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说了出来。
三毛问得很严肃，很认真，王洛宾却给了她一个自认为很风趣的答案：“第一个印象，是策马驰骋在原始牧场的西部女牛仔，继而变为亭亭玉立的秀发女郎，最后的原形是真正的女作家。”
说了等于没说。
三毛的坦率在王洛宾的西前走得很艰难。
三毛坚持要送王洛宾下楼。两人跨上电梯，惊讶地发现：在电梯的一角，堆了一大堆三毛的作品，等待着签名。
出名是件好事。著名女作家张爱玲就说过“出名要趁早”的话。三毛是个好胜心极强的女子，成名的欲望也非常强烈。她曾在台北文化学院读书时就对一位名人朋友说：“像你那么早就成名，一定很过瘾！”还说：“我也要成名，像你一样，才不在少年。
‘少年心事当拿云’。”
出名也是件坏事，三毛曾多次说过她恨死了那个叫“三毛”的女人。一场接一场的饭局和演讲，一次又一次的拍照和签名。一件事情，一再重复地去做，既便这件事是曾经多么渴望着的，也会让人感到非常厌倦。三毛在最厌倦的时候，便会对群众（那些爱着她的众多的“三毛迷”）产生抵触的情绪，认为他们真的是非常残酷的。因为他们不会说，让三毛安静吧。他们说：三毛，出来讲讲你的人生吧，我们喜欢你，关注你。
三毛说：“好，你们要看人生，我不如让你们看人生的最高潮，看看三毛是不是死了？好，果然死了！这实在是对群众的一种讽刺，心里冷淡而且怨恨，你们跟着我哭、笑，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种悲剧情绪。喜欢悲剧的人仅仅是在看戏。”
为了“报复”，残酷的群众，三毛曾在作品中幻想过自己的死亡场面——我很方便就可以用这支笔把那个叫作三毛的女人杀掉，因为已经厌死了她，给她安排死在座谈会上好了，因为那里人多，——她说着说着，突然倒了下去，麦克风呼地撞到了地上，发出一阵巨响，接着一切都静了，那个三毛，动也不动的死了。大家看见这一幕先是呆掉了，等着发觉她是真的死了时，镁光灯才拼命无情地闪亮起来。有人开始鼓掌，觉得三毛死对了地方，因为恰好给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她又一向诚实，连死也不假装。
这是三毛被遭到心情最坏的时候的一种在笔尖上的发泄。幻想死亡，这是因为被生活逼迫到不堪负荷的地步，真可谓是“盛名之累”！
同为名人，王洛宾当然也深味这种出名的苦恼。不同的是，王洛宾的适应能力比三毛要强，做起名人来要比三毛得心应手许多，没有她这么累。
王洛宾知道是由于自己考虑不周到，大意中泄露了三毛的行踪，才给三毛带来了麻烦。他对三毛抱歉地笑了笑。
三毛是热情善良的，她自幼受着中国传统的待人接物的态度熏陶。在她第一次出国到马德里留学的时候，父母便再三地用“出门在外，吃亏就是福”的古训来教导她、叮嘱她。所以，她对人对事总是体贴忍耐的，很难做出拒绝别人的事。现实生活中，她潇洒不起来，面对喜爱自己的那一双双眼睛，她无法说出一个“不”来。
她讨厌自己变成了这样一个“大家的三毛”，但她面对观众时，她总是要热情地微笑，她在乎别人对她的观感，她不忍伤害那些爱她的心。实在忍受不了时，她也顶多略带倦容地说一句：“亲爱的朋友，三毛不值得你们这样，三毛不值得你们爱。”
这一次也不例外。三毛把电梯中希求她签名的作品全都认真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并且一直微笑着。
好不容易，三毛终于从“新疆三毛迷”的重围中“冲杀”出来；王洛宾为自己的疏忽给三毛造成的麻烦而向她道歉。三毛带着倦怠的笑容，宽容地说：“洛宾先生，我并没怪你。好在明早我便要随旅行团去四川成都，然后就从那儿直接回台湾了。”
“哦，这么快？”
王洛宾竟有些淡淡的不舍之意。
三毛握着王洛宾的手说：
“秋天我一定再来看你，来看黑妞儿的三代人。你和这片土地，我都爱死了。”
王洛宾从回忆中抬起头来，三毛说“爱死了”时的模样，是极温柔极温柔的，极热烈极热烈的，一句真情流露的“爱死了”仍在王洛宾心中滚滚烫。
三毛从王洛宾家搬出来，住进了华侨宾馆。走进房间后，她把行李随手放在床边，整个人脸朝下背朝上地直挺挺地倒下去，像一座久经风雨侵蚀，已然摇摇欲坠的房子，苦苦支撑了许久，终于力亏气虚，“扑籁籁”地坍塌下来，化为碎块。
三毛的鼻子埋进席梦思床垫里，热热的、闷闷的感觉传来，像她憋火的心情。
三毛从床头抓过枕头，罩在自己的头上，捂得死死的，嘴里在大叫：“骗人的，骗人的，骗人的”三毛受了天大的委屈，这个委屈甚至会否定她整个的人生意义。三毛是爱哭的，但她这次却没有流泪，她的泪总好像是轻易便流的，但她决不流自己认为不该流的泪。三毛有三毛的标准，三毛有三毛的原则。
何况，正在气头之上，三毛没有清醒的思想来意识到自己所受的打击会造成自己彻头彻尾的伤痛。
三毛和朋友——台湾作家司马中原在一起聊天。司马中原告诉她一个悲凉的故事：有一个老人，早年命运坎坷悲凄，曾两次被冤枉入狱。好不容易出狱结了婚，五年之后，妻子又病殁了。每天黄昏，他都要坐在门前看夕阳，天黑后，他总要对着悬在墙壁上的亡妻遗像，弹一首曲子给她听司马中原的故事还没讲完，三毛便已哭红了眼睛。等到司马中原告诉他这个老人叫王洛宾，已经79岁高龄了，仍然守在新疆，不断地采集民间歌谣，三毛便叫了起来：“这个老人太凄凉太可爱了，我要写信安慰他，我恨不得立刻飞到新疆去看望他。”
后来，三毛又在《明道文艺》上看到了香港女作家夏婕写的介绍王洛宾的文章——《名曲故事》系列篇。第一篇《在那遥远的地方》便深深打动了三毛的心——“在离开青海湖畔的那天，他坐上高高的骆驼，竭力寻找卓玛身影；天仍然蓝得那么圣洁，湖波依旧温柔，电影队朝草原深处走去。人说音乐之起源，便是撒哈拉大沙漠上的空寂浩瀚与有节奏的摇晃令骆驼客吟出了第一声；他坐在那个驼峰之间，想着卓玛美丽的身影，蕴藏在心底的情感突然间涌了出来——在那遥远的地方，我拍像？还有，上次我来见你，并不知道你竟然有着这么多的朋友”原来你并不是我想象中的寂寞的人，你根本不需要我安慰，不需要我陪伴，那我还来做什么？
三毛的心中激动地想着，但她看见洛宾老人的脸上显出难堪之色，心又软了下来，那些话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王洛宾心中也颇有悔意，怪责自己不该在没有经过三毛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安排。这样一想，他便越发觉得自己做得不好，于是真心真意地向三毛赔起不是来：“是我不好，我不应该不征求你的意见。不过，请你相信，我们是出于一片好心，虽然我们的做法太莽撞了一些，但我们是真心诚意地欢迎你的到来。你放心，下次我一定不会做事先你不知道的事。”
看见三毛紫绷绷的脸色渐渐缓和了下来，王洛宾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哎，女人，就是吃软不吃硬的，要哄才行。
“我们下飞机吧，好吗？”
三毛看着王洛宾几乎是一片银白的头发和胡子，不忍再让他为难，便点了点头，还对他温柔地笑了笑，表示她的谅解。
“啊，你终于肯笑了。”
王洛宾也笑了，一直背在身后的手这时突然亮了出来，一大捧鲜花一下子怒放在三毛的眼前。
“哇——”三毛接过鲜花，捧在怀里，深深地嗅着花香，“洛宾，谢谢你。”三毛快乐地说。
“用不着谢我，只要你不生气，就比什么都好。”
王洛宾一边帮三毛把背包背上去，一边说：“你信中不是说要到我那儿住吗？我已经把你的房间布置好了”，大家似乎都不知道作者是谁？更不知道现在在哪里？
香港作家夏婕小姐在新疆见到了这位作者王洛宾老人。70多岁了，仍然身体健朗、谈笑风生，于是夏小姐把他一生的际遇，他那些歌曲背后的故事娓娓地转达给我们。
杂志上还刊登了一幅王洛宾自弹自唱的照片。三毛看着照片上老人那清癯的脸庞，他那沉浸在音乐中的痴迷的神情勾起了三毛心底深处的一缕温柔，一种无法说得清的情感弥漫上来：崇敬、怜借、感动许多种复杂的情绪混合在一起触动了她好奇的神经。
我一定要去看他！
1990年的4月，三毛同台湾旅行团飞到新疆，与王洛宾匆匆见了两面，洛宾老人的睿智、风趣、朴实、和善、深沉、稳健，给三毛留下了不可抹灭的印象。她不舍地握着老人的手，那双手和她的手一样：清瘦、细长，有力。看着老人头戴的和自己的式样，颜色、质地都非常相近的礼帽，她和老人约定秋天的时候她再到新疆来看他。
回到台湾后，她常常想起和王洛宾的会面，他们投机的交谈。
在短暂的相处中，她惊讶地发现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惊人的相同之处。
相同的生活习惯：喜欢同一类型的帽子，都在台灯上罩上纱巾，都是为了追求一种朦胧的美感。
相同的创作道路：三毛一直深信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对于写作是至关重要的，王洛宾长期信奉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其作品大都得灵感于民间歌谣；二人的创造都是一种忠实于自我情感的活生生的创造，不拘于形式，信笔挥洒；二人的作品都属于“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风格。
他们的交谈，气氛热烈而愉快，两代人的鸿沟在他们之间仿佛根本就不存在。
三毛又想起王洛宾从自己一个摘帽甩发的细微的动作就能获得灵感，即兴编出一段歌词来，这样敏捷的思维能力根本不像是一个79岁的老人所能具有的。她激动地觉得王洛宾并没有老，他还是那么年轻鲜活，她希望能和王洛宾成为忘年之交。
三毛对待王洛宾的感情，在偶像崇拜之余，又加入了亲密的朋友情。她爱上了王洛宾，但这种爱，是更应该算作朋友之爱的。
她给王洛宾寄去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她认为王洛宾，一个79岁高龄的人，在那空荡荡的房间里，尽管有一架钢琴陪伴着他，但他肯定仍是寂寞的，凄凉的，一种内心深处的寂寞和凄凉，对音乐的痴迷可以减缓寂寞，但消除不了寂寞。
三毛内心激动起来，她是善良真诚的，在她的心中怀有博大的悲天悯人的爱，这使得她在待人处事中常常会让人产生一种矫揉造作之感，但她起码是有着这样一种超世纪的追求。
她激动地想：这位可爱可敬的老歌王，除了美妙的音乐之外，他应该拥有更多，他的生活应该是幸福的、美满的。
哦，我要去陪伴他，我要让他感觉到温暖，感觉到欢乐。是的，我要去，有我在身边，他就不会孤独了。
三毛为自己的想法兴奋起来，原订于9月去新疆探望王洛宾的她，实在无法多等，于8月22日便飞抵乌鲁木齐了。
这是三毛的第三次大陆行。
1989年，三毛首次返回大陆。在上海探望了“三毛”的“爸爸”——张乐平先生，在张家小住的五日里，同张家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三毛说：“我和爸爸在艺术精神与人生态度、品味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才能相知相亲，不仅能成父女，还是朋友、知己。有这样的爸爸，这样的家庭，我感到幸福。”
张乐平说：“她的性格、脾气、爱好像谁呢？看她那多情、乐观、倔强、好胜、豪爽而又有正义感、有时又显出几分孩子气，这倒真是我笔下的三毛。”
道别的时候，父女俩执手相对泪流，张乐平嘱咐三毛：“世事艰险，你要保重！女儿离开父母，就靠自己了。”
言词之间，已全然把三毛当作了张家的女儿。
三毛首次大陆之行的高潮是在故乡——浙江舟山。她见到了许多亲友，还祭祀了祖坟，并且从坟头上撮了一把泥土，放进在台湾就准备好的麦秆小盘，又从祖屋的一口老井里，小心翼翼地收了一瓶故乡的水。她准备把故乡的水土带回台湾去送给父亲，她认为这是给父亲的最好的礼物。告别故乡的时候，她满怀感情地告诉记者，她爱故乡，乡亲们都亲切地称呼她为“小沙女”，这一点她尤其喜欢，她以后将用这名字作为第二笔名来发表文章。
1990年4月，三毛再回大陆，这次主要是参加由她编剧的电影《滚滚红尘》的摄制录音。她不再像第一次回大陆那样悲悲喜喜、轰轰烈烈，而是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