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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来历，以防拆他的台。像我们不但大胆地偷听，听完了还可以追上去向教授质疑问难，甚至长篇大论的提出论文来请他指正。而且他一定会很实在的带回去，挺虚心的看上一遍也许二遍，到第二堂课时还给你，告诉一通他的意见。甚至因此赏识你，到处为你榆扬。蔡先生，你可听说北大有“凶”“松”“空”三部曲这也是在“拉丁区”流传的笑话。说北大投考时“凶”，入校后“松”，毕业后“空”、什么意思呢，如和清华比、门门功课北大学生肯定考不过清华。但北大出的那种既多又怪的大人物，那种自由竞争的学术空气，却是天下任何学校都赶不上的。所以这“空”字实际上是一种调侃，像“五四”时期北大一下子就冒出了这许多大主角、大英雄就是佐证。
许钦文还说，蔡先生、蒋先生，北大千万别再停课我是靠几个小稿费来维持生计的，有课好听，有学问好做，再苦心里也是暖洋洋的。否则。又何苦泡在这里消磨生命
许钦文还想唠叨着说下去，马叙伦却举起了酒杯：“别说了，蔡先生，我全听懂唉！这一年多来，为了教育经费问题，不幸荒费了无数学子的无价光阴，这是我们很抱歉、很惭愧的。今天这顿饭该我老马付账了，来，喝酒！喝酒”
7
10月6日夜里，胡适接到一个叫顾名君的电话。他是从上海打来的，说陈独秀又在法租界被捕胡适大吃一惊，忙问怎么回事？对方说罪名还是年初查封《新青年》时的老话——宣传过激主义。
胡适急着给蔡元培家里打电话，想请他向法国领事馆求救。电话里，胡适这位人权斗士忍不住用安徽土话骂了一句：
“法国人真不要脸！”
第二天，北京各大报纸纷纷登载了陈被捕的消息。蔡元培越想越对法国人愤怒，便把胡适和李大钊叫来胡适说事情发生在10月4日下午，有三位“白相人”从前门闯入陈宅。先说要见陈独秀，又说想买《新青年》。陈独秀闻声从楼上下来，见来者不善刚想从后门溜走，发现已有人把守在那里。不一会儿来了两辆汽车，把陈独秀和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宅聚会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全捕去了，还搜去了许多《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
到巡捕房后，陈独秀灵机一动化名王坦甫，其他人也都信口报了假姓名。没想到不久邵力子和褚辅成去陈家时也被捕这位姓褚的一见陈独秀就拉开嗓门说：
“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这儿来”
这一下陈独秀终于暴露待巡捕房查清邵、褚两人身份后，当即放人。公堂审问时，巡捕房硬说包等四人是陈的党徒。陈独秀坦然相告：“有事我负责，他们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客人在陪我太太打牌，所以一切和客人无关。”
蔡元培沉着脸说：“这件事我已和朋友商量好了，主张不和法国领事馆交涉，因为现在的领事馆很守旧。我准备与你们联名给上海的法国领事发一个电报，希望这位开通的领事能设法放人。”
说完，他摸出一份拟好的电文。两人看得连声叫好，非常钦佩蔡先生的胆识和气魄。
以思想和言论定罪，为中世纪封建郡主国惯用之手段，非民主自由的
法兰西共和国所为。陈先生为中国思想界明星，磊磊光明，一生倡导科学
和民主，望能尽快设法开脱为盼。
李大钊刚接到李达的电话，要各地党组织派人去上海营救陈独秀。还说已请孙中山打电报给那位开明的领事了，马林也请了法国律师巴和先生承办这个案子。但形势非常严峻，陈独秀从牢房里带出消息，说家里有马林给他的密情，万一搜出来可能要判七、八年的刑。他这次打算为主义而坐牢了，谁害怕不愿干也可以退党。
蔡元培对营救陈独秀非常热心，电报拍出后又亲自给法国领事打电话，为这位老朋友说情。半个月后，法庭终于了结了这个案子。判决书上说：查《新青年》已被封闭禁止出售，被告明知故犯，罚洋100元，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
陈独秀等五人出狱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也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他是个很重感情的人，这天和李达请马林吃饭时感叹地说：
“这次共产国际、孙中山和蔡元培，算是和中国共产党共同患了一次大难。我是不会忘记的。”
他和马林心平气和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顺利地得到了解决。从此，陈独秀算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11月间，这位党的总书记签发了《中央通告》，提出从现在起到明年7月以前的工作计划。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都能发展党员骨干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全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超过二千人，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建立工会，发动工人运动。张国焘已担任了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机关——劳动组合书记总部主任。蔡和森、李立三也从法国回到上海，经中央局批准为中共党员。陈独秀将蔡留在中央工作，派李立三到湖南从事工运工作。
这是个秋高气爽的下午，白杨树哗哗地在风中起舞。李大钊约罗章龙、刘仁静在红楼密谈，决定正式成立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公开的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掩护党在北京的地下活动。
“蔡校长能同意公开在校刊上刊登启事，开成立大会最近内阁总理又换了奉系的梁士诒，是个反动的亲日派。直、奉之间的明争暗斗迟早会激化，蔡校长为营救陈独秀已招来不少非议，他还敢冒这个风险”
李大钊听了刘仁静的这番话，也有点吃不准。他沉思片刻，还是叫罗章龙先去试探一下。
罗章龙起草好一份启事，就来到了景山东街的校长室。他知道学校里的守旧派很多，所以当他说明来意交出启事时，眼珠子一直盯着对方的表情，紧张得手心里全是湿漉漉的汗。
蔡元培什么话也没说，显得很沉静地瞥了一眼启事。
上面有19位发起人的名单，其中罗章龙、邓中夏、黄日葵、何孟雄、刘仁静等，全是当时北大的学生。
蔡元培好像有点为难，坐在椅子上，非常难得地点燃了一支烟吸了几口。最后终于说：“好！我签个名，拿去发表吧！”
罗章龙见他答应了，又得寸进尺地邀请道。“我们打算在北大会议厅开成立大会，还想请校长来演讲呢。”
蔡元培宽厚地望着这位湖南人，说：“你还挺会做说客哩，到时候再说吧！”
这份启事一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就有人来找蔡元培
“现在政府正在到处侦缉防范‘过激主义’和‘过激党’，你看着好了，今后学校将不得太平”
虽然教授们议论很多，但蔡元培还是顶着压力出席了成立大会，还在演说后和全体会员拍了一张照片。
当时的“亢慕义斋”就在校长室附近，这天夜里皓月当空，清风宜人。蔡元培下班后路过此地，见里面亮着灯，就轻声推门而进。李大钊正领着罗章龙的德文翻译组在伏案工作，好像是在翻译《马克思传》和《共产党宣言》。见蔡校长来了，大家都惊喜地抬起了头。罗章龙说：
“蔡先生，你对我们翻译外文提出了‘信、达、雅’三个标准，可具体做起来挺难呢！”
蔡元培笑着点点头，他因曾留学莱比锡大学，对德文翻译极感兴趣，还在北大设立了德语系。他提出的三条标准是什么意思信，是要忠于原著。达，就是要用中文通畅地表达出来。雅，还要求译文有文采。但真做起来就碰到了问题，像《共产党宣言》里的第一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正在欧洲上空徘徊。”这句话翻译组琢磨了很久，觉得怎样译都不恰当。因为“幽灵”在中文是贬意词，“徘徊”亦然。最后还是罗章龙作主，李大钊拍板，于是在后面加了这样一段说明文字：
“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共产主义。”
蔡元培显然有话想说，见屋里人多，就约李大钊来到门外。院子里，水一样清凉的月光柔柔地洒满了卵石小径。蔡元培意味深长地问：
“听说你和仲甫搞了个苏俄式的政党？”
李大钊的心一紧，脸上仍不露声色。他避开了这个话题，反问道：
“先生不是一直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蓄”
蔡元培有点烦躁地长吁了一声，朝夜空抬起了头。“我的内心一直很矛盾，从精神上我自然支持任何反政府的行动。中国的政治实在太黑暗了，非推翻他们不可。但我又顽固地认为教育和教育家必须独立于政党之外，所以这些年连中山先生我都疏远中山先生好像也看出了这层意思，他给蒋梦麟写信，会说‘率领三千弟子，助我革命’。但对我只说，现在北方需要你这样的老同志去主持教育。而苏俄式政党是提倡暴力夺取政权的，守常，难道人类的大同理想，就不能通过改良和互助来实现”
李大钊坚毅地摇了摇头，回答道：“不可能！连段祺瑞和徐树铮，都是被吴佩孚用枪杆子赶下台的。再说，这些年你不是一直在支持我们宣传新思潮，鼓吹思想革命思想革命必然会发展成政治革命。你听，远处的天空，已经充满了叛道者的声音”
蔡元培喃喃地自语道：“我是怕我的学生会因为主义的不同而互相残杀，我不忍心看到青年人胸口的血呀”
夜风中，他终于痛苦地闭上了那双迷惘而略显矛盾的眼睛。
李大钊也仿佛看见胡适颇为得意的眼神，胡适说蔡先生已参加了他的努力会，提倡在中国大谈好人政治。好人再不出头，坏人就会背着世界走！
李大钊望着敬爱的蔡先生，心里也隐隐地渗出一丝困惑
第07章 好政府主义（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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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的中国呵，凑巧碰上了一个兵祸不绝的灾年。刚刚联手赶走段祺瑞的直奉两大军阀集团，又翻脸拉开了一场血战。而南方的铁腕将军陈炯明，也突然将反叛的炮口对准了非常大总统府。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杀戮和硝烟的时代，一个以欧美派留学生为首的文人集团，一个本世纪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袖群体，却带着三分好奇，七分书生的憧憬，走出了书斋，面向武人专制的强权政治，庄严地发表了他们组阁的政治宣言。一幕中世纪没有演完的悲剧，就这样降临
故事还得从那位梁士诒说起，其实直奉之间的争斗早在靳云鹏组阁时就已经种下。靳云鹏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当时张作霖一提议曹锟就默认了，而吴佩孚却暗藏不满。吴佩孚在直皖战争胜利后有点飘飘然了，公开宣称奉军参战是投机取巧。而张作霖更不把这位昔日的师长放在眼里，为了缓和矛盾，他又主动和曹锟结为儿女亲家。去年12月，张作霖见靳云鹏这个内阁总理做不下去了，就亲自进京扶持亲日派官僚梁士诒组阁。还暗中与皖系重修旧好，指使梁士诒内阁赦免了一批列为战犯的安福系人物，任命了著名的亲日派曹汝霖为实业专使。梁士诒上台后，完全看张作霖的眼色行事，在山东问题上秘密与日本谈判，决定借款赎回胶济铁路，最后由中日合作管理。吴佩孚认为这是卖国行为，先向梁士诒发起了“电报战”，这位秀才在报纸上叫骂不停，矛头直指隐在背后的张作霖。最有名的是他在1月10日的一份通电，俨然以民族英雄自居。
如有以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胶济）铁路为是者，则其人甘为梁氏之
谋主，即属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佩孚为民请命，敢效前驱。
紧接着，吴佩孚又纠集六省军阀电请徐世昌罢免梁士诒。吓得这位胆小的国务总理，连忙托病请假遁走天津。然后在4月3日，直系各军阀借给吴祝寿为名，云集洛阳，决定对张作霖直接开战。4月17日，吴佩孚自任总司令，设大本营于保定，兵分三路出击。25日，他又率直系各将领宣布了张作霖的十大罪状，发出了动手的信号。与此同时，奉军也陆续开进了山海关。曹锟开始还想息事宁人，充当和事佬。但最后为了维护直系集团的利益，也明确地答复了张作霖“究竟是部下亲还是亲戚亲”的问题。他在给吴佩孚的电报中说：“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么办，我就怎么办。”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终于爆发。直军方面由于有冯玉祥的支援，加上奉军十六师的倒戈，终于夺取了战争的全线胜利。曹锟和吴佩孚开始控制了北方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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