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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他顺便回家看看，才发现自个儿的媳妇已经变了个人。人长得高大丰满了，两颊红润润的。不仅长相变了，连举止、说话的嗓门儿都变了。爹告诉他，他媳妇现今是村妇女主任，已入了党。
怪不得，他想，对她有了几分好感。
晚上，她早早把炕头烧热，不住地催：“爹，他累了，娘，明早他还要跟队伍赶路呢。”
他跟她走进她住的西厢房，被窝早焐好了。她回身把门闩插上，自个儿竟先自把衣裳脱个精光，裸着身子钻进被窝，火辣辣地招呼他。
“不哭啦？”这三年，他很少想起她，想起她就是那副可怜巴巴的哭模样。
她紧紧地搂住他：“那时我小，不懂事，你别老记恨，你走后，人家心里好悔，早盼着你回来……”
这次分手后，他开始常常想到她。想到她，就觉得她很辣，辣得使他心里发慌。他盼着早一点打完仗，回去守着她。
一年后，一次执行任务回来，团长对他说：“快去看看，你老婆追你来了。”
她躺在部队临时卫生所的土坯房里，腿上缠着厚厚的绷带。她是带着支前队给部队送粮食来的，打听到他的队伍就离她七十里地，便只身一人找来了。到了那儿才知队伍又走了。她就追，一直追了一百二十里。路上碰上了一支败退的蒋匪军，庄稼地光了，无处躺，她就趴在道边的河沟里。天黑下来，疲惫不堪的国民党军也停下休息。她悄悄摸上公路，从一个个打着鼾的兵堆里溜过去，不小心手里包着十个咸鸡蛋的小包袱掉在地上，她在地上摸，鸡蛋是给自个儿男人的，身边带了半个月，说啥也不能丢给这群敌人吃。摸着摸着摸着了一个铁家伙，机枪！一挺歪把子轻机枪，不知哪来一股子胆儿，她抱起机枪就跑，跑下公路向大野地里奔。放哨的敌人发现了动静，拿枪扫，噼里啪啦一阵枪响，她伏在地上，大气不敢出。敌人是打了败仗撤下来的，不敢轻易追，见野地里没动静，便慌忙集合继续撤。敌人队伍走远了，她觉出腿发软，一动弹才知受了伤。她撕下袖子裹上腿，拖着机枪，一瘸一拐往前挪，幸亏不远村子里碰上了他的部队的侦察排，排长杨德和问明她是高营长的老婆，找副担架把她抬了回来。
“不要命了？”他又气又心疼，忍不住埋怨她，“革命快胜利了，要保重自个儿，迎接解放。”他当了营长，学了文化，水平高多了，说话也变得文绉绉的。
“可惜了那十个咸鸡蛋了。”她说，笑了。
“别再干这种傻事了，多危险！”
“一年不见了，怪想的，离得不远，就找来了。”
不远？不吃不喝不睡的，一个女人靠两条腿足足走了一百多里路。
“有间空屋吗？”天黑了，她小声对他说，“我不睡这儿，这人太多。”
“你想干啥？刚把弹头取出来，不能轻易动，免得落毛病。”
“我想生个娃儿，”她对着他耳边说，“上次没种上，我这次就为这来的。”热气呵得他耳根痒痒的。
“胡闹，在部队怎么能搞这，现在大敌当前，你这党员连这道理都不懂？”他瞧瞧四周，小声严厉地批评她，看她一脸委屈，又柔和地劝她，“打仗的人，自己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万一牺牲了，要孩子干啥？”
“就因为打仗，就因为咱是党员，才该有个孩子，有革命后代，万一你有个好歹，还有孩子为你报仇，跟我做伴。”
他不再反对，就在那天夜里他们有了大儿子高原。
转天部队出发了，杨元珍被担架送到附近老乡家养伤。
再与老婆见面是解放后了。他进了城，整天忙着接管工作和民房修盖，厂房翻盖，根本没工夫回家，五二年她来看他，把已经三岁的儿子带了来，进了市委幼儿园。没住几天，她就走了，一是住不惯，二是惦着乡下地里那点子活儿，三是得去服侍年老的公婆。
他和媳妇结婚八九年，总共在一块儿的时间也不到一个月，分开的时间比在一起的时间不知多多少倍。她来了，他觉得日子挺热乎，她走了也就走了。
沈萍的出现，使她在他的印象里变淡漠了。在一股风里，他与媳妇办了离婚。
他把自己的离婚决定和结婚打算告诉沈萍的时候，回答他的是沈萍一阵令人销魂的吻，这个吻抵消了他内心的不安，那个媳妇从来不会给他这种感觉，只会赤裸地、粗俗地跟他“要个种儿”。
与沈萍婚前的恋爱和新婚的甜蜜早已被后来无休无止的争吵冲得毫无踪影，高伯年想起这段往事，不禁自嘲地笑了笑。现在的年轻人都以为只有他们才有爱情，殊不知他们的父母年轻时也有自己的罗曼史，也曾着魔地、痴迷地爱过。只不过，有的爱开出了幸福的花儿，有的爱结成了一枚苦果。
他望望眼前的小护士：“小同志，谈恋爱了吗？”
小护士羞赧地摇摇头：“没有，我还小。”
高伯年赞许地点点头：“好，十八岁还很年轻，要趁年轻的时候多学点知识，国家提倡晚婚，这对你们成长有好处，工作干好了，有好小伙子找你的。”
小护士红脸笑了，一对浅浅的笑窝十分可爱，端着药盘走了。
高伯年望着她的背影，十分感慨。时间真快，在忙忙碌碌的工作中他并没有意识到时间的流逝，到了医院，他才意识到自己是六十岁的人了。沈萍脸上那对酒窝伴随着她那让人心悦的微笑的消失，变成了细长的两道皱纹。她有了脾气，会发号施令，会大打出手。她不再崇拜他，反而总是在怨恨他的迂腐，死板，无能。
那一个呢，如果活着也是近六十的人了。离婚后不久，父母相继病故，他请假回村里奔丧，才知道她早就带着个刚满月的孩子走了。走到哪里去了？没人知道。他没有理由去打听她的去处和选择，他感到深深的内疚，因为他竟然对自己又一次做了父亲而浑然不知。一个女人心中装着一张离婚判决书去分娩，那多痛苦。还有那个儿子，落地的第一声啼哭，竟是为着与自己生父的离别。高原要求他找到自己的生母，要一张生母的照片，他又到哪里去找？
当然他愧对的不仅仅是她，还有另外一个女人。机关保健室的医生。人很年轻。五七年她与右派丈夫离了婚，一个人生活很苦闷。于是她给副市长检查身体时，有时也顺便述说一下自己的孤独。当时，他正被沈萍的吵闹弄得万般无奈，不知是出自对沈萍的报复，还是为了弥补感情生活的空虚，一天，他突然握住了女医生的手。那女人分明对他的举动感到惊慌，眼神像一只被惊吓的小鹿，但她顺从了。也许依从仅仅是为了换取一种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庇护。她怀了孕，自己悄悄打掉了，他们并没因此而止步，直至有一天被破门而入的沈萍捉住。沈萍不依不饶，大吵大闹，而高伯年和女医生都惧怕丑事张扬，便答应沈萍，两人永远分开。半年后，女医生报名支援了西藏，从此再没见面，甚至没通过一封信。
这些回忆对他是痛苦的，是不能公开、又无法解除的痛苦。除了沈萍在吵架时向他亮一下这张王牌，没有任何人知道，他无法向别人去诉说，求得理解。能理解的只有他自己。他认为自己不是陈世美，道德也不败坏，他的一切过失无非来自一种需要。自己本质是无产阶级的，但对这需要是属于哪个阶级世界观的范畴，他又感到迷惑，或者说他有意迷惑自己的思维方向盘。但有一点，他是明确的，他的过失与女儿高婕的那种毫不负责的性解放有着原则的区别，与糟蹋他女儿的那个畜生的行为完全是两回事。他起码还知道自己的行为不体面，知道要对组织负责不敢放纵。而现在的青年人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浸染，毫不知耻地去搞什么“性拍卖”，而被拍卖掉的行列中就有自己的女儿。尽管张义民能原谅高婕，但作为父亲，每当他想起这件事，总是忿忿然，怒不可遏。如果他只有儿子，只有上前线的高原，读研究生的高地，他会轻松得多。偏偏就这么一个女儿，让他操心、担心、痛心。
“高书记，外边市政府的张处长要求见您。”那个新来的小护士又进来说。
“让他进来吧。”他坐到沙发上。
张义民每天必来，像他过去每天到高家去一样，而且每次来都要带些适合高伯年口味的食品来，饺子啦、枣发糕啦，有一次他居然带了一饭盒城市中罕见的荞麦，叫高伯年胃口大开，他已经多少年没吃过家乡的了。张义民像钻到了他的心里，对他的好恶一清二楚。高伯年是清廉的“官儿”，平时在机关连一张电影票都决不沾公家的光，更反感一些人请客送礼的坏作风。但对张义民，他一点不反感，这孩子细心，贴心。政治上他越来越感到张义民是自己最可靠的干部，生活上，张义民是最知冷知热懂事儿的孩子。他这次病，大儿子不在身边，二儿子忙着搞一个什么论文只来看他一次，女儿更好，来都没来，只打了个电话。惟独这位未来的女婿，天天看他，这多少使他感到欣慰。
“您今天感觉怎么样？”张义民在高伯年旁边的沙发上坐下，从提包里拿出一个大口保温瓶；一个小饭盒。
“还是那个样子，今天你又给我带来了什么消息？”高伯年马上就问到他最关切的问题。
张义民当然知道高伯年的“消息”是指的什么。“政府常务会把方案定下来了，普店街列进去了，环线从普店街中间插过……”他止住话题，打开保温瓶。
高伯年未置可否地听着，接过张义民递给他的勺子和冒着热气的菜粥，这是一种青菜、玉米面和碎面条煮成的咸粥，最合他意的。他吸了一口粥，才问道：“普店街的居民怎么样？”
“计划搬迁到幸福里居民住宅区。”
“噢。”高伯年答应着，便不再说话，一口接一口地喝粥。当着张义民的面他不想多评论。关于道路工程改造方案，他不表示任何态度。不参与是一种确定的态度，想了解其中的情况，又是一种心情。矛盾吗？世上万物都是统一的矛盾体。
“政府常务会上，确定由我协助柳副市长负责整个工程沿线的搬迁工作，您看……”
“你自己怎么表的态？”
“我不能不领命。”
高伯年又埋头喝粥，他思忖了两个来回，道路工程改造中，搬迁是一大难关，阎鸿唤派张义民去干，是什么意思？
“您若是不同意，我就……”张义民观察着高伯年的脸色。
“不，已经答应的事不要反悔。义民，你记住我这句话，一个党员，一个国家干部，特别是像你这样的青年干部，特别要注意听从上级的安排，干工作不要带个人好恶。你了解我对方案的一些意见，这些意见只供你干工作时去思考，而不能成为你倾向性的感情。既然市长让你去担负这项工作，就说明上级需要你去做这项工作，就不要推卸。事情做错了，由决策人负责，而你没干好，就该由你负责，懂吗？”
“您的教导很对，我明白。”
“光明白还不行。搬迁工作是个很复杂的工作，当初市政府之所以没有解决普店街的问题，很大程度考虑在搬迁上。这个工作政策性很强，原则性也很强。在工作中除了服从之外，还需要纠偏，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纠正和减少整体决策的错误。”
“我懂了。”
张义民听了高伯年这番话，漂浮着的心抓住了一根缆绳。高伯年的态度和反应给他提供了一个十分有利的空隙，他完全可以放心地在这种空隙中生存，并做出进一步的选择。
“沈阿姨今天来过了吗？”
“上午来的，我告她不要来。她有她的工作，我又没有什么危险。这里有医生、护士。就是高婕这孩子不懂事，一次也没来过。”高伯年有意把话题引向高婕。
“高婕去外地演出了，沈阿婕没告诉您？”
“什么？演出去了？不好好休息，怎么又走了？”高伯年一听心里又有些冒火，流产手术刚十五六天，父亲住在医院里，就又跑到外面演出。
张义民低头搓着手，神色沮丧地说：“我劝过了，她根本不听，今天早上给我打了个电话，在火车站打的，倒是关照我多照顾您。”
晚了，高婕这孩子变成这样一个孩子，都怪当初自己培养她朝文艺方面发展。文艺这个圈子是个大染缸，多么好的孩子进去也得变色，高伯年懊悔地长吁了一口气，闭眼靠在沙发上，自己真是老了，说了这么点儿话，就又疲乏得不行。
二
高婕走了。在家里她一刻也不能继续养下去了，她是去找他。
在火车站，二哥高地追上了妹妹。高地一点儿也不像他的父母，从长相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