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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这钱我不能接。”
“建华，我这当儿子的对老娘没尽过孝心，自己花这钱心亏。我妈病了这么多年，都是杨大娘和你照顾着，凭良心说，这戒指该是你的……嗐，别管是谁的了，就说是你的，分给大伙，我陈宝柱心甘情愿。你要是不接就是看不起我宝柱。”
杨建华望着陈宝柱，眼睛有些潮湿，说不清是高兴还是感动，陈宝柱能这样想，能说出这样的话，令他欣慰。
“你快到公司给我开张证明信，你跟我一块去取。一万块，那还不得一大提包钱？”陈宝柱恨不得杨建华立刻就和他一起去，把钱拿到手。
建华笑笑，拍拍宝柱肩膀：“老队长来了，你快去看看，他找你呢。”
中午，利用吃午饭的时间，工地上开了一个会。杨建华先替老队长把烟发到每个人手里，接着把陈宝柱打算卖戒指给大家发奖金的事跟大伙说了。
陈宝柱一听急了，把饭盒一搁站了起来：“哥们儿，这钱是咱经理的。咱杨经理见大伙拿不到奖钱，心里过意不去，把家都给卖了给大家发奖，咱哥们儿得给建华经理争气呀。”
在场的工人们听了，谁也坐不住了，都站了起来。
“经理，你太小瞧我们了，我们埋怨，是觉着事不公，可不是眼里光有钱。”
“就是嘛，这样领到的奖钱，我们不要。”
“经理，我们不能要你的钱。”
“对！要你的钱，缺八辈子德。”
杨建华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大家不要嚷了。这钱不是我的，是陈宝柱的，我刚才说的是实情。陈宝柱的母亲是旧社会里受苦、受难的一位妇女，存下了这两个戒指。我们谁也说不清这戒指上渗透着老人多少血和泪。她活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生活再艰难，她也没把它卖了换钱花。这位善良的母亲，像千百万母亲一样，把自己最珍贵的财物留给了自己的子孙，这戒指是老人家留给宝柱娶媳妇用的，这钱，我们当然不能要。可是，我们得想一想，陈宝柱要卖了它，为的是什么？还有老队长，病这么重，听到工地奖金冻结了，拖着病身子，赶到了工地，用自己的钱给大家买了奖品，这又是为的什么？为的是光明桥按时竣工！为的是让我们所有的建桥工人，心甘情愿地为大桥尽责出力！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懂得，自己是大桥的主人，是城市的主人……”
“说得好！”阎鸿唤和曹永祥突然出现在工地。
他和曹局长两个人在工地之外下了车。工人们带着一种情绪在施工。他们不能像个老爷似的，乘着豪华轿车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平时还可以，出于工作需要，现在这种形势下不行，同样是为着工作需要，顾及到工人们的心理，他们步行到了工地，在一边见到了刚才的一幕。
工人们呼啦一下子站起身，慢慢向市长围拢过来。
“市长，你得为我们主持公道。”一个工人说。
阎鸿唤选择了一个平整的石头站上去：“让我主持公道，因为我是市长吗？刚才杨经理说得对，你们是城市的主人，公道不公道，你们最有权评判，用不着谁去主持。你们建起的一流凤凰桥和现在正在建的全国最大的立交桥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事实；老队长和那位青年突击队队长的行动就是最雄辩的证明。我想，那些坐而论道，认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人，那些对我们环线施工人员的一腔热血持怀疑和不理解态度的人，会在你们的面前感到惭愧的。中国的改革就是为着走向公道。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让创造者拥有自己的创造，让主人得到应得的一切。谁阻止这样做，谁就会被社会所淘汰，被人们所抛弃。市长，是市民的公仆。我只能向你们表明我的态度，不管谁反对，政府所说的话一定要兑现，请大家相信……”
“市长，有你这句话，就是不发奖金，我们也认了。”
“其实我们心里就是这口气咽不下去。”
工人们七嘴八舌。不少人还是第一次面对面听市长讲话，老百姓都知道，阎市长从来说话算数，既然市长说话这么亮堂，证明这次“奖金事件”不会不明不白地了结，工人们的心气平了些。市长的话使他们郁闷的心情开朗了。
就在这时，一辆吉普车驶进了光明桥工地。上面下来了几位身着警服的人。
这几个人似乎并没注意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从人群中穿过来，用刑警队员特有的机敏扫视了一下周围的人，视线捕捉着他们要寻找的目标。
“谁是工地的负责人？”
“我。”杨建华朝他们迎过去。
“我们是东市区公安分局刑警队，请您协助我们把陈宝柱找来。”
陈宝柱？大家的眼睛下意识地转向陈宝柱。
“你叫陈宝柱？”
“对呀。”陈宝柱愣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是见到警察，本能地紧张起来。
“认识刘德胜吗？”刑警队长犀利的目光剑一般锋利地逼视着陈宝柱。
“刘德胜？噢……三帮子吧？认识。”提到“三帮子”，宝柱知道没好事，汗不由得渗了出来。
“你参与了刘德胜抢劫盗窃集团活动，经分局批准，你被收审了。”
“没有，我没有！”陈宝柱突然狂吼起来，“我早跟他们没来往了。”
“你持刀抢劫瓜农西瓜，获赃款五十元，这事你还想抵赖吗？”
陈宝柱脑袋嗡的一声，傻了。妈的，他早把这事忘了，好一个“三帮子”，把他卖了。
刘德胜是因另一起盗窃案被逮捕的。在警察的多方追问、审讯中，他供出了陈宝柱参加抢瓜的事。公安局于是得到了一个意外收获。
“有……有那么一回事，可那是早的事儿了，以后我就洗手不干了。”
“就这一件事，你就够拘留的了。”刑警队长掏出拘留证，“跟我们走。”
“不！我不走！……晚两个月，等大桥建好了，随你拘，现在我不走。”
陈宝柱一边说一边后退，工人们迅速给他让出一条道。两名公安人员见状扑上去，紧紧将陈宝柱的肩膀和手腕抓住。
杨建华拦住刑警队长：“同志，能不能给他两个月时间，陈宝柱现在是青年突击队队长，是环线建设的功臣，宽大一点吧。”
“同志，作为领导，您应该懂法。触犯法律和治安条例，是要受到处罚和制裁的，在法律面前，任何人求情都是没有用。”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站在一边的阎鸿唤。老队长走到市长面前：“阎市长，您发句话吧，他抢了五十，罚他五百、五千，只求别带走他。这孩子刚有点出息，别毁了他。”
阎鸿唤扶住老队长的胳膊，他感觉到这位老工人在抖。这种情绪传染了他。这个即将被带走的青年，为了五十元去犯法，如今还是他，为了环线建设要献出自己的一万元。然而，就在他献出一万元的时候，却要为五十元去接受处罚。多么费解的难题，但又是多么简单的道理。功是功，过是过，在法的面前，功过无法相抵。
“老同志，让公安人员执行任务吧。人不能大于法，我市长必须遵法、执法呀。”
陈宝柱知道没希望了。他扑通给杨建华和老队长跪下了：“建华，老队长。我给咱队丢人了。那是上次我打了老队长，停职时，手头没钱才去干的。我怕你们说我，一直瞒着。后来，凤凰桥一开工就给忘了。你们骂我打我吧，但别把我的突击队给拆了，我回来还得干。”
老队长把陈宝柱扶起来：“宝柱，起来。师傅明白你了，别看你又进了局子，但在师傅的眼里，你不是过去的宝柱啦，还是今天的宝柱。”
陈宝柱抹抹泪，又对建华说：“别忘了开证明取钱的事，大家不肯要这钱，那钱就留在队里，等光明桥建好了，让哥们儿拿着出去旅游，开开眼。”
建华替陈宝柱把棉工作服的领扣系好：“进去以后，好好交代，争取早点出来。大家等着你。”
吉普车开动了，陈宝柱突然推开车门，不顾刑警队员的扯拽，双手抱拳，大声喊着：
“哥们儿，我的活儿拜托哥儿几个了，等光明桥建好了，告我一声。”
吉普车急速驶出了工地，工地上一片肃寂。
这一天的夜格外冷，寒气逼人，滴水成冰，然而光明桥工地迎来的却是一个灯光通明不眠的夜。几乎所有的人都奋战在施工现场上。
第二十章
一
一张当日的报纸从手中滑落下来，高婕无力地闭上眼睛。报上有一条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消息，黄炯辉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独唱音乐会，一举成功。她的报复并没有损伤他，他到底还是去了美国，并且达到了他想达到的目的。而她呢……
她需要有人安慰她，可是没有人能安慰她。张义民不再成为安慰者的角色，相反她却成了张义民的俘虏。张义民现在每次来都被她的父母捧为上宾，那完全是为着她的缘故。他不再怕见到她，甚至连门也不敲，就闯进她的卧室。不再像以前那样规规矩矩，小心翼翼坐在椅子上，而是随随便便斜仰在沙发上，一双沾着积雪的皮靴，毫无顾忌地在刚刚换洗的沙发套上蹭来蹭去。他的眼睛里充满着自信，在这种自信里她却多少看到了几分对她的轻蔑。他的脸上洋溢着一种满足的喜色，那种能够随意驾驭和猎取他所畏惧、谄媚过的对象而自然表现出的洋洋自得。他说话的语气也变了，那些礼貌的，谦恭的，猜度逢迎着她心理的话被一些指令性的，主人般的语言所替代，就像是有意地让她知道他的厉害，并让她为当初她的傲慢而感到懊悔。他完全变了，就像已经成为了她的主人，拥有着把她拾起来或者扔掉的权利。
她厌恶他那副下贱的得意。痛恨他像一只癞皮狗那样，以撕咬一只失去抵抗、挣扎能力的弱鸡去显示威风，换得快乐。她希望自己像那些被侮辱、被遗弃、被失恋弄得心灰意冷的少女们一样，默默地忍受自己内心的痛苦，不需要爱，也不再去爱，无情无欲。但很快，她又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她不是那样的人。黄炯辉带给她的不仅是心灵上的痛苦，同时也带给她生理上的折磨。她忍受不住孤独，无法抗拒生理欲念对她发生的巨大诱惑。张义民对她的放肆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具有了魅力。她对他越来越产生出一种依赖，甚至依附的心理。她过去看不起他的家庭，现在细想想自己的父亲过去不也曾是个农民。张义民踌躇满志，巧于心计，谁能断言他的将来不是父亲一样的人物？她希望在他的身上发现更大的希望之光，只有这样，她才觉得心理能够获得平衡，才能报复黄炯辉对她的负情。只要张义民能够满足她心理和生理上的需要，他对她什么态度，她都可以不在乎。
她不再是过去那个高傲的公主。
一天晚上，这样的事终于发生了，她留下了他。
她和他躺在一起，发现张义民完全不像个初涉房事的男人。他几乎什么都懂，抚摸和触及的部位极为准确，动作也相当熟练，她不觉疑惑了，这些不是读书所能知道的，她第一次时，除了不可抑制的冲动，几乎对其他的具体步骤一无所知，完全被动，听任黄炯辉的摆布。而张义民的热情和冲动却缺少自发性有着一种规定性，就连发泄之后，那种为满足对方需要而做的短暂停留，都像是一个已经结过婚的人。她问他，张义民冷冷地反唇相讥：“你有资格问这个问题吗？”
高婕默然了。她没有资格，也没有勇气和兴趣再追问下去。也许两个具有相同过失的人在一起生活，反倒会相安无事。她一天天等待着，等待父母或者张义民向她提出婚事。结婚是她目前寻到精神解脱的惟一办法。但张义民却闭口不谈结婚的事，母亲也一反常态不再跟她唠叨。为了摆脱痛苦，她等待结婚，为了结婚，她又得痛苦地等待。
她等到了什么？是那个丝毫无损的家庭在美国欢聚，是那个女人对丈夫的宽容和对她的欺骗，是黄炯辉的成功得意。这使她刚刚麻木下来的心，又重新被刺激得发抖。
不知什么时候，高地悄悄走进妹妹的房间，轻轻坐在高婕对面的沙发上，像是想说些什么。
“小婕，我要走了。”半天，高地才说出这句话。
“去哪儿？”高婕似乎还没有从自己的情感天地里走出来。
“去美国。”
“美国，……干什么去？”高婕感到意外。
“自费留学。”
“……我怎么没听你说起过，自费？你在那儿无亲无故，哪来的钱？”
“蓓蒂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