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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他是第一个入党的。全中文系只有一个市委机关的分配名额，而他如愿以偿。到机关后半年，一同被分到机关的二十三位大学生中，只有两个人被调去给市委领导当秘书，一个是刚离休的原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儿子，一个就是他。而且他做了市长高伯年的秘书，这个职位往往是由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出类拔萃的干部担任的，可他成为市长秘书时，不过刚刚二十八岁。他只当了两年半的秘书，高伯年转任市委书记，他对自己这个年轻的秘书相当满意，在离开市政府大楼之前，便把他安插到市政府新成立的一个重要部门综合处去。于是张义民又成为市委、市政府机关里最年轻的一位处长。然而，张义民并不满足，他的眼睛总是不断向上看，瞄准上一个阶梯。他心怀大志，而又小心翼翼。他潜心研究着领导的每一个意图，判断着领导的每一个脸色，分析着领导内心的好恶，然后决定哪些事要抓紧办，哪些事可以缓办，哪些应该先办，哪些可以时机成熟再办，哪些需要领导明确指示才能办，哪些不要等待领导发话就该主动去办。所以他的事情总是办得漂漂亮亮，深得领导赞赏。这是他成功的诀窍，而这种诀窍又不是一般人可以领悟和掌握的。他在这方面的精明，确使人望尘莫及。
然而，世界总不能让人十全十美，尽随人意。张义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能出生在一个有光荣革命资历和地位的干部家庭，这使得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要付出比具有这种条件的人多几倍的力气，他完完全全是凭着自己出人头地的。他平时十分谦恭，然而在谦恭的背后，是一种抱负，他要做人上人。而做人上人他最大的缺憾是没有一个稳固的政治靠山。机遇使他找到了这座城市里最大的政治靠山，他不能让它溜走。他不仅凭着自己的精明赢得高书记的器重，而且凭着自己的外表和头脑的灵活赢得了高夫人的赏识。他刚当了半年的秘书，沈萍就看中了这个整天“长”在她家的英俊青年，准备把女儿嫁给他。张义民原来只想过成为高伯年“线”上的人，而从没敢想过能成为市委书记家庭的成员。当沈萍含蓄而又明白地告诉他，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的第一感觉就是一颗福星降临了。
读大学时，不少女同学追求过他，但他谨慎地一次次地逃避了。他这个人是个矛盾的复合体，他为人谦卑，那是对同事和上级，但在同学中他又常常显得清高。在这清高的外表下却又隐藏着一种自卑，不是自卑自己，而是自卑自己的家庭。这个家庭与他这个人太不相称了。他不相信那些追求他的姑娘，看到他那个低矮、简陋的破窝，那个一天到晚喷着酒气的瘸腿父亲，那个打扮俗气、举止缺乏教养的妹妹后，还会爱他。于是他向全班封锁了他的家庭住址。可是毕业前夕，班团支部书记，一个貌美、人精的姑娘突然出现在他的家门口，他自惭形秽，面红耳赤。她却全不在乎他家的地位高低，境遇好坏。他露了底儿，可她并不因此看轻他。他们关系很快“白热化”，甚至谈到了毕业后，分到房就结婚。
但她与高婕相比就相形见绌了。倒不是因为高婕长得比她更漂亮，而是因为高婕有个举足轻重的父亲。在张义民的爱情天平上，政治砝码压倒一切。
高伯年对此事不露声色，不介入，然而张义民却清楚地感到，他的首长对他又悄悄地多了一层长辈式的关照。高伯年调到市委去之前先把他安排当了处长，就是一个明证。
只是高婕的态度却常使他感到捉摸不定。她时而显得很亲热，兴致勃勃地与他谈天说地，时而又冷若冰霜，居高临下地把他从家里“打发走”。于是，一个漫长的了解过程开始了。张义民以超乎寻常的忍耐力来对待这场决定他命运、前途的恋爱。他经受着一次次冷落和嘲弄，忍受着自尊心的一次次折磨。
张义民每天晚上都要到高家去坐一坐，也不管高婕是否在家。她不在，他就向高书记汇报市政府的情况，他们处掌握着市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动态，于是高书记不用在市委常委会上听取阎鸿唤的汇报，就掌握了市府的基本情况。
高婕出了事，他感到震惊，也感到屈辱，他毕竟是个男人，当他站在门口，听到屋里谈的一切时，他真想冲上去，揪住高婕的脖领子，狠狠地打她一记耳光。平时你高傲得像个公主，可现在，你算个什么东西！他恶狠狠地想，甚至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感。然而，他没有动，他训练有素的大脑神经控制了他的一切冲动。
他的理智救了他，使他在这场突发事件中表现出他的过人之处。高婕自己的过失给他的恋爱天平加上了一个砝码，使本来倾斜于她的杠杆平衡了。他要抓住这个平衡。
沈萍见张义民进了门，忙不迭地招呼：“义民来了，坐坐，我给你去叫你高伯伯。”
高夫人少有的谦卑、热情，立刻被他注意到了。她嘴里的“你们高书记”变成了“你高伯伯”。
高伯年走进房间，脸沉着。张义民站起身，高伯年礼貌地伸手示意请他坐下。两个人在沙发上坐好。
“沈阿姨，您也坐。”张义民完全知道即将开始的是一场什么内容的谈话。虽然高伯年的脸色阴沉，张义民却心中坦然。在交谈双方，他第一次处于主动者的位置，而对方则是揪着心听取他的表态。
“不，你们谈。我给你们做点冷饮来，我刚刚学会了做冰淇淋。”沈萍巧妙地把谈话留给了丈夫，她觉得由丈夫来谈话，效果会更好些。
一阵沉默。一个在考虑怎样谈才不失身份，一个故意不开口，目的是攫取更多的东西。
“你有几天没来了吧？……部门的工作情况怎么样？”高伯年终于张了口，然而却习惯地扯上了工作。
“还好。”张义民避开了第一个问题，接住了第二个话题，“市政改造整体规划方案需要做重大修改，阎市长让我们会同规划部门、建工部门，一周拿出具体实施的意见，因此压力很大。”
“噢，鸿唤已经和我交换了意见。有些我是赞同的，但市政改造是个大事情。规划可以搞得长远一点，宏大一点，但具体制定实施方案，要实际一点，稳妥一点。切不可凭着一股子蛮劲，一时的冲动，就不顾一切地干起来。总想着自己干出点别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但别人没干过的事情总有他没去干的道理。我担心我们有些同志不肯接受五八年‘大跃进’的教训，以为大刀阔斧就是改革，其实这是蛮干！是‘左’的错误思想的表现。”
张义民十分仔细地听着，他听出“有些同志”指的是谁。他钦佩阎鸿唤，同时又很怵他。这位市长不是从听你说些什么来衡量你，而是从你能干什么来认识你。因此，他在阎鸿唤面前，常有一种危机感。即使使出浑身解数，也很难使市长十分满意，这不免让张义民苦恼。市长对基层的情况相当熟悉，有着十分合理而准确的想象力和预见性，所以当你未经实际调查，未付出应付的劳动代价，便向他汇报工作时，肯定会被他不留情面地揭穿。这一切，都使张义民隐隐感到一种威胁，这种威胁不是来自某一个人，而是来自一种发展趋势，来自发展中不断自然产生出来的取代者。有阎鸿唤当政，他张义民要想像以往那样顺顺当当地上升不容易，他要花费许多真气力。这也是他急于想加入高伯年家族的原因。有了这个符号，他就能借助风力，扶摇直上，而不必跟着阎鸿唤的屁股后面去登山。现在高伯年的话中露出的不满，不禁使他暗喜。阎鸿唤与高伯年的资历相差太远，远不是高伯年的对手。高伯年可以提议阎鸿唤当市长，也完全可以提议免去他的职务，尽管目前他俩是平级干部，但老的永远主宰着年轻的。
“阎市长要求我们仍按‘七一五方案’搞，改造工程从交通改造入手，听阎市长讲，好像国务院领导同志非常支持这个方案。”张义民望着高伯年，试探地说。
“七一五方案”，是阎鸿唤亲自组织制定的一个改造工程方案，因为定稿是七月十五日，所以称为“七一五方案”。这方案否定了高伯年当市长时制定的一个方案。两个方案的分歧点，在于完成市发展整体规划的第二步，即改造工程的入手点。高伯年的第二步是在解决电力和城市用水问题之后才开始企业改造。而阎鸿唤则认为第二步是在解决交通问题的同时进行旧区改造。高伯年很恼火，其实对于两个方案先搞什么后搞什么，他并没看得很重，他看重的是他提拔起来的新市长，竟敢于否认他这个老市长的方案。于是，他主持召开了市委常委会，否决了阎鸿唤的“七一五方案”。当然“否决”不是以决议的形式，而是根据常委会的惯例，高伯年摇了头，就算做否决。这就是权力、威望的象征。在常委会上，阎鸿唤没有成功，却在第一步能源工程完成之后，又突然重新拿出自己的“七一五方案”，先跑到国务院，取得领导认可。让高伯年没法子再讲话，这种做法堪称高明，也实在可恶。高伯年现在甚至比阎鸿唤刚提出“七一五方案”时还要恼火。在阎鸿唤从北京回来向他传达副总理指示时，他按捺不住，大发雷霆。一个市长怎么能未经常委通过就可以直接向中央征求意见！现在阎鸿唤并没有因为他发了火而变得慎重些，仍然按他的方案，组织实施，这无疑是明目张胆地对市委书记权威的公开蔑视和挑战。
“先生产，后生活，这是我们党一贯的政策。”高伯年觉得手有些发麻、发胀，他用力把拳头攥起来，有节制地在沙发垫上捶了两下，“修什么现代化公路，搞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表面繁荣。”
“阎市长的‘七一五方案’的精神已经向各区局传达了，据说有的区已经收集了群众反映，尤其老城区，居民反映很强烈，说阎鸿唤是‘好市长’，‘最知道老百姓的冷暖’。”
“好市长”三个字又一次强烈地刺激了高伯年的神经，他笑笑，“小张啊，遇事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依你看，是把生产搞上去，从长远上解决人民群众的民生问题好，还是挖肉补疮，放弃大事不抓只抓那些眼前利益的事对呢？”
张义民没有马上回答，他明白高伯年的想法，是想让他说出一堆反对“七一五方案”的话，然后以此为据，拿到市常委会上去驳倒阎鸿唤。他对“七一五方案”，内心是矛盾的，他承认阎鸿唤的总体规划是科学的，这个新市长办的事件件是实事，绝无一句空话。他久住普店街，当然知道住“三级跳坑”的滋味。但他并不希望阎鸿唤成功，这不仅因为阎鸿唤使他惧怕，也因为普店街已经与他无关，况且，他的命运之绳已系在高伯年的航船上了。
沈萍救了张义民的驾。她端着两盘自制的冰淇淋走进来，在门外，她就听见高伯年谈的根本不是她授意的内容，心里很不高兴。她把盘子放在两个人面前的茶几上，踩踩丈夫的脚，提醒他该言归正传了。
“好了，我们不谈这些了。你记住，作为一个青年干部随时要敢于讲真话、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高伯年理解了妻子那一脚的用意，收住这个令他恼怒的话题，开始考虑如何转入下一个同样让他恼怒的话题。
“那天，小婕把她的事情向你坦白了没有？”高伯年有意不去看张义民。
“小婕很坦白。”张义民很冷静地回答。
“究竟是怎么回事？”高伯年不是故弄玄虚，他到现在也弄不清女儿出事的具体缘由，又不愿亲自问她。
“一个外地歌唱家，在组台演出时，与高婕产生了几天热情，他们没有想到会有孩子。事情就这样简单。”
“混蛋！”高伯年骂起来，从与张义民谈话起，他就憋着一肚子火，这时正好发泄出来，“堕落，简直是堕落，她丝毫不对自己、对自己的家庭负责！”
沈萍赶忙压住丈夫的火气：“你吵什么，听义民说嘛，扣帽子，骂人能解决问题吗？义民你说呢？”
“我觉得高婕对那个演员不过是几天的热情。这也是一时糊涂，文艺界受西方性解放思想影响，在男女关系问题上往往比较轻率。高婕大概是受环境熏染。”
“对，对。我同意义民的说法。”沈萍忙点头赞同。
“那你打算怎么办？我指的是你与小婕的关系。”高伯年的目光由冰淇淋上转向张义民，“我作为国家干部，绝不干涉你们年轻人的生活选择，但作为小婕的父亲，还得了解你的态度，我们做老人的，心里要有数。”
张义民虔诚地望着市委书记，他发现平时威严的书记突然显得很老，很疲惫。他搓搓手，沉默了一会儿，认真地说：“我反复思考过了。我希望继续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