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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堵的？”
准尉不吱声了。赫里斯嘉大婶想解释一下，但是米拉拉住了她。
“我问——谁堵的？”
“呶，是我！”费奥多尔楚克大声说。
“不明白。”
“我。”
“还是不明白，”普鲁日尼科夫依然以那种声调说道，没有看他一眼。
“上士费奥多尔楚克。”
“好吧，上士同志，把通往外面去的路打通，一个钟头以后您来向我报告。”
“白天我不想干活。”
“过一个钟头您来汇报执行的情况，”普鲁日尼科夫重复说，“我命令您忘掉‘我不想’、‘我不能’、‘我不愿意’之类的词儿。在战争结束之前把它们统统忘掉。我们是红军的一个班。一个普通的班，仅此而已。”
一个钟头以前他醒来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但他明白，必须说一说。他有意拖延这一分钟，为的是要么使大家都各就各位，服从他的调动，要么失去他对这些人的指挥权利。为此他才着手洗澡、换衣服、刮脸：他为这次的谈话在思考和做着准备。他准备继续把仗打下去，没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昨天的一切是他注定要去经受的，这一切都永远留在昨天了。
第二章
那天，费奥多尔楚克执行了普鲁日尼科夫的命令，把通往外面的路打通了。夜间，他们兵分两路做了极其详细的侦察，一路是普鲁日尼科夫和红军战士沃尔科夫，另一路是准尉和费奥多尔楚克。要塞仍然屹立，对射的火力偶尔还在咆哮，但是战斗离得较远，在穆哈维茨河对岸，同自己人取得联系没能获得成功。两路人都空手而回，既未遇上自己人，也未碰到敌人。
“尽是死人，”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叹息道，“我们的弟兄死了很多。唉，真多！”
普鲁日尼科夫白天又去侦察了一次。他对同自己人取得联系并不抱太大希望，因为他知道，幸存下来的一股股零散的保卫者们已退到深邃的地底下去了。但是他认为他应当找到德国人，了解他们在要塞废墟上的位置、联络和推进的方式。他应当这样做，否则他们的极为有利和保险的阵地便是毫无意义的了。
他亲自作了这次侦察，深入到杰列斯波里大门，并在那里废墟上隐蔽了一昼夜。德国人进入要塞正是通过这座大门，他们每天早晨，在同一时刻有规律地从这儿经过。晚上，布下严密监视的巡逻哨后，同样按时地退出。种种迹象表明，敌人的策略有了改变：他们已不急于进攻，而是搜寻抵抗点，将它包围，用火焰喷射器去加以消灭。这些德国兵的个头看上去比普鲁日尼科夫交过手的要矮些，他们的冲锋枪也明显少了些：卡宾枪成为他们的常规武器。
“或许是我长高了，或许是德国人缩短了，”晚上普鲁日尼科夫开玩笑说，神情并不愉快。“敌人那里似乎某种东西改变了，但究竟是什么——我说不上来。明天我跟您一起去，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我希望您也去瞧瞧。”
天亮以前，他跟准尉一起摸到了第八十四团那烧毁了的、坍塌的兵营内，因为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非常熟悉这些兵营。他们事先就分布好了位置，可以说考虑了观察的方便。普鲁日尼科夫观察布格河两岸，准尉——霍尔姆斯基大门附近要塞的内部地段。
清晨，天空晴朗，周围静悄悄，只是偶尔在靠近外围的柯勃林防御工事那儿会突然响起疯狂的扫射声。常常是猛然响超，又猛然消逝，普鲁日尼科夫怎么也弄不明白，是德国人为了以防万一而向暗炮台打枪呢，还是什么地方仍然有要塞的最后一批保卫者在坚守自己的阵地。
“中尉同志！”准尉悄声呼唤，神色有点紧张。
普鲁日尼科夫凑到他的身旁，仔细一瞧：一横列德国冲锋枪手几乎就出现在眼前。他们的模样、他们的武器、他们的神态——对什么都冷漠无情的普通德国士兵的神态，——一切都普普通通。德国兵的个头并未缩短，并未变矮，他们还是象普鲁日尼科夫中尉脑子里所记得的那副长相。
三个长官走近了这一横列士兵。响起了短促的口令声，授予从队伍里跨前一步的士兵们。
“是在颁发勋章，”普鲁日尼科夫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火线授勋。嘿，你这德国狗杂种，我让你瞧瞧勋章……”
这是他忘记了他不是独自一人，忘记了出来的任务不是战斗，忘记了背后是一片废墟——地势很不利。此时他想起了被这些站在检阅队伍里静候十字勋章的高个子大兵们所杀害的人们。想起了被打死的、创伤折磨死的和变疯了的人们。想起了这些人，他不由得端起了冲锋枪。
短促的几排子弹几乎就在离敌人十步远的近处发射了出去。颁发勋章的那个长官应声倒下，他的两个助手也倒下了，还有刚受勋的大兵之一也倒了下去。然而这些大兵不是无缘无故地获得了勋章：他们只慌乱了片刻，不等普鲁日尼科夫扫射停止，队伍就疏散和隐蔽了起来，紧接着所有的冲锋枪都朝废墟上猛烈地射击了。
要不是有准尉在，他们当时是不可能活着撤出来的：德国人象发了疯似的，什么也不怕，很快就把那里团团包围。但是斯蒂潘·玛特维耶维奇早在和平时期就已熟悉这里的地形，所以才得以带着普鲁日尼科夫撤出来。还在德国冲锋枪手朝兵营废墟上每一个瓦砾堆扫射的时候，他们就利用敌人射击、逃窜和慌乱之际，穿过大院钻进自己的那个小窟窿里去了。
“德国人并没有变，”普鲁日尼科夫试图笑一笑，但是他那焦渴的喉咙里发出了嘶哑的声音，他立即抑制了笑。“如果没有您，准尉，那我就完蛋了。”
“只有准尉们才知道通往团部的那道门，”斯蒂潘·玛特维耶维奇舒了口气，“瞧，这就是说，这道门还派上了用场哩。”
他艰辛地把靴子脱了下来：包脚布被血泡得鼓了起来。赫里斯嘉大婶惊叫了一声，两手直摆。
“不碍事，雅诺夫娜，”准尉说，“我知道，不过是擦破了点皮肉。骨头没伤着。骨头没受伤，这是主要的：洞洞是能够长好的。”
“再说这都是为了什么？”费奥多尔楚克生气地问道，“打几枪，跑一阵——这是为了什么？难道这么一来战争就会结束得早一些吗？不，不是战争，而是我们自己将会完蛋得早一些。战争，它到了自己的时辰必定会结束，可我们……”
他沉默了，当时大家也都默不作声。之所以默不作声，是因为大家都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和战斗的激情，只不过不想跟那个垂头丧气的上士去进行辩论而已。
第四天，费奥多尔楚克不见了。那天他磨磨蹭蹭，很不乐意出去侦察，普鲁日尼科夫迫不得已怒斥了他一顿。
“好吧，我去，我去，”上士嘟嘟囔囔地说，“侦察来侦察去，有什么用呢，当……”
他们出去潜伏了一整天：从拂晓到黄昏。普鲁日尼科夫总想在过渡到采取战斗行动之前，尽可能把敌人的情况摸得了如指掌。费奥多尔楚克是黎明前出发的，但直到夜里也没有返回，惴惴不安的普鲁日尼科夫决定往上士失踪的方向去找寻。
“把冲锋枪留下，”他对沃尔科夫说，“带上卡宾枪①。”（注：①卡宾枪属于一种步枪，比冲锋枪射程远）
这是他第一次在前去执行任务时，命令自己的副手带上卡宾枪，他自己带的是冲锋枪。他不相信任何预感，尽管带着步枪匍匐前进很不方便，但他下了这样的命令，后来也没有为此而后悔。普鲁日尼科夫不停地对俯首听命的沃尔科夫低声呵斥，让他别弄出声响，别把枪口戳出去。普鲁日尼科夫之所以恼火，全然不在于步枪，而是由于一点儿也没发现上士费奥多尔楚克的踪迹。
当他们潜入杰列斯波里拱门顶上那半坍塌的炮塔里时，天已经亮了。根据先前的观察，德国兵是不往炮塔上登的，普鲁日尼科夫指望从那儿可以居高临下地向四周仔细窥察，说不定会在什么地方发现上士。不论是活着的还是受了伤的或者是死了的，只要找到了就能使人放心，因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比什么都糟。
沃尔科夫奉命盯着布格河对岸和河上的桥，普鲁日尼科夫仔细察看弹坑累累的要塞大院。那里依然是尸体遍地，横七竖八。普鲁日尼科夫对每一具尸体都细细地打量，力图从远处辨别清楚，那是不是费奥多尔楚克。然而，哪儿也没有费奥多尔楚克，——那都是些陈尸，已经明显地开始腐烂了。
“德国人……”
沃尔科夫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普鲁日尼科夫之所以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只是由于他自己就时刻料想着这些德国人会出现。他小心地转过去，向外瞧了一眼。
大约有十个德国兵站在对岸的桥头上。他们自在地站在那里：叽哩呱啦，又说又笑，眼睛望着河对岸的什么地方，不停地招手。普鲁日尼科夫伸长了脖子，斜眼往下一瞧，差不多就在紧靠炮塔墙根的地方，他看到了他曾想到过、但又担心会看到的事情。
费奥多尔楚克由炮塔沿着桥向德国兵走去。他举着两手往那里走，手里的一条白纱巾随着他那笨重、平稳的步伐的节奏在飘动。他是那么坦然、那么沉着和那么从容地走去当俘虏，仿佛是在繁重、无聊的劳动之后返回家去似的。他的事个身心都流露出那么一种忠心效劳的决心，以致德国人不用开口也就了解了他，他们边说边笑地等待着他，连肩上的步枪也没有取下来。
“是费奥多尔楚克同志，”沃尔科夫惊异地说，“是上士同志……”
“同志？……”普鲁日尼科夫看也没看沃尔科夫就伸过手去：“给我步枪。”
沃尔科夫习惯性地慌了起来，但又突然发愣了。他咕嘟一声咽了一口什么。
“干吗？”
“把枪给我！快点！”
费奥多尔楚克已经走近了德国兵，普鲁日尼科夫着急了。他的枪法很准，但正是在现在这种怎么也不能打偏了的时刻，他却反枪机扳得太猛了。他这所以扳得太猛，是因为他看到费奥多尔楚克已经从桥上走了过去，离德国人只有四步远。
子弹打在上士身后的泥地上。不知是德国人没有听见这单发的枪声，还是根本没把它当加事儿，他们依然谈笑凤生。可是对费奥多尔楚克来说，背后响起的这一枪声是冲他而去的：他那宽阔的、刹时变湿了的、被军装紧绷着的脊背正等待着射去的子弹。听到枪响，他向旁边一窜，扑到在地，迅速向德国兵爬去，而德国兵一面开心地笑着，一面往后退着躲开他。他一会儿伏在地上，一会儿东奔西窜，一会儿爬，一会儿跪在那里，把握着破纱巾的两手伸向德国人。第二颗子弹在他跪着的时候打中了。他向前趔趄了一下，蜷缩一团，但还继续往前爬，嘴里可怕地、令人不解地喊着什么。德国人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还在捧腹大笑，拿这个如此想活下去的魁梧大汉开心。他们任何人的脑子都还没有转过弯来，因为后来的三发子弹，普鲁日尼科夫是象在军校打靶场上那样快速射击的。
当普鲁日尼科夫和惊慌失措的沃尔科夫已经到了底下，到了被炸毁的空旷的掩蔽室里的时候，德国人发射出杂乱无章的回击枪声。头上的什么地方响起了几颗手榴弹的爆炸声。沃尔科夫企图钻进一道罅缝里去，但是普鲁日尼科夫扶起了他，接着他们又往什么方向跑去，时而卧倒，时而匍匐，终于穿过了大院，滚进一辆打坏了的装甲车后头的弹坑里。
“好一个败类，”普鲁日尼科夫气喘吁吁他说，“他——一个败类，叛徒。”
沃尔科夫瞪着圆圆的大眼睛，惶恐地望着他，摸不着头脑地慌忙点头。普鲁日尼科夫却说个不停，老是重复同样的话：“叛徒。败类。打着白头巾走去的，看见了吗？挺干净的纱巾，大概是从赫里斯嘉大婶那里偷去的吧，为了自己的那条狗命，他会出卖一切。连你和我他也会出卖。无耻败类。打的是纱巾吧？看到了吗？你看到他是怎样走过去的吗，沃尔科夫？他是那么坦然，看来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普鲁日尼科夫之所以想把话说出来，只是由于不说憋得慌。他打死过许多敌人，但从来没有感到需要解释些什么。可这一次他无法沉默。打死了一个常与他同桌共餐的人，他没有感到良心的苛责。相反，他感到了一种大快人心的振奋，因此说啊说啊，不停地说。
四一年五月应征入伍的一年兵瓦西亚·沃尔科夫，一边听一边顺从地点着头，但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