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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四个人一起做的。
最初的一个月，我的同房们对我太好，除了铺床之外，什么都不许我做，我们总是抢着做事情。
三个月以后，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开始不定期地铺自己的床，又铺别人床，起初我默默地铺两个床，以后是三个，接着是四个。
最初同住时，大家抢着扫地，不许我动扫把。三个月以后，我静静地擦着桌子，挂着别人丢下来的衣服，洗脏了的地，清理隔日掉在地上的废纸。而我的同房们，跑出跑进，丢给我灿烂的一笑，我在做什么，她们再也看不到，也再也不知道铺她们自己的床了。
我有一天在早饭桌上对这几个同房说：“你们自己的床我不再铺了，打扫每人轮流一天。”
她们笑咪咪地满口答应了。但是第二天，床是铺了，内务仍然不弄。
我内心十分气不过，但是看见一个房间那么乱，我有空了总不声不响地收拾了。我总不忘记父母叮嘱的话，凡事要忍让。
半年下来，我已经成为宿舍最受欢迎的人物。我以为自己正在大做国民外交，内心沾沾自喜，越发要自己人缘好，谁托的事也答应。
我有许多美丽的衣服，搬进宿舍时的确轰动过一大阵子，我的院长还特别分配了我一个大衣柜挂衣服。
起初，我的衣服只有我一个人穿，我的鞋子也是自己踏在步子下面走。等到跟这三十六个女孩子混熟了之后，我的衣柜就成了时装店，每天有不同的女同学来借衣服，我沉着气给她们乱挑，一句抗议的话也不说。
开始，这个时装店是每日交易，有借有还，还算守规矩。渐渐地，她们看我这鬼子那么好说话，就自己动手拿了。每天吃饭时，可以有五、六个女孩子同时穿着我的衣服谈笑自若，大家都亲热地叫着我宝贝、太阳、美人……等等奇怪的称呼。
说起三毛来，总是赞不绝口，没有一个人说我的坏话。但是我的心情，却越来越沉落起来。
我因为当时没有固定的男朋友，平日下课了总在宿舍里念书，看上去不象其他女同学那么忙碌。
如果我在宿舍，找我的电话就会由不同的人打回来。
——三毛，天下雨了，快去收我的衣服。
——三毛，我在外面吃晚饭，你醒着别睡，替我开门。
——三毛，我的宝贝，快下楼替我去烫一下那条红裤子，我回来换了马上又要出去，拜托你！
——替我留份菜，美人，我马上赶回来。
放下这种支使人的电话，洗头的同学又在大叫——亲爱的，快来替我卷头发，你的指甲油随手带过来。
刚上楼，同住的宝贝又在埋怨——三毛，今天院长骂人了，你怎么没扫地。
这样的日子，我忍着过下来。每一个女同学，都当我是她最好的朋友。宿舍里选学生代表，大家都选上我，所谓宿舍代表，就是事务股长，什么杂事都是我做。
我一再地思想，为什么我要凡事退让？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我要助人？因为那是美德。为什么我不抗议？因为我有修养。为什么我偏偏要做那么多事？因为我能干。为什么我不生气？因为我不是在家里。
我的父母用中国的礼教来教育我，我完全遵从了，实现了；而且他们说，吃亏就是便宜。如今我真是货真价实成了一个便宜的人了。
对待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的社会，我父母所教导的那一套果然大得人心，的确是人人的宝贝，也是人人眼里的傻瓜。
我，自认并没有做错什么，可是我完全丧失了自信。一个完美的中国人，在一群欺善怕恶的洋鬼子里，是行不太通的啊！我那时年纪小，不知如何改变，只一味退让着。
有那么一个晚上，宿舍的女孩子偷了望弥撒的甜酒，统统挤到我的床上来横七竖八地坐着、躺着、吊着，每个人传着酒喝。这种违规的事情，做来自是有趣极了。开始闹得还不大声，后来借酒装疯，一个个都笑成了疯子一般。我那夜在想，就算我是个真英雄林冲，也要被她们逼上粱山了。
我，虽然也喝了传过来的酒，但我不喜欢这群人在我床上躺，我说了四次——好啦！走啦！不然去别人房里闹——但是没有一个人理会我，我忍无可忍，站起来把窗子哗的一下拉开来，而那时候她们正笑得天翻地覆，吵闹的声音在深夜里好似雷鸣一样。
“三毛，关窗，你要冻死我们吗？”不知那一个又在大吼。
我正待发作，楼梯上一阵响声，再一回头，院长铁青着脸站在门边，她本来不是一个十分可亲的妇人，这时候，中年的脸，冷得好似冰一样。
“疯了，你们疯了，说，是谁起的头？”她大吼一声，吵闹的声音一下子完全静了下来，每一个女孩子都低下了头。
我站着靠着窗，坦然地看着这场好戏，却忘了这些人正在我的床上闹。
“三毛，是你。我早就想警告你要安分，看在你是外国学生的份上，从来不说你，你替我滚出去，我早听说是你在卖避孕药——你这个败类！”
我听见她居然针对着我破口大骂，惊气得要昏了过去，我马上叫起来：“我？
是我？卖药的是贝蒂，你弄弄清楚！”
“你还耍赖，给我闭嘴！”院长又大吼起来。
我在这个宿舍里，一向做着最合作的一分子，也是最受气的一分子，今天被院长这么一冤枉，多少委屈和愤怒一下子象火山似的爆发出来。我尖叫着沙哑地哭了出来，那时我没有处世的经验，完全不知如何下台。我冲出房间去，跑到走廊上看到扫把，拉住了扫把又冲回房间，对着那一群同学，举起扫把来开始如雨点似地打下去。我又叫又打，拚了必死的决心在发泄我平日忍在心里的怒火。
同学们没料到我会突然打她们，吓得也尖叫起来。我不停地乱打，背后给人抱住，我转身给那个人一个大耳光，又用力踢一个向我正面冲过来女孩子的胸部。一时里我们这间神哭鬼号，别间的女孩子们都跳起床来看，有人叫着——打电话喊警察，快，打电话——我的扫把给人硬抢下来了，我看见桌上的宽口大花瓶，我举起它来，对着院长连花带水泼过去，她没料到我那么敏捷，退都来不及退就给泼了一身。
我终于被一群人牢牢地捉住了，我开始吐捉我的人的口水，一面破口大骂——婊子！婊子！
院长的脸气得扭曲了，她镇静地大吼——统统回去睡觉，不许再打！三毛，你明天当众道歉，再去向神父忏悔——“我？”我又尖叫起来，冲过人群，拿起架子上的厚书又要丢出去，院长上半身全是水和花瓣，她狠狠地盯了我一眼，走掉了。
女孩子们平日只知道我是小傻瓜，亲爱的，那个晚上，她们每一个都窘气吓得不敢作声，静静地溜掉了。
留下三个同房，收拾着战场。我去浴室洗了洗脸，气还是没有发完，一个人在顶楼的小书房里痛哭到天亮。
那次打架之后，我不肯道歉，也不肯忏悔，我不是天主教徒，更何况我无悔可忏。
宿舍的空气僵了好久，大家客气地礼待我，我冷冰冰地对待这群贱人。
借去的衣服，都还来了。
“三毛，还你衣服，谢谢你！”
“洗了再还，现在不收。”
每天早晨，我就是不铺床，我把什么脏东西都丢在地上，门一摔就去上课，回来我的床被铺得四平八稳。
以前听唱片，我总是顺着别人的意思，从来不抢唱机。那次之后，我就故意去借了中国京戏唱片来，给它放得个锣鼓喧天。
以前电话铃响了，我总是放下书本跑去接，现在我就坐在电话旁边，它响一千两百下，我眉毛都不动一下。
这个宿舍，我尽的义务太多，现在豁出去，给它来个孙悟空大闹天宫，大不了，我滚，也不是死罪。
奇怪的是，我没有滚，我没有道歉，我不理人，我任着性子做事，把父母那一套丢掉，这些鬼子倒反过来拍我马屁了。
早饭我下楼晚了，会有女同学把先留好的那份端给我。
洗头还没擦干，就会有人问：“我来替你卷头发好不好？”
天下雨了，我冲出去淋雨，会有人叫：“三毛，亲爱的，快到我伞下来，不要受凉了。”
我跟院长僵持了快一个月。有一天深夜，我还在图书室看书，她悄悄地上来了，对我说：“三毛，等你书看好了，可以来我房间里一下吗？”
我阖起书下楼了。
院长的美丽小客厅，一向是禁地，但是那个晚上，她不但为我开放，桌上还放了点心和一瓶酒，两个杯子。
我坐下来，她替我倒了酒。
“三毛，你的行为，本来是应该开除的，但是我不想弄得那么严重，今天跟你细谈，也是想就此和平了。”
“卖避孕药的不是我。”
“打人的总是你吧！”
“是你先冤枉我的。”
“我知道冤枉了你，你可解释，犯不着那么大发脾气。”
我注视着她，拿起酒来喝了一口，不回答她。
“和平了？”
“和平了。”我点点头。
她上来很和蔼地亲吻我的面颊，又塞给我很多块糖，才叫我去睡。
这个世界上，有教养的人，在没有相同教养的社会里，反而得不着尊重，一个横蛮的人，反而可以建立威信，这真是黑白颠倒的怪现象。
以后我在这个宿舍里，度过了十分愉快的时光。
国民外交固然重要，但是在建交之前，绝不可国民跌交。那样除了受人欺负之外，建立的邦交也是没有尊严的。
这是“黄帝大战蚩尤”第一回合。胜败分明。
我初去德国的时候，听说我申请的宿舍是男女混住的，一人一间，好似旅馆一样，我非常高兴。这一来，没有舍监，也没有同房，精神上自由了很多，意识上也更觉得独立，能对自己负全责，这是非常好的制度。
我分到的房间，恰好在长走廊的最后第二间。起初我搬进去住时，那最后一间是空的，没几日，隔壁搬来了一个金发的冰岛女孩子。
冰岛来的人，果然是冰冷的。这个女人，进厨房来做饭时，她只对男同学讲话，对我，从第一天就讨厌了；把我上上下下地打量。那时候流行穿迷你裙，我深色丝袜上，就穿短短一条小裙子；我对她笑笑，她瞪了我一眼就走出去了。看看我自己那副德性，我知道要建交又很困难了，我仍然春风满面地煮我的白水蛋。
那时候，我在“歌德书院”啃德文，课业非常重，逼得我非用功不可。
起初我的紧邻也还安份，总是不在家，夜间很晚才回来，她没有妨碍我的夜读。
过了两三个月，她交了大批男朋友，这是很值得替她庆幸的事，可是我的日子也开始不得安宁了。
我这个冰山似的芳邻，对男朋友们可是一见即化。她每隔三五天就抱了一大堆啤酒食物，在房间里开狂欢会。
一个快乐的邻居，应该可以感染我的情绪。她可以说经常的在房内喝酒，放着高声的吵闹嘶叫的音乐，再夹着男男女女兴奋地尖叫，追逐。那高涨的节日气氛的确是重重地感染了隔着一道薄薄墙壁的我，我被她烦得神经衰弱，念书一个字也念不进去。
我忍耐了她快两三星期，本以为发高烧的人总也有退烧的一天。但是这个人的烧，不但不退，反而变本加厉，来往的男朋友也很杂，都不象是宿舍里的男同学。
她要怎么度过她的青春，原本跟我是毫无关系的，但是，我要如何度过我的考试，却跟她有密切的关连。
第四个星期，安静了两天的芳邻，又热闹起来了。第一个步骤一定是震耳欲聋的音乐开始放起来，然后大声谈笑，然后男女在我们共通的阳台上裸奔追戏，然后尖叫丢空瓶子，拍掌跳舞……我那夜正打开笔记，她一分不差地配合着她的节目，给我加起油来。
我看看表，是夜间十点半，还不能抗议，静坐着等脱衣舞上场。到了十二点半，我站起来去敲她的房门。
我用力敲了三下，她不开；我再敲再敲，她高兴地在里面叫——“是谁？进来。”
开了门，我看见这个小小的房间里，居然挤了三男两女，都是裸体的。我找出芳邻来，对她说：“请你小声一点，已经十二点半了。”
她气得冲了过来，把我用力向外一推，就把门嘭一下关上，里面咔哒上了锁。
我不动声色，也不去再打她的门。我很明白，对付这种家伙，打架是没有用的，因为她不是西班牙人，西班牙人心地到底老实忠厚。
她那天吵到天亮才放我阖了两三小时的眼睛。
第二天早晨，我旷了两堂课，去学生宿舍的管理处找学生顾问。他是一个中年的律师，只有早晨两小时在办公室受理学生的问题。
“你说这个邻居骚扰了你，可是我们没有接到其他人对她抗议。”
“这很简单，我们的房间在最后两间，中间隔着六个浴室和厨房，再过去才是其他学生的房间，我们楼下是空着的大交谊室，她这样吵，可能只会有我一个人真正听得清楚。”
“她做的事都是不合规定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抗议就请她搬走，并且我也不能轻信你的话。”
“这是你的答复吗？”我狠狠地盯着这个没正义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