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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得说，彭公他有一套办法很厉害，就是粗估的办法，当时给我们上课讲粗估的办法，就强调抓主要矛盾，主要矛盾解决了，再讨论次要矛盾，这个矛盾的次要方面有什么影响，再做个大致的估计，这样就势如破竹，很快就进行下去了。我们当时大学刚毕业，经常看到这些专家互相争来争去，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黄祖洽同志有一次和我去散步，他当然是高一辈的了。我就随便跟他讲起白天专家们的争论，我是特别佩服他们知识很渊博，看问题很深刻。黄祖洽说，你不能光看到他们学术水平的渊博，你得看到他们那些思维的方法。如果你能把这些优点都能学到，你就成为了不起的科学家了。他跟我讲，彭公彭先生有个著名的公式，如果有个分子分母，分子是三，分母是零，就可以得无穷大。这是什么意思呢？问题很繁杂，好多个因素，你总要抓住主要的东西。他就把两个因素进行比较，甲比乙，如果乙比较小，小的可以看成零，那不就等于无穷大了嘛。这两个东西，如果甲比乙是等于三的话，也就是说甲的影响比乙的影响大三倍的话，你就可以把乙看成零，暂时不要考虑它，你集中精力先把甲处理好，甲处理好了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继续研究乙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非常之重要。刚开始我们当然都不会搞原子弹，那时候，到处都是问题。比如计算到那里发现不对了，不对以后，后面就没法干下去了。因为你怎么知道你现在算的是对的？如果不对，从现在开始就不对，那再往下算，肯定就不对了。所以我们就想有什么问题，那么大家就讨论。当时这些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四大巨头都已经来了，再加上邓稼先、何祚庥、黄祖洽，应该说全国一些著名的物理学家，都集中到我们这儿，大家来攻克这个东西。每个人都从自己熟悉业务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怎么会差出来？为什么别的都对，到最后就不对了？我们更多的总是自己来找原因，因为我们过去不会，总怀疑自己错了，想办法进行各种各样的改进，这样先后搞了九次。比如今天有同志提出来，你有一个数没考虑进去，好，就把它考虑进去，算完差不多。大家议论纷纷，在这过程中院里就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风气，我们刚毕业的大学生，就可以和那些权威平起平坐，因为第一手材料在我们这儿，是我们计算出来的。
竺家亨说，那个时候风气确实比较好，因为这些问题都是新的，不论领导还是群众，大家都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不是说哪个领导对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他是权威得听他的。专家和领导们都特别忙，像朱光亚有时还要忙家务，洗衣服做饭，有时我们去他家，他出来和我们握手时手还是湿的，有些不好意思。老邓当时也一再强调，要平等讨论。我们的专家像周光召、黄祖洽等人，调来之前就都有名气，各有各的脾气。你像黄祖洽脾气就特别大，有一次一个新分来的大学生去向他请教，他指着人家说，这个问题你还来问我吗，你要是我的儿子，我两巴掌扇你一边去。而老邓他就能把他们都磨合起来，一起齐心协力攻关。当时大家对这些问题都不清楚，我们搞计算的有具体计算的实际经验，领导因为业务基础比较好，根据我们的计算，他们有分析判断的能力，这个时候就强调在学术讨论会上，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当时要做这么多次计算，因为每遇到一个问题就要搞懂弄通。比如那个数据问题，就费了很大劲，后来周光召看了我们的结果，就提出来一个最大功的原理。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共装了多少炸药，这些炸药能量全部放出来，而且是根据它哪些部分要往外分散，哪些部分可以往里用，把最大的可以利用的能量，形成爆轰波往里传。经过对它的分析计算，得到的结果是不可能达到苏联专家说的那个数据。这样大家就没有话说了，因为你把所有的炸药都用上，你还达不到，那你说这个数据对吗？老周他很有个性的。科研的东西他抓得很牢，当时是６０年代初，政治活动很多，一会儿唱歌，一会儿劳动什么的，周光召有时就要发火，他说不行，我们的工作时间都被你占了。比方说要歌咏比赛，大家晚上老去唱歌，有时都集中起来，他有时下命令不许大家再去唱歌，他很果断。后来文化大革命给人家贴大字报，说周光召冲击政治。当时政治部有的人对他很反感，因为好多政治活动要开展他就阻拦。他说不能那么做，那么做我们的时间都给你挤掉了。
３２岁的周光召运用大学里面谁都学过的热力学知识，从第一原理出发，用不等式论证出苏联专家这个数据是错的。不久，中国制造的第一台计算机也用到原子弹的设计上。理论部的副主任、偏微分专家周毓麟带领一批人编写了原子弹爆炸前的总体程序，进行了力学模拟计算，计算结果与先前的九次计算相差不到５％。而且，十分巧合的是，他们在计算过程中，还真出现过苏联人提到的那个数据。有人分析，苏联专家给的这个数据可能是说错了，或者译错了。周毓麟认为，苏联人在计算过程中，对某一瞬间的步长取的不是足够小，导致了这个数据的突跳。
周毓麟说，它那个数据是不对的，而且我们也通过计算弄清楚了，它怎么会不对的。不对是数据抄错了，还是什么呢？不是，它在计算过程里你处理不好，就会出这个东西。我是１９６０年５月份调到九所来的，那时候我在北京大学微分教研室当教员，主管一点儿教研室的事。有一天我上课下来，十一点钟下课，总支书记说找我谈话，我说什么事？他说要调你工作，我听错了，以为要调我的人。我说你要调我什么人？他说不是调你的人，是调你。他说要调你到二机部，搞保密性质的工作，今天下午两点钟报到。我说没意见。我说你还有什么话没有，他说没有，我说我要告诉我爱人去。她在讲课还没有下课，我告诉她我调到二机部去，很快要到三线去，下午我就去报到。我爱人知道我要搞的工作是保密的，她也不问，我也不说。那个事情现在也不大容易想象。当时为什么上午１１点跟我说，下午两点钟就让我来报到？原来调令下了几天了，因为学校里不想让我去，想换个人，后来上边来催，学校里就紧张了。我到了二机部以后，邓稼先他们开始找我谈，谈了半天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因为原子弹这个词始终不出口。直到一个多月后，宋任穷才说，我们是搞原子弹的。１９６４年原子弹爆炸，到１９８４年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２０年，我们所里在新影礼堂开庆祝晚会，家属也去了，这个时候才说我们所搞原子弹。所以我老婆回来说，啊，你是搞原子弹的呀？那个时候我到这边已经工作２４年了。我说那你以为我是搞什么的？她说我以为你是搞导弹的。来了之后他们分配我搞爆炸力学，我当时也不懂。很快就计算，和彭桓武讨论各种办法。美国１９４５年搞原子弹氢弹的时候，那个泰勒，以后不是叫氢弹之父嘛，他就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发现了，说有一座不可逾越的计算高山，如果这个不解决的话，原子弹氢弹就出不来。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研制出来每秒１０００次的计算机。那么我们当时也就是一台１０４计算机，第一台就放在数学研究所，各个单位已经分好了，两年里的时间都排满了。国防科委的一个少将就把各单位找来，说帮帮忙，要搞计算没时间，好不容易挤出了一个礼拜六个小时。一个礼拜是１６８小时，计算机是一天２４小时运行的，维修时间除外。到了第二台１０４的时候，东直门外７３８厂造的这个机器准备给上海，机器已经在北京车站了，咱们二机部知道以后，就求柯庆施，当时他是上海市市长，求他帮帮忙，你这台机器就给九所吧，这台机器就到了北京，咱们才用到一台１０４机的主要时间。秦元勋和姜德培都是数学界这个年龄档次最尖端的人。人家说南边有个任叶千，北边有个秦元勋。姜德培去苏联以前，是北大概率论教研室主任，也是数学研究所概率室主任。他到苏联待了几年回来了，点名要他到九所来。为什么到九所来呢？就是我比他来得早，来了以后，周光召和我们理论部的人看美国的那种解密的科研报告，科研报告里面有很多数学文章，数学文章里边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文章，是蒙特卡罗。蒙特卡罗是搞概率的，咱们一想搞概率的就是姜德培，让周光召去跟学校说要调江德培。那个时候的机器和现在还不一样，当时的机器就是手编程序。开始编的时候，你编哪一部分，我编哪一部分，分好，组长汇总，怎么也通不过，毛病多得不得了，后来支部下决心一部分一部分通，而且试验不能超过三次，要不你的程序重编。编了程序写好了以后，在里边修改还是怎么样，是不敢随便抄一遍的。抄一遍的话，你要把抄错的东西查出得花一个月，机器才能算出你的错误来。所以这个东西很复杂。当时这个东西是精密仪器，机器程序有好多盘，当时上海有一个一百万次的，叫６５５。做好了以后规定不是八级工，不许碰它，磁盘专门有一个空调，刚研制好的时候进机房脚步重一点儿，它就出毛病了。那时所里的研究环境非常好，最容易出成果。在我们九所相互间是不称官职的。邓所长，周所长，没这个叫法的。叫邓稼先就老邓，周光召就老周。
后来的实验都证明了九次计算的结果是正确的。
发愤苦战的岁月，也正是全中国极度饥饿的时候。在所里，有时候干到深夜，忽然见一个同事拿出几个火烧，大家便一哄而上乱抢起来。年纪稍大的邓稼先忍了半天，咽着口水说，你们吃，也给我留一小块吧。饥饿使一切身份失态，在当时，仅从生理角度讲，能填饱肚子，便是最大的愿望，也是最大的满足。直到第二天上班，大家还在津津有味地谈论着那几块少得可怜的火烧。似乎虽不能经常吃到火烧，但仅仅从嘴里多说几遍，便能满足那种饥饿难耐的欲望。
１９５９年的三八妇女节，食堂只给女同胞会餐。饥肠辘辘的男子汉们闻着食堂飘出的香味，止不住一个劲吞口水。其中一位忍不住感叹道，唉，今天我要是妇女就幸福了！邓稼先一听，说不出话来。临到下班，他对满屋子的男人们说，走，我请客。办公室里顿时一片欢呼。到了城里，邓稼先花了十元钱，众人在饭馆里狼吞虎咽，猛吃了一顿。
１９６２年９月，九所提交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初步理论设计方案。
你没搞过，中国谁搞过
爆轰物理试验研究，有两个目的，首先是验证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对部件进行动态考核，从理论与实验结合上来完成和完善理论设计；其次是要靠试验来解决原子弹研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摸索产品设计的基本规律和各种参数的设计方法，解决理论计算无法解决的科技问题。
１９６０年１月，经中央军委批准，九所同当时还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列捷涅夫商定，开始在工程兵科学实验场一角建设小型爆轰实验场，代号为１７号工地。实验场位于燕山山脉的长城脚下，曾经是一片古战场。４月上旬，当试验场工程正在紧张修建时，为了抢时间，吴永文就领着人马在临时工棚里开始了试验。参与初期爆轰试验的孙维昌说，我们刚到二机部报到，宋任穷从苏联一回国就来看我们，告诉我们苏联靠不住了，中央决定自力更生。我们背着专家抓紧消化资料，专家盯着我们挺紧的，看到我们院里人多，就说这些人为什么不出去实习？我们当时通过总参借用工程兵的试验场，开始去工房刚建，但要求我们五一节前一定要打响第一炮。工房看来五一节以前交不了工，我们决定用帐篷。帐篷搭起来以后，在帐篷里筹备注装炸药。注装炸药那时我们国内就两种，主要的单质炸药就是ＴＮＴ，再就是黑索金这两种炸药。容器这套东西不能用有色金属的，都用铝和铜的。那时候没有这种专用工具，怎么办呢？我们就到新街口商店买铝盆、铝锅、铝勺。熔药桶要夹层的，中间要通蒸气。这个熔药桶我们是在车间焊接的，两层的夹桶。没有模具就用牛皮纸把它卷成圆筒，然后把炸药熔化装在圆筒里边。开始强调土法上马，大家心情特别着急。四月份，塞外春天风沙比较大，结果上游下了一场大风大雨，山洪把帐篷工号都冲掉了，熔药桶冲到了官厅水库那里，找回来一看，碰坏了，不能用了。当时大家心里挺难过，又不能这么等着，就把帐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