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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半天也不吃。
忠大娘撅起嘴，斜起黑眼仁盯着，把碗向忠大伯跟前挪挪，说：“快吃饭吧，饺子凉了！”
忠大伯说：“你们吃吧，我不想吃。”
忠大娘听得说，瞟了他一眼说：“什么，又不吃了？”
忠大伯说：“我心里闷得慌。”
忠大娘说：“就是那么爱忧愁，象个孩子，芥子大的事儿也忧愁。家里也没什么好吃穿，年幼的人们到外头去闯荡闯荡，经经困难也好。”说着，她把碗在忠大伯跟前一顿，说：“给我吃了！看看你，遇上一点小事就不好好吃饭，吃了！”
忠大伯慑着眼睛看了看她，不言声儿端起碗来。忠大娘见人们都看着她，脸上一红，说：“你不知道他这个性道，就是得管着点儿，不能光由着他。”
忠大伯吃完饭，天黑下来，说了会子话，人们才散了。一家人吹灯睡觉，明天大贵还要上路呢。
大贵心眼悍实，在那个社会里，虽然出了这么大事情，他要离开家乡去给军阀们当兵了，还象没事人儿，把脑袋在枕上一搁，就呼呀呼地睡着了。朱老忠翻过来掉过去地睡不着觉，他自小里就是这个脾气，想干的事情一定要干成；想下关东，抬起腿来就闯了关东。好不容易到了关东，受了千辛万苦，才安下家立下业来，又想起家乡。本来贵他娘嫁他的时候，早就说好，不能离开她的家乡。他又舍不得她，死乞白赖，苦苦央求。贵他娘一时心思绵软，才折变了家产，跟他回老家。不管千难万难吧，总算回到家乡了。家乡无房也无地，他们又亲自下手盖房。好不容易把房盖上，有了家窝住处，大贵又被冯老兰抓了兵。一大溜子作难的事情集在他们身上，他抬起眼睛看了看满屋子黑暗，说：“天呀！天呀！”这时他的心肝就象要呲裂了，好不难受！心里又嘀咕起来：
“他好霸道！要压得我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一个人想想这个，又想想那个，说什么也睡不着觉。只觉得心里焦渴，身上发烧。抬起头来看了看，窗外黑黑的，街上有敲木梆儿的声音，起了更了。他又把头放在枕头上，想到他再没有别的亲人，就只有贵他娘和两个孩子。一时觉得贵他娘对他的恩情比海还深，比山还重。
这话一点不假，朱老忠年幼的时候，光棍汉儿一条。今天走到南，明天又闯到北，象棵没根儿的蓬蒿，心上拴不住笼头。鞋鞋袜袜没人做，睡起觉来缺半边人儿。自从贵他娘坐在他的炕头上，冬穿棉夏穿单，不管破的烂的，缝洗得干净利落，到什么季节，不用说话，衣裳就穿在身上。下地做活，黑灯瞎火地走回来，一进门有饭吃，一拎壶有水喝。不管走了多么远的路程，一进门炕上有个舒心的人儿，就象减轻了身上的疲劳。两个人搭了十几二十年的伙计，没拌过嘴，没吵过架，老夫妻总是睡在一条炕上。朱老忠常想：睡在她的身边呀，不穿棉袄过得了冬，不扇蒲扇过得了夏，忘了饥忘了渴。夜深了，睡不着觉的时候，两口子常说闲话儿，朱老忠要说：“贵他娘！贵他娘！你就是咱的活神仙！有了你，我也扒住碗沿子了。”贵他娘就说：“俺不是什么活神仙，就是会做两手苦活呀！”
朱老忠睡不着觉，贵他娘也失了困。孩子被抓了兵，明天就要离开家。娘呀，她的心象在滚油里煎着。军阀混战的年头去当兵，死着回来，还是活着回来，还不一定。她的心，闪闪飘飘，跳个不停。由不得又想起死去的父亲和母亲，想起她的一生：
贵他娘一生下来，娘就死了。爹穷得不行，养不起她，为了得到一点钱和一点粮食，养家糊口。她十七岁上那年就出了嫁。不承望生下一个孩子，那人儿又病死了。年轻的寡妇，孤零一人，在关东那个人烟稀落的荒村野屯上，有的是吃人的狼。她一个人忍气吞声过日子，晴天白日插着门，夜晚把门闩结实才敢睡觉。可是，瓮里没有水，坛里没有面，小孩子没有奶吃，饿得黑间白日咕哇咕哇地叫，实在使她心焦。孩子瘦得象皮包骨头，不久就饿死了。在一天夜里，她把孩尸用席头裹起，一个人抱起来跑到野地里，用手刨了个坑埋上。哭了两声，说：“短命的孩子，你生得不遇时了，爹死了娘还年轻，没法子把你拉扯大！”
孩子死后，又过了一年苦日子，她觉得实在守不住。越是在艰难的岁月里，越想亲人。她倒不象别人一样，要守寡一辈子，满心眼里愿意找个靠身子的人儿。
家族长是个白了尾巴梢的老狼，瞪着两只大眼睛，看着她身子骨结实又漂亮，黑夜里跳过墙来，要和她做伴，她死也不开门。那家伙老羞成怒，逼着她往前走。使了她二百块钱的彩礼，才答应她抱起被子，走到朱老忠家里。自此以后，碾有人推，水有人挑，头痛脑热有人看孩子，刮风下雨有人给她拾掇院子。两口子操持了多少年，才象家子人家了，朱老忠又要回老家。她想：也好，离开老狼们远点儿，心里也好安静。今天她才知道：天下老鸹一般黑，老狼都是吃肉的，冯老兰早就白了尾巴梢儿！反来复去想着，难过得不行。
朱老忠见贵他娘睡不着觉，划个火柴，抬起半截身子，点着墙上那盏小油灯。灯上冒起浑红的焰苗，在风前颤抖。看了看窗户还不亮，听不见鸡叫，他又翻了个身，问：“贵他娘！
贵他娘！你身上不好？”
贵他娘说：“不，不不好。孩子要走了，我心里难受。”
朱老忠说：“谁不难受哩，又有什么办法？”
贵他娘说：“孩子离开娘，瓜儿离了秧，这样的年头去当兵……”
朱老忠听着，象枣棘刺着他的心，半天不说话。贵他娘说：“你想回乡，我就跟你回来。自从回到家乡，你看，这怎么能过得了日子？冯老兰比俺家族长还厉害！”
朱老忠猛地说：“我不服他这个，走着瞧，出水才看两腿泥哩！”他说了这句话，再也听不见贵他娘说什么，抬起头来看了看，她已睡着，他就近给她盖好被子。看看贵他娘善良的面容，他的心上说不出地感激；有了她，才有了孩子们。有了她，才象一家子人家。有了她，他才不孤单。她分担了生活的担子，她帮助他在穷困的生活中挣扎。要是没有她，甭说成不了一家子人家，生活还很难过下去呢！他又看了看大贵，那孩子抱着脑袋睡得欢着哩。
就在这天晚上，运涛从大贵家里走回来，心里想：“要是不叫大贵去看戏，也抓不了兵。”他一想到这里，心上就冷冷漠漠的，一个人走到春兰家门口，一敲门，春兰走出来开门。运涛走到机房里点着灯，想看一会书。春兰立在炕边不走，她问：“大贵被抓兵了？”
运涛说：“唔！”
春兰又问：“你叫他去看戏来？”
运涛说：“唔！”
春兰撅起嘴唇说：“上西锁井去，也不经点心，那人们净会放火打黑枪。去了也罢，也不看着点儿，活活叫人抓住。”
运涛说：“他生心要抓你，找你的岔子，说什么也不行。
谁又长着前后眼？”
两人楞在那里，为大贵的命运担心，两颗心同时突突地跳动。第二天早晨，运涛一起身就去看大贵。忠大娘又给大贵做了顿好吃的，朱大贵吃完了饭，忠大娘给他穿上一身新衣裳，把常穿的衣裳包了个小包袱，叫他拿着。大贵又挑了几件扔下，说：“当上兵，什么都有了。”
忠大伯在一边看着，呆了半天才说：“我先说给你，大贵！咱当兵不象别人家，不能抢抢夺夺，不能伤害人家性命，你打枪的时候净朝着天上。”
严运涛、忠大伯、朱老明、朱老星、伍老拔，还有江涛和二贵，送大贵到招兵处去。边走着，运涛就着大贵的耳朵说：“兄弟！哥哥对不起你，你去吧，干好了也给我来个信，我也去找你。”大贵说：“好，就是吧，巴望我回来的时候，弟兄们还能见到面！”运涛说：“怎么能见不到面哩！”一行说着，忠大娘从后头跟上来。走到苇塘边上，伸手扯住大贵，把几个煮熟了的鸡蛋掖进大贵口袋里，说：“孩子！想不到从关外躲到关里，也躲不开他们！你出去了，要保重身体。你离开娘了，娘也照顾不了你了。夜里把被子盖好，小心别着了凉。到了吃饭的时候，吃好吃歹的，你也吃口子。人是铁，饭是钢啊……”说着，掉下几点泪，她用袖子遮住。几年来她还没有流过眼泪哩！
大贵眼珠子闪出晶亮的光，不等母亲说完，就说：“娘！
哭什么？等你想我的时候，我踏脚儿就跑回来！”忠大娘一下子又笑了，说：“看你说得容易！到了军队上，就是人家的人了，人家愿打就打，愿骂就骂。”说着又哭出来。
大贵说：“那里，我长着腿哩！”
说着，忠大伯他们已经走上西坡，站在那里等着。运涛在一边看着，见母子俩难离难舍。眼圈儿一阵发酸，也流出泪来，心里说：“谁知道！这是什么命运哩？”江涛眨巴着又黑又长的眼睫毛，默默地不说什么。二贵离不得哥哥，他们自小在一块长大，这一去说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只是一股劲地哭。
大贵被冯老兰抓兵走了，运涛心上也犯嘀咕。附近村庄上，不断地出放火打黑枪的事。他更变得少言寡语，净好闷着头儿想事。人们都说：“这人心里可有数儿！”他白天在梨园里做活，晚上插上门，在机房里点上小油灯看《水浒传》。春兰和江涛趴在一边，拿着笔写写画画。运涛给他们讲故事，教他们打算盘。不到一年，春兰讲得故事顺口流。江涛打得算珠夸夸地响，好象是大街上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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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第14节
事情过去，到了第二年的春天，运涛耪完家里的地，背上个小铺盖卷，出外打短工。他往北走出去十几里路，才下了市。做了两天活，又赶上天下雨，就找了个小梢门洞坐下看书。从早到晚，雨声叮叮当当，下个不停。
这个小梢门，朝北开着，面对一片大敞洼。门外有一棵老香椿树，树下有个小井台，雨点在井台上淅淅沥沥下着，他坐在门槛上看书。眼看天快黑下来，运涛肚子里也饿了，想吃点东西，又无处去吃。正在犹豫，从梢门里走出一个人来。
这人有三十多岁，高身材白净面皮，脸上有短短的黑胡髭。穿一身白裤褂，尖皂鞋子。看天黑了，门下还坐着一个人，他问：“你是哪里人？在这里坐一天！”
运涛仄起头，看了看他，说：“小严村的，出外打短工，碰上下雨天。”
那人接过他手里的书，看了看说：“《水浒传》，你上过几年学？”
运涛说：“二年，是自己习会字的。”
那人点点头，又问：“你家里人都是干什么？”运涛说：“父亲是个泥瓦匠。我除了做农活，还能织织布，打个短工。”
那人又点点头，默默地说：“乡村知识分子！”
运涛腼腆地笑了，说：“咱算是什么知识……庄稼人认识几个字儿罢了。”
那人说：“庄稼人能读《水浒传》，就算不错了！”
运涛看他是个有知识的人，就和他谈起来。从读书谈到写字，谈到“国民革命”。那人也坐在门槛上，接过运涛的小烟袋抽烟。不知不觉，夜黑下来，那人看他年轻，又老实本分，上下打量了一下，说：“天黑了，你走不了了，宿在俺家吧！”
运涛说：“敢情那么好！”又问了主家姓名。那个人姓贾，是城里高小学堂的教员，人们不跟他叫名字，都跟他叫贾老师。运涛一听，合不拢嘴的笑，他一生还没和有知识的人谈过话，今天却谈得这么投洽，也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他。
贾老师把他引进门，门洞里有个小门房，是个牛屋。一只老牛，正咯吱吱地吃着草。屋西头有条小坑，炕边有个小草池，贾老师叫他把行李放在炕上，坐下来休息。他仄起头，瞧着屋顶迟疑了一刻，又温声细气问运涛：“目前乡村里，农民生活越来越困难，是一些个什么原因？”
运涛坐着草池，把两只胳膊戳在膝盖上，拄着下巴呆着，听得问他，慢悠悠地抬起头来，说：“原因挺多呀！眼下农民种出来的东西都不值钱，日用百货，油啦、盐啦、布啦，都挺贵。买把锄头，就得花一两块钱。大多数农民，缺吃少烧。要使帐，利钱挺大，要租种土地，地租又挺重。打短工、扛长活，都挣不来多少钱，人们一历一历地都不行了。”
贾老师看运涛说话，很有根柢，抬起头思乎了思乎，点点头说：“是呀！日用品贵，农产品贱，‘租’‘利’奇重，农民阶级渐渐地要破产了！”又眨巴着黑眼睛问：“还有什么原因？”
运涛文化不高，猜摸着也能听懂他的话，说：“原因吗？租谷虽重，利息虽高，一年只有一次，如今这个捐那个税的太多了。地丁银预征到十年以后，此外还有学捐，团警捐……
咳！多到没有数了！”
贾老师不等运涛说完，把大手一按，撩起衣襟坐在运涛一边，亲切地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