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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足又过了半个小时，高伯年终于又拿起电话，拨到检查团的办公室。
“检查团暂时撤回来。”他说。
“撤？……”对方刚刚向他的检查团团员们传达了市委书记不可动摇的决心，不到一个小时，却又接到了截然相反的指示。
“环线工程，中央很重视，市民们很关心，我们必须保证工程按时竣工。”
“那二公司的问题……”对方还是不懂市委书记为什么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问题跑不了。但现在这个时候，要防备杨建华之流撂挑子，制造停工，以此转移视线。检查团暂时撤回来，二公司的老问题跑不了，新问题还会有。等完工后，再一笔笔清查，那时，就不仅仅是杨建华的问题了。”
高伯年放下电话。经过反复考虑，他做出这个决定，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万全之策。退一步，进两步，在军事和政治斗争中，都是经常运用的策略。环线工程现在是市民的“兴奋点”，深得民心，而阎鸿唤则掌握着这个“点”的制控权。在工程快要竣工时，去揭露问题，群众不会买账，反而会造成工程的半途而废。群众现在盼着交通问题得到解决。盼着环线能改变城市面貌。打破了市民的梦，房子拆了，路修不出来，桥建成个半成品，市民的不满就会冲向他。甚至一些文人还会把他描绘成那种浅薄的、电视剧里某些阻挠改革的领导那种可憎嘴脸。阎鸿唤则成了遇到阻力的改革家。事情就怕，是与非混淆在一起。尤其在经济改革时期，很多问题无定论，说不准的情况下，提反对意见要慎重，要把握住时机，把握住社会心理变化的规律。任何一个大的变化，哪怕是件了不起的创举，在它进行过程中，都要伴随和孕育着一种新的矛盾和新的不和谐，这些在人们追求它的时候是很不容易被发现的，反而视其为宝。但新的矛盾总要爆发，新的不和谐总要表现出来。当人们对新变化的新奇感到熟悉，并逐渐习以为常、失去兴趣的时候，就会重新用挑剔、审视的眼光去看待它了。人们会开始不满、指责，找出千百条理由否定它，包括那些他们曾经热情赞颂和推崇过的人。环线建设过程中，市民对它抱的期望过高，舆论宣传过重，投入的资金、人力、物力过多，牵动面过大。阎鸿唤这种集全市人民精力于一点的做法，本身就给环线建设的评价造成不利因素。只有等它全线通车，当道路管理，工程质量，环线工程投资资金紧张的时候，揭露借改革之机，用承包的形式，有人侵吞了国家大笔资财的问题，就具有了说服力。从而暴露阎鸿唤的所谓“高速度”和“锐意改革”的实质是什么。
阎鸿唤可能会为他的一句话而撤走了检查团而自鸣得意。但他一定要让阎鸿唤为这个“胜利”付出应有的代价。
为了不失一个共产党员的光明磊落，高伯年准备立即写份报告，向中央和纪委如实反映发生在这座城市，发生在这些以改革家自居的中青年干部身上的问题，现在到了应该引起警惕的时候了。
沈萍推门进来：“老高，我跟你商量个事。”
她现在满脑子是女儿的婚事。前天，她找了外贸公司的经理，预定了一套进口家具，昨天又给海关负责人打了长途电话，让他设法处理几件海关没收的家用电器给她。至少要有彩电和冰箱两种，有音响、录像机更好。那个负责人上次动手术，是沈萍亲自为他组织的专家小组会诊，况且他又是高伯年的老部下，事儿再难办，他也得办，黄山大楼那套房子闲置了一年多，她本想找人去整修装饰一下，想了想又改变了主意。她得让高婕在她这儿结婚，暂时住在这幢楼里，她也好照应一下女儿。沈萍已经觉察到张义民对高婕的态度有了变化，她有点儿放心不下。目前，她不想过分计较张义民的态度，等结了婚，她再以丈母娘的身份教训女婿，替女儿把和张义民的关系调理顺。她有这个把握。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只剩下和老头子定定女儿的婚期了。
“我想让高婕他们‘五一’结婚。”沈萍走到桌前。
“你跟他们商量好了？”高伯年摊开稿纸，准备亲自写报告，不愿意让人干扰。
“甭跟他们商量，他们肯定盼着早点儿。”
“小婕同意了？”
“你个糨糊脑瓜子，亏你天天早起遛早儿，耳聋，眼也不灵。告你吧，好几个晚上，张义民就没走，住在小婕屋里了。”沈萍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
“什么？！”高伯年由于恼怒，额上的青筋绷起来，“张义民他怎么敢……”
“瞧你这副正人君子相，好像这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儿。小婕如果不同意，张义民他敢？过去小婕老看不上张义民，现在看情形，她是乐意了。什么事都得辩证地看，小婕和张义民一直交着朋友，这就不为过。所以，我才考虑早点儿让他们结婚，免得再出什么岔子，小婕可再经不住刺激了。”
高伯年无话可说了。“好，那你就给办吧。”他只想快点结束这场对话。
“你说得倒轻松。办，怎么办？为了让小婕心里高兴，得把婚事办得像个样。老百姓办事还得花几千块，摆十几桌呢。这次得把中央的，市里的老战友都请来，搞像样点。”
“你怎么变得这么庸俗？我们是党的领导干部，能和一般群众比这些？现在正抓党风呢，我们不能带这个头。小婕的婚事，多听听张义民家里的意见，量力而行，不能铺张浪费，大操大办。我们得注意影响。”
“你呀，整天在会议、文件里泡着。你也到社会上去走一走，看一看。这不是咱们结婚那会儿，抱一床被来就算结了婚。现在的观念也不是五六十年代什么艰苦朴素、勤俭建国，现在讲究会挣会花、能挣能花的新生活方式。我们存点钱，还不是为了子女。咱们就这么一个女儿，为她我全花了也舍得。我不用张义民办。不是让他把小婕娶走，而是我们娶他张义民。婚事我们办。张义民家也拿不出多少钱，还不是喝点酒，发块糖，闹闹哄哄就完了。我这次想让他们去黄山、庐山、张家界、九寨沟、三峡转一大圈，然后我们到青岛去等他们，在那里举行典礼。让小婕玩个痛快，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忘掉。”
“好吧，好吧。你去办吧，怎么办全可以。”
“我办？我全办就不跟你说了。你得跟各地方提前联系，让他们到哪儿都有个照顾。怎么，你别不耐烦，你是不是父亲，小婕是不是你女儿？”
“我、我、我！！！”高伯年拍打着桌子，“你看不见我正在干什么！”
沈萍连瞥也没瞥桌子上的稿纸：“谁管你干什么？干什么也是白干！你们这些人，有权也不会维护自己利益，左一个改革，右一个政策，一左一右就把权交给了别人。共产党打下了天下，现在，打天下的共产党人还没死，坐天下的就换了人。你到下面瞧瞧去，掌实权的还有几个正经共产党人。”
“你胡说些什么？！”高伯年没料到引出沈萍这么一番话。
“胡说？我们局五个局长，一个摘帽右派，一个五八年的归国华侨，一个民主人士，一个一直也入不了党的非党群众，一个六二年才毕业的大学生。党委书记的党龄还不到七年。这就是你们的干部路线，让有资格的，一心跟党走的党员靠边站。”
“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些？你不也是和平时期入党的嘛？”高伯年站起身，沈萍的话使他恼怒。
“我没资格？对，你有吧！”沈萍冷笑一声，“可你离靠边站还远吗？你该明白了，手中有一天权，用与不用，结果都一样。谨小慎微也好，维护影响也好，廉洁奉公也好，铁面无私也好。到头来，都得离休，都摆脱不了你离开政治舞台后的冷落，你等着瞧吧。”妻子的话狠狠刺痛了高伯年，他颓唐地坐回到转椅上。
沈萍不想再跟丈夫争论。她恨他的迂腐，没有他，事情她照样能办。她转身准备离开。这时，门边茶几上的电话铃响了，这是门卫通向这儿的内线电话。
通过这个电话来访的人，都是些基层干部，亲戚朋友等不速之客，现在，高伯年不想接待任何人的来访。
“你接一下，就说我不在……”
沈萍没好气地拿起电话：“喂，我是……谁？”她的脸骤然间凝固了，只觉得心里怦怦跳，“告诉他，伯年同志不在。什么？……就说我也不在。”
她听到电话里，门卫向来人解释，她刚要放下电话，话筒里又传来急促的声音：“沈萍、沈萍。我是王守义呀，我只求见一面，就五分钟、五分钟……不然，我明天还要来。”
沈萍只觉得周身的血液向心底流去，话筒里的声音越是迫不及待，她就越感到恐惧。二十多年了，他来干什么？这些年，她不知道王守义的下落，也不想打听，更不想听到这个名字，见到这个人。可他偏偏又出现了。
“谁呀？”高伯年听出对方是向沈萍陈述进来的理由，他担心来访者是否有重要的事情找他。
沈萍狠了狠心：“让他进来吧。”她放下电话，竭力掩饰自己惊恐不安的神色。
“找我的？”高伯年仍不放心地问。
问话提醒了沈萍，她做出十分厌烦的样子：“没你的事，找我的，一个老同学。现在有些人真讨厌，以为我这个书记夫人什么事都能办，尽来找你的麻烦。”
高伯年倒希望有些事能缠住沈萍，免得她一趟趟地进来干扰他：“既然是老同学，就见见，别让人说你摆架子，不过要讲原则。”
“用不着你指示，你就记住别露面，什么事我对付。”
沈萍出去了。
高伯年长长出了一口气。他现在需要独自一个人好好考虑一下要办的这件重要的事情。
沈萍让保姆把王守义带到会议室，然后吩咐保姆：“你去忙你的事吧，这个客人，不用招待。”
保姆应声走开。沈萍这才捋了捋头发，走进会客室。
沙发上坐着一个又矮又胖，花白头发的小老头，倘不是事先通了电话，沈萍万万想不到他就是当年的王守义。
“你来干什么？”沈萍冷冷地问，心里有点发慌。
王守义慌忙站起身，不知道是由于紧张还是激动，声音有点发颤：“高书记救了我，我特地来向他表示感谢。”他一边说，一边躬着腰。
“怎么回事？”沈萍仍有些紧张地坐在离他很远的沙发上。她不知道王守义被撤职，又因高伯年一个批示官复原职的事。她不愿意去看那张脸，随手拿起茶几上的茶杯，眼睛盯在茶杯的细花纹上。但她还是感觉到他的目光掠过她的手，在她身上徘徊了一阵，最后停留在她脸上。她越发不敢抬头正视他。
她的表情，在王守义的眼里，产生了另一种效果，完完全全是一个贵夫人表现出的傲慢。
这次来高宅，王守义犹豫了很长时间，才下了决心。这么多年，他不敢再跟沈萍联系，也不敢打听一下生在高家的儿子。他害怕，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他怕听到“高伯年”三个字，高伯年由副市长，升到市长，又当了市委书记。高伯年的地位越高，他就越害怕。如果市委书记知道了他在书记夫人身上干的事情，会毫不留情地把他碾成齑粉。对市委书记来说，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王守义只有听到人们在私下议论到市委书记，或晚上老婆的表现令他不很满意的时候，才偶尔在心里回味一下年轻时追求沈萍失败后留在他心里的怅惘和那一次突兀而来的艳遇带给他的热辣辣的空虚。直到近几年，一次高伯年到区里检查工作，他才确信高伯年早已忘了他这个名字而且根本不记得他这个人。他才知道，二十来年的战战兢兢竟完全是多余的。高伯年怎么会知道呢，他害怕丢官，沈萍当然更害怕丢掉夫人的位置，而这个秘密只有他和她两个人知道。他的心安稳了。这次他被康克俭撤了职，他破釜沉舟，豁出去了，才抱着自己好受不了也不让康克俭好受的念头，给高伯年和阎鸿唤各寄了一份告状信。他只抱着一线希望。没料到高伯年一笔了却了自己的错误，已经失去的一切又都乖乖地回来了，这让他不禁又萌发了一种新的念头。
他现在尽管职务恢复了，但事情并不等于全解决了。康克俭年轻气盛，霸道得很，这口气不会轻易咽下去，说不定什么时候，捉住什么把柄，还会整他，报这“一箭之仇”。康克俭有能耐，而且根子连在阎鸿唤那棵大树上，肯定还会往上升迁。庆幸之余，他不得不念及后路。但总不能老小心翼翼，夹尾巴做人，那样徒有个职务又有何用？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解决：得再弄套房子，女儿的工作需要调调，离休后能否按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