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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就是“差点儿跌倒地上”的“老年男人”说话了，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共同之处就是恐惧。”
读到这里我自己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个多声部的作品，而“恐惧”，则是一个超强音。
《托特瑙山》中的许多片段从理性的观点来判断，可能不真实，但从心灵的观点来看，从摆脱事实限制的观点来看，它们是真实的。比如，大山上另外一个高度腐烂的牺牲者在躺着说话。当我听着他代表“所有牺牲者”发言时，他的每一句活都非常跳脱，令人遐想——
相信我吧，首先人必须放弃！倘若一个人无法叫人轻快而温柔地拥抱，那么马上就会有人询问他的重要性了。有人看着我们的皮夹子，我们就会感到可疑，是否我们的意图同样也能符合自己的选择。我们在创造怎样一张脸孔啊！…我的存在有它的家，我的淫欲也有它的意义。就是说，我变得不真实了。多年来我艰难的腐烂在寒冬腊月。现在永远没有我了。在苹果盘、果心、原子核裂变壳的中间，这时我自己已经走向我，…我是我的商品。我喜欢我自己在上面。你可敢做一个五彩缤纷的人呢！…我们是倒塌了的海报墙。…
当时我正在看一个电视——我喜欢在看电视时同时看一些东西，这造成了我的不甚专注——我拿了一支笔，在书的边页上飞快地写下了这样的话：“一个人想成为这个世界的袭击者，可一直在电视机前观察；现在他不敢大声说话，维护这个房间。他是机会主义者；总是要借助一个公共的声音作保护。”是忽然想到的；那一刻，我也是在发言：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是否早已经“牺牲”了呢？诗人们不是也作过这样的自我嘲讽吗？说：“死了的诗人活着，活着的诗人死了。”
世界存在着最难导演的戏。可能就是像《托特瑙山》这样的戏了。在读《托特瑙山》的日子里，我去上海安福路话剧艺术中心看过几次小剧场话剧，寻找得来的“幸福的感觉”，终究是在《托特瑙山》之下的——那是我的一位朋友的作品，我并非在贬低它；通常的情况下，应该予以鼓掌才对，只是我现在所持的尺度太高了——而在几年前我在那里看过萨特的《禁闭》，那真是世界级的。我们何时能跳出我们的“框格”，——市场的也好，体制的也好——才能写出世界级的作品来呢？
最后我想说一说，我这篇读后感言，只是感言而已，并没有在对耶里内克的《托特瑙山》正色做评。我没这个资格。因为我没读过原文，而对译文也只是猜读；仅是一种个人的喜欢。我想起泰戈尔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年轻时曾想学习但丁，不幸的是，我是通过英文译本来学习的。我完全失败了，我感到我有神圣义务拒绝它。但丁对我来说仍然是一本未打开的书。”我现在读的也许是译者的“耶里内克”也说不定，我们宁可这样去相信。这篇感言中能有点自己的声音，那是我在说话。
2005…11…26
《托特瑙山》 序译序：海德格尔、阿伦特的爱情故事（1）
以及耶利内克的个人际遇
沈锡良从标题上看，耶利内克的这部剧本《托特瑙山》（Totenauberg）可以看作是影射所谓德意志“原根性”（Eigentlichkeit，又译“本真本己性”）的神庙和朝圣地的，即海德格尔的托特瑙山（Totenauberg），它在德国人对自我文化的欣赏中占据着显要位置。
女作家在这四幕剧中，阐明了那些在对故乡的无稽之谈中所显露出来的重要性。一位老年男人，穿着一件感觉很乡气的滑雪服，被绑在一只框架上，一张长着小胡子的脸证明他就是海德格尔。一位中年女子，穿着都市样式的旅行服，正准备启程，她就是他的对手汉娜·阿伦特。在剧中的这两位主角中，本地性和流亡性，自身的和外来的，这两种基本立场示范性地针锋相对。“故乡”被表现为一种紧张状态，剧中出现的人物，猎人和客人、男招待和旅游文体活动组织者、农民和死去的登山爱好者、“戴羚羊毛帽子的男子”和优秀运动员，他们就处在这样的状态中。这是一种我群世界和他群世界、天然威力和天然统治、“思”和体育，甚至归根结底也是疾病和健康的紧张关系。随着“情节”的发展，这一紧张状态变成了战场，在这一战场中，惟有通过对外来物采取暴力行动方能保住我群世界。这一剧本，是为舞台写的散文，同时又是随笔，是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对奥地利乃至欧洲新的政治格局（及其语言上的反映）的有力回答。
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出生在德国巴登州的一个小镇。中学时代读了奥地利天主教思想家布伦塔诺（1838—1917）关于亚里士多德论存在的多重意义的论著后，萌发了对哲学思考的兴趣。1909年海德格尔进入弗赖堡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后来放弃神学而专攻哲学，于1914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担任过现象学家胡塞尔的助手。1923—1928年，他受聘为马尔堡大学哲学教授。1928年，胡塞尔退休后，他回到弗赖堡大学接替了其位置担任哲学讲席教授，直至退休。
海德格尔最为著名的著作为《存在与时间》，发表于1927年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第8期，同年出版单行本，为存在主义的代表作。
海德格尔一生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与德国法西斯势力有过一段暧昧关系。
1933年1月德国纳粹党上台后，海德格尔公开宣誓支持纳粹政权并加入了纳粹党。同年5月，海德格尔出任弗赖堡大学校长。1934年2月，因与当局在人事任命上有分歧，遂辞去校长职务。
在理解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活动的工作中，给他提供帮助的是另外一位名人，即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1770—1843）。
海德格尔开始转向这位诗人的时候，恰值荷尔德林的“重振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格奥尔格团体及其成员发现了荷尔德林的后期著作，并开始编辑出版《荷尔德林全集》。格奥尔格团体从荷尔德林作品中发现了一位“象征主义”的天才先行者，“好像通向最神圣的幕布已经拉开，为人们的目光提供了不可言传的东西”。荷尔德林被称作是“作为领袖的诗人”，可以给人们充实“德意志力量之流”。他是德意志诗人，一位完全被诗的力量所驾驭的诗人，他又是新神的助产士，是越境者和失败者。这就是荷尔德林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海德格尔亦承继着这种观点。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荷尔德林式的神性事物被海德格尔称为“原根性”。
在海德格尔看来，荷尔德林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在古老的诸神已经消失而新的诸神尚未到来之际，他孤身一人，既是姗姗来迟者，又是提前早到者。他彻底感受着失落的痛苦，还不得不继续忍受未来的暴力的苦难。
可以说，正是荷尔德林的思想影响了海德格尔一生，他始终不断追问着“存在的意义”。在逝世前不久总结其著述时，他曾经意味深长地说它们是“道路而非著作”。也就是说，这些著述正是他的人生轨迹的印证。
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思想家之一的汉娜·阿伦特（1906—1975）是德国犹太人，与海德格尔相识于马尔堡大学。那是1924年秋天，阿伦特刚进入大学不久。那一年她十八岁，作为学生在他的班上听课。而海德格尔，这年三十五岁，已有家室。他们的秘密恋情维持了四年，然后是二十年的分道扬镳。其间，海德格尔因支持纳粹曾一度被剥夺教席，阿伦特移民美国，专注于政治理论和哲学的研究。1950年，两人的关系再度恢复，在极为复杂和尴尬的局面下维持着亲密友情。1975年12月4日，阿伦特先他而去。数月之后，1976年5月26日，海德格尔也驾鹤西去。
阿伦特和海德格尔这两个后来生活道路和哲学观点迥然不同的人如何又能相聚相容？要回答这一问题确实很难。
1950年2月，阿伦特作为犹太文化复兴委员会的代表前往欧洲，她利用这次机会与海德格尔在弗赖堡会面，自此他们开始保持接触和通信来往，这为他们后来延续二十五年的关系打开了新的一页。这关系中有他们活跃而生动地通信的一面，有长时间的缄默，也有精心安排的会面和阿伦特极为珍视的单独和他相守的短暂时光。
阿伦特竟然还成了海德格尔在美国不拿薪水的代理人。她为他寻找出版商，谈判出版协议，选择最好的译者等等。不仅如此，她还尽己所能，为他洗刷纳粹罪名。连海德格尔的太太也对阿伦特在美国的积极活动表示了敬意。要知道，在1955年以前，海德格尔这个名字在德国学术界甚至别的圈子里，差不多已变成骂人的话了。在这时候，阿伦特所作的任何有利于海德格尔的事，确实让后者不能不有所感动。他需要她听他倾诉，替他开脱，帮他恢复名誉。
到了1955年，海德格尔已重新获得他往日的权威。他显然是想忘记1950年他们的那次见面（他们后来在1952年也见过面），因为那时他可是一个坐在忏悔席上的人。两人之间从此开始渐渐疏远。这一疏远竟长达十二年，直至他们再度相逢时已是1967年，其时她六十一岁，而他已是七十八岁高龄。到了人生的黄昏，他们仿佛更懂得了珍惜，之后他们再没有中断过联系。晚年的海德格尔越来越经常地处于情绪低落状态，这或许正是他需要她的时候。但在过去的那么些年里，他既没有离开过她的脑际，也没有离开过她的工作。他不想再见到阿伦特了，这是为了他太太的关系，为了阿伦特的出名，为了阿伦特与另外一位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友情，或者为了刚刚发生的以及很久以前发生的什么。他俩要想见面其实很简单，因为阿伦特经常到德国去。但在内心深处，她并没有改变。海德格尔让她快乐也罢，痛苦也罢，她始终紧抓住他们的友情不放①。
① 以上三段部分资料摘自《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美］爱丁格著，戴晴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版。拥有犹太血统的本书作者耶利内克生于二战后第二年，她的五十一名亲戚在纳粹的集中营里失去生命。有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她的心头：为何海德格尔能够深深地影响了一大批具有批判性眼光的左派哲学家，他们中除后现代的思想家（如解构主义者德里达）、马尔库塞和萨特之外，还有汉娜·阿伦特。这位犹太女人、海德格尔的学生和情人，1933年被迫离开德国。她在美国发展了自己的哲学理论（出版有《积极生活》、《极权主义的根源》、《论精神生活》等论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们恢复接触，包括两人1967年再度重逢在托特瑙山。
这就是耶利内克这部剧本的出发点：海德格尔（“老年男人”）和阿伦特（“那个女人”）相遇在托特瑙山上的田园风光中，那里有许多滑雪游客。这绝不是一部传统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教育剧——没完没了的带有讥讽性的独白，部分运用了海德格尔独特的语言，常常又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语言。
《托特瑙山》 序译序：海德格尔、阿伦特的爱情故事（2）
在由理性谈论的非传统的形式中，彼此说话语无伦次，进而也揭掉了说话者的面具：这里揭露的是所谓的“生态法西斯主义”的大自然快乐，一位“年轻母亲”发出的对健康狂热的安乐死的训诫与生物伦理学家彼得·辛格的理论直接相关，对故乡的热爱或者说维护身穿民族服装的矿工和具有运动员效率的市民的种族主义的财产状况，民族的思想及其引起的后果：奥斯威辛集中营。
但是，在后现代的人类的去主体化中（在这里，并不是海德格尔的任何思想都极力被指责为法西斯主义的），占上风的绝不是随便哪一个东西：罪责问题清楚地反映在最后一幕“无辜”中。阿伦特（她绝不是在扮演一个正面的对手，而是似乎也与海德格尔的言论密切相关）迫使海德格尔面对自己哲学研究中出现的实际后果（“多幸运啊，其他人不得不去为你们体验死亡！你们的山上流水潺潺，你们却抢夺了一大群人的惬意。”见本书第72页），而且她和所有其他人一起被他这个对“大自然”和“故乡”这些主题胡说八道的人，以一把长柄斧子屠杀在一个非常真实的哲学“无化”里。
“您的家属就像蛇一样，由您带领着，各自分隔开，跑到飞机起飞跑道外面，然后升向空中，您冒充自己是留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