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怂 �
张义民后悔不迭。他不该来这儿。徐援朝发起混来是没法子劝的，他更不能帮徐援朝骂柳副市长，只好默不作声，却如坐针毡。
徐援朝骂累了，又缩在沙发上，脸色极难看。
“告诉北京了吗？”张义民轻声问柳若明。
“没有。援朝和我哥都不让告诉徐伯伯，这也是嫂子的遗嘱。晓维最近见过徐伯伯，说他身体很不好。”
张义民终于找到了机会：“罗晓维没来吗？”
“没有。有两天没来了。下午来过一个电话，问你在不在这儿，也许一会儿来吧。”
这座房子昔日灯红酒绿，是一座醉生梦死、使人的物欲肉欲得到最大满足的宫殿。如今，却死一般沉寂，变得凄惨寥落。徐援朝那些哥们儿呢？也许都来过了，也许来过之后就不想再来了。他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寻欢作乐，不是为了分担痛苦。张义民想到徐援朝这些全无踪影的“哥们儿”，不免有些幸灾乐祸。他不想在这儿继续呆下去，扮演一个毫无价值的“铁哥们儿”角色。罗晓维不在，即使在，这儿的气氛也早让他失去了在此寻欢的兴致。
他离开了徐家。
走下黑惨惨的石阶，不知是徐援朝的情绪传染了他，还是因为没见到罗晓维，一阵阴郁裹住了他。
“嗨！”随着一声清脆的呼叫，罗晓维出现在他面前。
她穿一件雪白的羽绒服，配一顶红色贝雷帽，在这漆黑的夜色中显得分外俏皮、清丽。
“我等你好久了，瞧，手都冻木了。”她把一双手捂到张义民脸上，冰凉冰凉的。
“你为什么不进去？”张义民摘下她的双手，把它们暖在自己手心里。
“我不想见到徐援朝，安慰的话都说尽了，再说还是那些话。况且，我也受不了他那副样子。”
“没想到徐援朝对他姐姐还挺有感情。”
“亲姐姐，怎么会不难过。”
“难过有什么用？人都死了，他现在骂这个骂那个，我看不如骂骂他自己。我以为他眼里光有钱了。”
罗晓维瞥瞥张义民，掏出一个存折塞到他手里：“这是我大伯给你的三千块回扣，我用你的名字存上了。”
张义民收下存折：“晓维，快走，在这儿，让人看见影响不好。”
“怕什么？”罗晓维把手插到张义民的臂弯里，“其实，人也就是这么回事。看见援朝姐姐的照片了吗？年轻时多漂亮。可现在，一股烟，没了。……所以呀，趁咱们还年轻，何不痛痛快快乐一乐，别对不起自个来世这几十年，什么也别在乎。”
“可徐援朝这一回家，咱们都没地方去了。”
“有地方。”罗晓维拿出一只粉红色的钥匙牌，“丽多饭店，我包了个房间。”
第 十 七 章
一
冬天悄悄地降临了。夏季的绿、秋季的黄都相继隐去，让褐色和灰色所替代。光秃秃的树枝和庄严耸立的建筑物也都蒙上了一层冷色。但街上年轻姑娘的俏丽的时装，鲜红、嫩黄、翠绿、海蓝等鲜艳的毛衣外套，薄呢大衣和漂亮的纱巾小帽，使这城市的冬景改变了它呆板冷寂的画面，有了几分热烈、生气和妩媚。
季节的变化使城市的外表变得冷峻了。然而，它的内里仍然是一如既往的活泼，节奏有力地跳动着。街头广告牌一次次刷新，拿着“天鹅牌”冷烫精的黑发女人，变成了捧着“威娜宝”香波的金色女郎；商场的霓虹灯由双管单色变成了多管多色；自由市场里主妇们照例和小贩们讨价还价，分毛必争；每日上下班时，公共汽车里仍然和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密不透风；物价、奖金和各种门类的有奖储蓄仍旧是人们热衷的话题；公园的早晨，老人依然聚集练操习拳，晚上恋人相依相伴，全然不顾天气的冷暖。……生活像以往一样地繁忙，紧张。
凤凰桥工地上尘土飞扬，运送灰沙石的汽车驶进驶出，一里方圆的工地，被一圈木板围起来，隔开了外边的生活和里边争分夺秒的奋战。在这里边的许多人，有一个多月没有见到外边的世界了。琳琅满目的繁华商店，穿着五颜六色时装的人群；菊花争妍的公园，以及熟悉的大街小巷和温暖的家，这一切一切仿佛都离他们很远很远。他们迷住了工程，全身心投入了紧张的施工。
杨建华驱车来到凤凰桥工地，自开工以来，几十个夜晚他是在这个工地度过的。凤凰立交桥，被阎鸿唤市长称之为环线这条长龙的“眼睛”。事关大局，他理解市长的话，这一仗打漂亮了将会影响、牵动工程全局。二公司承包的三座立交桥，两段路进展神速，三座桥都已完成了清除现场，浇铸承台，打桩，筑桥墩和帽梁几项工程。两个筑路队也完成了三分之二的铺路任务。尽管冬季施工要比夏秋两季要困难、艰苦，但工人们憋足了劲儿，进度一点没落下。杨建华这些日子日夜在几个工地转，工人连班，他也不分昼夜，这儿的气氛和施工的每一环都紧紧地系住了他这个指挥员的心。他仿佛又感受到了当年几十万知青向荒原开战的气魄与心境。
他绕过工地材料堆，走到在浇铸混凝土的老队长跟前。
“老队长。”他招呼着。
“你怎么又来了，不是告诉你睡一下嘛？信不过我？快去睡，几天没合眼了，人又不是铁打的。全公司这么大摊子，经理垮了，是闹着玩的？”
杨建华笑笑：“来回的车上早迷糊了几觉，年轻轻的，哪儿那么容易垮？我担心的是您。”
老队长的肝病这些日子又犯了，但他就是犟，不肯歇：“我？人到了这岁数，觉就少了，躺在床板上也是烙大饼，不如忙活点得劲儿。”
“老队长，您就别犟了，该歇就歇，有病就得早治，后边还有的是工程等着你呢。”
“嘿，我吃着药呢，自己的毛病，我自己清楚，用不着你唠唠叨叨。就是去医院看病还不就是给这号药，还得搭上半天时间，挨个儿，受气。”老队长直直腰，叮嘱旁边浇铸的几个青工，“仔细点儿，小心毛坯眼儿。”然后，朝另一个桥墩走去。
“老队长！”杨建华赶紧喊住他，“您派几个人跟大伙儿打个招呼，一会儿，我请几位外国专家参观。”
“都啥时候了？请外国人凑热闹，添乱。我就烦今儿一拨参观的，明儿一拨采访的，一点忙帮不上，还得搭上人陪着，这时间我搭不起。你可别学着耍花活儿。”
杨建华笑了，望着老队长砖红粗糙的脸：“老队长，您别小看这一拨拨人，花这么点时间值得。您没瞧见，那次小学生慰问之后，大伙劲头儿多足，孩子们对咱关心，大家长劲儿。报上登了咱们施工队几条消息，大伙高兴得都快把报纸看烂了，家里人看见也高兴。市长说了，宣传了咱们，不仅表彰了施工人员，也教育了其他行业的群众，用咱们这种精神，推动全市各行各业干‘四化’的热情。咱花这么点时间，贡献大了。”
“得，别给你师傅上这一套一套的，外国人也干‘四化’？”
“唉，让外国人开开眼嘛。有些中国人说外国的月亮圆，一些西方人也觉得自己的圆，让他们来瞧瞧咱们的月亮，见识见识。”
“你呀，就是花道道多。”老队长点点徒弟，转身去了。
杨建华知道师傅的脾气，他嘴上虽犟，可一定是去安排了。他担任公司经理，受命于艰巨任务之时，深知它是块难啃的骨头。上这种活儿，要有一支过得硬的队伍。这支队伍的管理不能靠行政命令，管、卡、压，也不能单靠物质刺激，还要靠人的一股子精神。精神从哪来？杨建华用的法子是旧瓶子装新酒，一样酒香溢人。他先搞了个政治动员，讲此项工程任务的光荣，对全市人民生活的作用和改善本市交通的重要，以及未来的展望。为大家描绘了一幅将在大家手中描绘出来的城市远景图。活儿干得值，工人们的精神头儿就上来了，然后又充分利用全市人民对环线的关心支持，点燃市政工人心中的自豪感。再就是搞好后勤服务，他把承包队甩下的工人，组织起几个服务队，看护家属病人，买煤、买粮、家……为工人服务，工人心暖和，没有后顾之忧，就轻松，底气就足。
现在工程已接近最后一段了，前两期工程质量不错，后面的质量能不能保证？昨天，他召集了施工队各组组长和突击队长会，专讲后期质量，但他还觉得缺一把火，便给史春生去了个电话，询问凤华饭店有没有懂建筑的外国客人，他要借借西风。
半个小时后，外国客人们在史春生的陪同下来到工地。
大鼻子的到来立即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
三位教授两个美国人一个法国人，都是本市一所大学新聘的教建筑的外籍教师。他们用挑剔的目光，转来转去，又摸又敲，看着油光瓦亮的混凝土墩台和一丝不苟地干活的工人，脸上露出惊奇的神色：“像人造大理石！”
“筑一个墩台用多长时间？”法国人问。
“用了五天时间。”老队长回答。
“噢！五天！不可思议！”
陈宝柱得意地对翻译说：“告诉他们，这还留着量呢！”
围着的工人全笑了，老队长悄悄瞪了陈宝柱一眼。
临走，教授伸出大拇指：“中国人这个！”
一张张经过烈日和冷风加工后的黑色、棕色的粗糙的脸膛容光焕发。
杨建华对大伙说：“瞧他们惊奇的。”
老队长撇撇嘴：“打根儿上我也没瞧得起他们，早年间……”
一个工人打断老队长的话：“人家机械水平是比咱们先进，可话说回来，人的技术不见得比咱们强。”
陈宝柱挤上来：“咱们比他们强。再说，他们干活哪有咱们玩命！”
“下一步，我们就要上梁、整桥面了。大伙一定要保证质量，干出世界一流水平的活儿，再让他们惊讶惊讶。”杨建华郑重地对工人们说。
“没问题，经理就放心吧。”陈宝柱拍拍胸脯。
老队长瞪着陈宝柱：“有能耐在活儿上见！”
大家又笑了，散开，各自去干活儿。
杨建华松了口气，他要的就是这么一种气氛。大家争强好胜，互不相让。这就是一种劲儿，有了这股子劲儿，多难上的山也能爬上去。
可是此刻，他连极容易走的路也走不稳了，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他是靠亢奋支撑着，这会儿，松了口气，头就开始发晕。他需要立即躺下眯一会儿，他只要找个凳子靠一靠，就立刻听不到搅拌机的轰鸣和工地上嘈杂的噪音了。他走进队部，晃动的木板房里，他直愣愣只看见一张床，一张就像是为他预备的木板床。
“半个小时。”他对自己说，朝那床走过去。
“杨经理，你家里来电话，说你儿子病了，挺重！让你马上回去。”电话值班员急匆匆跑进屋。
儿子，病得挺重！杨建华忽然清醒了，睡意全消。
“昏睡不醒，一天没吃东西了。”
杨建华心里一阵抽搐。上个月搬家时，小蒙从汽车后面摔下来，昏睡了四天。母亲打电话让他回去，当时工程刚开工，一刻也离不开。几天后，他抽空回家一趟，小蒙已经好了。他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母亲却生了他的气，狠狠数落了他一顿。奶奶疼孙子，给吓坏了。这次病会不会跟那样摔伤有关系？他想打个电话让服务队去人帮一下，又放心不下儿子。没来由的，怎会又昏睡了。
“汽车就在外边。”值班员告诉经理。
杨建华匆匆地坐上了小汽车。
汽车直奔新居民区。
杨建华的新居在五楼。起先街里照顾杨元珍岁数大，腿有点毛病，分她一楼，万家分在五楼。谁知万老头一下子就火了，认准街里存心和他过不去。住五楼，他的货车怎么办？他吵着闹着非要个一楼单元。房子已经分出去了，一楼五楼都不是好楼层，相比之下，一楼进出方便，通厨房还有个十二平方米的小院，所以没人愿跟万家换，何况他一吵一闹，反倒让人觉着五楼比一楼差得远。杨元珍不愿看着街里为难，便把一楼让给了万家。
这会儿，杨建华三步并两步直奔五楼。
“唉呀，快送小蒙去医院，这病病得太突然了。”杨元珍见到儿子，如同见到救星。小蒙蒙突然发烧，她急得去敲邻居的门，没人。想想，就是有人，在家的也都是老人，帮不上忙。普店街离卫生院只有七八分钟的路。可这儿卫生院盖好了，还没开张，去市里医院得坐十几分钟的汽车，从楼门口到汽车站还有两里路。她抱不动八岁的孙子，已早不是当年抱着机枪找丈夫的年岁，她只能眼巴巴地等儿子回来。
小蒙蒙赤红着脸，昏睡着。
“妈，别着急，去医院打一针就好了。”建华安慰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