康此时任中国银行杭州分行的行长，北大和各界来访者均由他出面接待。所以蔡元培常要进城去与友人会晤，以步代车，过白堤，人钱塘门，奔波一多后，身心自然疲乏不堪。这天他又接到章太炎电报，嘱他联手营救仲甫。他见离京后北京政府毫无诚意，安福系又欲除去他而后快，而假惺惺挽留的函电又骚扰不断，真是越想越恨。心火一旺胃疾复发，人干呕后气息奄奄地躺在床上。听着窗外雨打芭蕉的清音，望着湖上朦胧的水气，觉得今后还是一了百了，彻底摆脱苦海罢为了辞谢北大师生和京、津、沪学界为他奔波跋涉的苦心，他连夜扶病写下了那将轰动一时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翌日清晨，当元康送药赶来杨庄时，见兄长正伏案睡去。他翻开这份言辞激昂，墨迹未干，充满反抗精神的宣战檄文，真是悲愤得仰天长叹，伤心不已，眼泪扑簌簌地沾湿了衣襟。
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
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
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犊。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
什么大学文。理科叫做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
都要经那构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
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
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
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
还肯再投入进去
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
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
美、法等国，更不必说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
的。我进去了，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
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
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半点新的，就算“洪水
猛兽”一样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
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
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
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
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
洗净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
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
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
谨谢不敏
蔡元培醒来后显得很激动，嗓音挺大地涨红着脸，执意要发表这份宣言。多亏元康劝阻，费尽了口舌，又以自己名义代家兄拟了份启事在上海《申报》发表。他在启事中敬告天下好友，因医生嘱托，家兄胃病增剧，神经衰弱，从此屏绝外缘，谢绝见客云云。但由于这时“挽蔡救陈”已初战告捷，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随同教育部秘书徐鸿宝先后来到了杭州，所以这份不合作的宣言还是很快在北大流传开来。
话分两头，正当巴黎和谈的签字日期一天天逼近时，梁启超又听说了北京政府临时变卦的消息。段祺瑞密电陆征祥，命令他在条约上签字。顾维钧也软了下来，见大势所趋，还是保一顶乌纱算梁启超气得又开始咯血，几个月国内共拍来七千余封警告电函，政府最终还是一意孤行，看来在出卖主权上已铁了心。他也铁下心跳出来抗争了，与手下几位一商量，决定再打学生这张牌。可苦于北京太远，他又找了吴稚晖和李石曾，马上分头去发动中国留法学生紧急行动。就在6月28日和约签字这一天，几百名愤怒的学生突然包围了中国代表团寓所。陆征祥怕再遭受曹、章的下场，终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被迫对巴黎各报发表了正式声明，表示中国代表团为正义、为国家只有拒签和约，以待世界舆论的最后裁判。
虽然巴黎和会在中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还是由几个大国签订了《凡尔赛条约》，但“五四运动”所提出的全部条件，倒是圆满地画上了一个句号。当我们追溯往事时，无不为当年的爱国学生运动深表敬意。
17
胡适正坐在《每周评论》的编辑部里，也开始烦躁地抽起了烟。当时的编辑部设在南城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陈独秀被捕后，主编杂志的担子就落在他和李大钊肩上。暑假里，李大钊去了昌黎的五峰山度假，这一期刊物就轮到他主编他的对面坐着罗家伦，这几天罗家伦在为杜威做翻译，空下来就跟着他四处乱跑。
胡适碰到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他曾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但今天看来要破例他翻开前几期杂志，发现四月的《每周评论》发表了《共产党宣言》（摘译）。五月的《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专号”，又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终于有点不满地叹息了一声：
“仲甫和守常色彩过于左倾，现在两份杂志都成了‘主义派’的天下啦！”
罗家伦因空下来常去安福俱乐部打探消息，也向先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报：
“现在连王揖唐也在高谈社会主义了，前几天安福系的报纸和日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这位安福系首领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他们还设立了‘民生主义研究会’，如果守常先生听了不知会如何感叹呢！”
胡适轻蔑地摇摇头，说：“由此可见‘主义派’的荒诞了，王揖唐的表演还不够给我们一个教训看来我也要谈点政治”
虽然胡适不便与罗家伦明说，但心里对“五四运动”始终有点耿耿于怀。这场学生运动毕竟太政治化了，口号满天飞，许多学生领袖也萌发出狂热的政治欲望，开始频繁地与各大党派接触。表面上看，全国一下涌现出了几百份白话报刊，通过论辩和传播，白话文运动好像还得到了普及。但事实上他倡导的文学革命和学术革命已完全变了味。既然无法避免谈政治，那就谈点针对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基本问题吧。再说他的导师杜威也批评他对国事不够热情，在演讲时一再赞美“五四运动”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看来他是要谈点与众不同的见解了，不过那是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的民主政治。
胡适用手扶了一下眼镜说：“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主张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
罗家伦忍不住问：“这不是杜威的实用哲学”
他给杜威当了几天速记员，对那次《思想的派别》的演讲还记忆犹新。
胡适眯着眼睛说：“也可以这样说，我们倡导新文化运动有两大任务，破坏和建设。仲甫他们看来是要一味破坏下去了，建设的任务只有我来承担我准备围绕问题和主义写一篇文章，也算是谈政治的开端吧。”
这天夜里，胡适闭门谢客，为《每周评论》写下了那篇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从此引发了一场不小的论战。
虽然胡适并不赞成李大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但他文章抨击的对象主要是安福系。他的最初目的显然是要与王揖唐之流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还有，他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的政客利用。“五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