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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与小小英吉利从英伦三岛扩张成“日不落”大帝国、与小小的俄罗斯公国扩张成横跨欧亚的俄罗斯大帝国、与西欧民族从小半个欧洲扩张成囊括北美、南美、大洋洲三大洲的“大帝国”相比，还是相距甚远。俄罗斯从满清手里夺走大片领土，恰恰是中国的农耕和儒家软化了满清的恶果。然而，如果没有满清残存的狼性格，那么到满清末期的中国就连东三省、伊犁，甚至整个新疆和西藏都保不住。
特别要强调的是，中国现有的国土由汉族的汉朝所开创，由鲜卑和汉族联姻的唐朝所发展，又由蒙古族的元朝所扩大，最后由满族的清朝所恢复、扩大和坚守下来。汉唐元清这四个大朝代之所以有此重大贡献，原因就在于，这四个朝代都是民族性格中狼性羊性结合较好、狼性略大于羊性的强悍时代。这四个伟大朝代，从统治民族的成份上来看，纯汉族占统治地位的只有汉朝，唐朝则是汉族和鲜卑族联合执政，而元清两朝就完全是游牧民族执政。
从四个伟大朝代定都的位置，也可以看出游牧草原、游牧精神和性格的伟大潜在的作用和影响。一个王朝的首都是这个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一个王朝的性格中心。汉唐元明四个朝代的首都都定在农耕与游牧交界和接近的地方，汉唐的首都是长安，靠近西北游牧区；元清的首都在北京，靠近北方草原。这说明强悍朝代的首都都是靠近强悍的土地的。北京与汉唐时期的长安都处于民风强悍的北方，所不同的是：北京不处于中华农耕文明的中原腹地，也远离中华农耕民族的母亲河——黄河，而靠近中华民族的祖母——大草原。北京是金、辽、蒙古和满清三个游牧民族长期定都的地方，主要是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中华政治、文化和民族性格的中心。在横跨欧亚的蒙古大帝国的盛期，北京曾成为“世界之都”，这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惟一成为世界之都的城市。而且北京又比长安更接近大海，建都北京有利于中华民族继承游牧精神，并向海洋开放和发展，再获得海洋“游牧精神”。中国的首都最终能定在北京，依然要归功于中华游牧民族，特别是蒙古族和女真族；定都北京也表明炎黄子孙在民族潜意识的深处，对游牧精神的崇敬和向往。
此外，中国最杰出的女政治家也都出在汉唐元清这四个开拓向上的朝代，如汉唐的吕后、武则天，满清的蒙古族女杰孝庄皇太后。这三位伟大的女性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不是缠足小脚女人，孝庄皇太后还曾是严禁满族和汉族女人缠足的开放派。缠足是中国汉族最大恶习之一，缠足也恰恰开始于汉唐以后农耕和儒家势力最盛、民族性格最弱的宋朝。摧残和束缚被统治者的自由独立精神是儒家的主旨，儒家不仅把汉民族驯化为羊，竟然还把汉族妇女束缚成残肢小脚、“残废羊”。宋朝以后儒家文人和农家男人共同痴迷追捧“三寸金莲”，共同摧残了世界上数量最众的妇女，这已成为世界史上最残忍最反人性的一页，是中国人在世界各民族面前最丢人最遭耻笑的事情。
辽阔的国土是中华文明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而西北广袤的国土又是中华文明的根和屏障。从整体上看，中华游牧民族对中国国土的贡献要大大超过汉族，蒙古族和满族的贡献尤为重大。而满族则是中国国土的关键性的确定者。后来，到民国时期，汉人政权又丢掉了辽阔的外蒙古。1946年1月，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
其次，满族的清朝除了对中国国土的巨大贡献外，又再次给予华夏民族更长时期的输血。中华民族的人文祖先炎黄二帝是游牧族，中华民族出身于游牧民族，血管里曾经流淌的是强悍的狼性血液。后来经过历史上游牧民族一次次的强大输血，尤其是蒙古族近一个世纪的输血，特别是满族的最后两个半世纪的输血，总算使中华民族得以保土保文保种坚持到近代。现在，中华民族仍有不少自身的和游牧民族输入的狼性血液，再加上从西方输入的先进文明和生产方式，这些就是中国复兴的资源。清末以后，中华民族所表现出来的持久反帝反封建的强悍民族精神，就是来源于游牧炎黄的血液遗产和游牧民族所不断注入的生命活力。
满清入主中华给五千年的中国古代史画了个句号。中国古代的民族执政的历史，从游牧的炎黄族开始到游牧的女真族结束，从游牧到游牧，这决非偶然，而是中国特殊的环境和两种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农耕文明这条支流，总算通过游牧民族的一次又一次的输血作用，才把它又重新拧回到世界文明的主航道里来。这个“轮回”深刻说明了一个普遍真理：民族文明是流，而民族性格是源。没有强悍性格的民族虽然可以创造文明，但是常常连自己的民族都保不住，就更谈不上保住和延续文明了。世界和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大多进了历史博物馆，但是游牧民族及其后代的狼一样勇猛进取的游牧精神和性格却仍保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可以把一个又一个的古老文明送进博物馆，还可以雄心勃勃地创造一个又一个新文明。
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勤劳主要来自于中华农耕民族的性格贡献，而勇敢则主要来自于中华游牧民族的性格贡献。二者缺一不可，但是，对于农耕人口占绝大多数、农耕历史那样漫长的中华民族来说，主要欠缺的却是勇敢进取，没有勇敢进取的性格和精神，勤劳往往就是劳而无功，或为他人作嫁。
说到底，世界文明的竞争，最根本的还是民族国民性格的竞争。西方先进的民主制度和科学技术，是建立在强悍进取的民族性格的基础之上的。华夏民族要赶超西方，就必须在改变农耕民族存在和农耕民族性格上痛下功夫。
我总算用游牧民族狼图腾的这把梳子，把中国史家用儒家精神故意弄乱的历史重新梳通了。吃透以狼图腾为核心的中国游牧精神，以及它对华夏不断输血的历史，就可以弄清几千年来世界上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从未中断，也可以知道中国未来能否腾飞的奥秘究竟在何处。
但是，理解和掌握狼图腾精神极为困难，关键是需要弄清楚中国的游牧民族为什么崇拜狼图腾。中国史家大多知道中国的游牧民族崇拜狼图腾，可就是难以理解中国游牧民族为什么崇拜狼图腾。例如，蒙古史权威韩儒林先生说：“依突厥人之意，本族由狼繁衍，似较他种优越。其理由虽不可知，而可汗固尝以此自骄。”这“理由不可知”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汉人脱离大草原太久，对狼图腾认识的局限性就难以克服。有些重大课题在书斋中是不可能钻透的。咱俩深入蒙古原始草原十年之久，带着强烈的兴趣和疑问，跟草原狼零距离和近距离地打了好几年的交道，才总算克服了汉人的局限性。现在我必须尽快地把咱们的认识传播给汉民族，只有弥补了民族认识上的严重缺陷，才有可能去弥补民族性格上的巨大缺失。
杨克叹道：要是你的理论能成立，中国的二十四史就该重写了。儒家写的二十四史肯定是一面之辞，偏见极多。我完全赞同重写历史，不管写成什么样，但必须重写！
陈阵说：严格地说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国古文化是农耕文化，又是史家文化，以农为本，独尊儒术，抹杀游牧，贬损“四夷”。中国历史不仅要重写，而且还需要革命。我特别赞同梁启超先生的一段话，他在《新史学·中国之旧史》一文中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我认为，如果不“引狼入史”，不把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狼图腾精神引入史界，中国史界则永远是一潭死水，二十五史也永远是儒家庸医记录的一部误诊中华的厚厚病历，这也势必延误中国的治疗和改革。在当今中国，传播小农意识和儒家封建专制的历史电视剧长盛不衰，让人深感痛心和悲哀。
陈阵望着草原的落日，并不觉得饿，依然滔滔不绝地往下讲：
我还要特别要强调中华民族精神问题。现在人们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精神，其实这种精神的源头和实质就是炎黄先祖的游牧精神和草原精神，其核心就是狼图腾精神，并通过几千年来游牧民族的不断输入和补充而得以确立。实际上，最能概括中华民族精神的就是两句早期的儒家格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这四个“不”：不息、不淫、不移、不屈；就是典型的狼精神和狼图腾精神，也是对狼图腾精神的准确写照和高度概括。每条蒙古草原狼都具备这种强悍的“四不精神”，而且早在几万年以前这种精神就已成为草原狼的“全民精神”了。可是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达不到这种精神高度，它只是华夏先贤号召人们景仰、追求和学习的精神楷模。因此，强悍的“四不精神”是名副其实的狼精神。早期儒家先贤用这种四不精神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华儿女和民族英雄，但是四不精神还不能成为农耕民族的“全民精神”。否则，中国历史上就不会出现那么多次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和中国的事例，也不会在抗日战争时期冒出几百万汉奸伪军，堪称世界之最。
草原游牧民族要比汉人更了解狼，因此也就敬佩狼，崇敬狼精神，并把这种精神置于民族图腾精神的至高无上的位置，所以，草原民族在四不精神的普及程度上，要大大超过农耕民族。而正是由于草原民族对农耕民族的长期不断的输血和混血，才使整个中华民族断断续续地延续了四不精神，也就是中华民族精神。
因此，如果从中华民族精神中抽掉了游牧民族的不息不淫不移不屈的狼图腾精神，那么
还能剩下什么呢？剩下的可能只有宋明理学精神了。现在，谁还敢把宋明理学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实际上是中华大地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共同创造的民族精神，但以游牧精神和狼图腾精神为魂。
我们汉人真应该充分认识和肯定草原民族对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感谢和学习草原狼和草原民族。真应该对草原、草原狼和草原人作最大的补偿。
杨克忿忿地说：现在不要说是感谢和补偿了，就是制止对草原的掠夺和瞎指挥都难上加难。
陈阵说：我认为，中国儒家正统思想和史家文化里有一个最可恶的东西，就是全盘抹杀游牧民族对中华民族和文明的救命性的贡献。中国传统观点总是鼓吹中国古文明如何如何优越，中国的农耕文明和正统儒家具有如何强大的生命力，其他三大农耕文明古国的文明都是失落的文明，都没有坚持延续下来，而只有中国的古文明没有中断，而一直坚持到近现代。然而，根据中国历史五千年发展的事实，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坚持到近代，是不能离开游牧民族长期不断的输血的。否认游牧民族的救命性的输血贡献，就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这种观点不仅大大削弱对保守腐朽的小农意识和正统儒学的批判力度，使其得以残存，继续弱化和束缚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精神，而且也会对中国病发生严重误诊。
建国以来的治国方略都未能对症下药，都没有集中力量对农耕的病根痛下猛药，甚至继续迷恋农耕，鼓吹农耕，提高农耕地位，提拔农耕干部。在文革时期，甚至还要把城市知识分子赶到农村去当农民，这就导致小农意识和家长专制意识日益浓厚。也导致农耕人口急剧膨胀，甚至大有超过五千年农耕人口总和的趋势。虽然目前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降到次要地位，然而农耕人口依然占绝对优势，九亿具有农耕性格和意识的农耕人口，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现实的“民族存在”，如此庞大深厚的农耕意识和性格“存在”，将长期影响和熏染中国的行政官员、知识分子、工商阶层、工人市民，以及到新生阶层的机体内。
百年来，中国老病频频复发，本质性的维新和改革屡屡受挫，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至今为止仍然未能从根本上转换自己民族的性格。因而，直到现在，中华民族尚未发展到能够绝对把握自己民族命运的阶段。史界之革命，当今中国之革命，就是要以狼图腾精神革农耕性格的命，革儒家“温良敦厚”误导中华之命。
然而，20年艰难痛苦的改革，中国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已有了长足进步，民族存在开始改变，民族存在决定民族性格的规律开始向强悍的方向发生作用。中国人的性格也开始自发地向狼图腾精神回归：儿童刊物《大灰狼》受到孩子们的欢迎；歌曲《北方的狼》唱红了中华大地；以狼的强悍性格“与狼共舞”，成为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