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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十七年（1481年）秋天，宪宗以边境有警，派汪直前往宣府监军。击退敌军后，汪直请求班师回朝，但宪宗不许，令他前往大同，但把军队都调了回来，汪直已知不再为宪宗宠信。成化十八年（1482年），朝臣开始再次上书请罢西厂。由于宪宗不再宠信汪直，于是西厂再次被废，汪直则被安置到南京御马监，不再被起用。
如今，西厂的遗址虽已荡然无存了，但发生在那里的事情则已载入史书，引起一代代人的思考。 （许文继）
明武宗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奇特的一位皇帝。他富有戏剧性的一生和一个地方紧密结合在一起——豹房。今天的北京地名中仍有豹房的名称，但那并不是武宗所建的豹房。也有人认为今天东华门外的报房胡同才是当年武宗日夜淫乐的场所，只是由于时间久远豹房音变为报房。当然，更多的学者相信武宗兴建的豹房原址就在皇城的西苑太液池西南岸，临近西华门的地方，即今天的北海公园西面。西苑太液池，今中海、南海、北海三海，明代统称为太液池，在西苑内。
弘治四年（1491年）九月二十四日，大内传出一声声清脆响亮的啼哭声。这声音不但代表着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而且使得举国欢庆，因为他是明孝宗和皇后张氏的嫡长子。孝宗欣喜异常，取其名为朱厚照，希望他以后能照耀后世，五个月后就将其册封为皇太子。此前三朝，皇帝皆非皇后嫡出，像朱厚照这样既为嫡子又是长子的情况在封建礼法社会中是天然的皇位继承人。
据说朱厚照孩提时“睟质如玉，神采焕发”，性情仁和宽厚，颇有帝王风范。加之张皇后的另一嫡子在三岁时意外夭折，孝宗自然对他宠爱有加。八岁时，在大臣的请求下，朱厚照正式入阁受讲，接受严格的教育。年少时朱厚照以聪明见称，据说前天讲官所授之书次日他便能掩卷背诵。数月之间，他就将宫廷内繁琐的礼节了然于胸。孝宗几次前来问视学业，他率领宫僚趋走迎送，娴于礼节。
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孝宗因误服药物而驾崩。这样，朱厚照就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明朝从此进入了朱厚照即明武宗的正德朝。武宗即位伊始，还是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少年天子。然而，正是这样一个被朝野上下寄以殷切希望的皇太子在君临天下后随之摇身变成另一个人，成为历史上最有争议的皇帝之一。有人认为他荒淫暴戾，有人认为他荒诞无耻，有人认为他追求个性解放，有人认为他追求自由平等。总之，不管孰是孰非，他并不是那种可以简单评价的人，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颇具争议的人。
孝宗病逝前一天，他把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召至乾清宫暖阁，委以托孤的重任：“东宫聪明，但年尚幼，好逸乐，先主辈常劝之读书，辅为贤主。”孝宗的担心是有原因的。 传说武宗的生辰为申酉戌亥，连如贯珠，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十分相似；而且当年张皇后梦白龙入腹而生朱厚照。按照传统的说法，白者乃主西方，为兵象。武宗生而好动，自幼贪玩骑射。孝宗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为太祖朱元璋一样文武兼备的旷世圣君，所以对武宗骑射游戏颇为纵容。如今武宗登临龙庭宝座，凭借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利，自然不用装样子给别人看，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不久，他废除了尚寝官和文书房侍从皇帝的内官，以减少对自己行动的限制。为皇帝而设的经筵日讲，他更是以各种借口逃脱，根本就没听几次。后来连早朝也不愿上了，为后来嘉靖、万历的长期罢朝开了先河。诸位大臣轮番上奏，甚至以请辞相威胁，但小皇帝口头上说“知道了”，实际上依旧我行我素，大臣们也无可奈何。可见少年武宗之顽劣。
武宗在与朝臣斗争得同时，却受到了“八虎”的蛊惑。“八虎”是指八个人，确切的说是指八个太监，包括刘瑾、马永成、高凤等，其中以刘瑾为首。刘瑾为人阴险狡猾，想方设法鼓动武宗玩乐，每天进奉鹰犬狐兔，还偷偷带武宗出去逛，哄着武宗高兴，因此很受武宗的宠信，并逐渐的掌握了大权，号称“立地皇帝”。
正德三年（1508年），武宗的心思已是禁城的高墙所挡不住的了，他不甘宫内枯燥的生活，索性离开了禁城，住进了皇城西北的豹房新宅。豹房并非是武宗的创建，是皇家豢养虎豹等猛兽以供玩乐的地方，蒙元时期已有此风气。另有虎房、象房、鹰房等处，房又称为坊，如羊坊、象坊、虎坊等，北京至今尚存此类地名。
豹房新宅始修于正德二年（1507年），至正德七年（1512年）共添造房屋二百余间，耗银二十四万余两。豹房新宅既非养豹之所，又非一般意义上单纯游幸的离宫，而是武宗居住和处理朝政之地，所以有人就认为它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总部。豹房新宅多构密室，有如迷宫，又建有校场、佛寺等。武宗每日广招乐妓承应，荒淫无度。豹房之内，美女如云，但武宗似乎仍不满足，令左右广为进献。武宗风流好色，甚至强抢孕妇。其实武宗强占孕妇，另有一番打算。原来武宗虽阅女无数，但无一儿半女。他意识到自己不能生育，于是就想借此瞒天过海，却最终为大臣所阻止。正德九年（1514年）正月十六日，宫中元宵节放烟花，不慎失火，殃及宫中重地乾清宫。武宗见火起，没有下令扑救反而跑到了豹房观看，谈笑风生，顾左右说：“真是一棚大烟火。”世间还有这等皇帝！要知道乾清宫是内廷三殿之首，象征着皇帝的权利和尊贵的地位。
豹房新宅中除乐妓之外，还有武宗的义子钱宁、江彬等人。武宗在短短的十几年间，曾收有一百余个义子，甚至在正德七年一次就将一百二十七人改赐朱姓，真是旷古未闻。在这些义子中，最为得宠者为钱宁、江彬二人。钱宁，本不姓钱，因幼时卖于太监钱能而改姓钱。其性狡诘猾巧，善射，深得好武的武宗所喜欢。豹房新宅的建设，钱宁出力甚多。据说武宗在豹房常醉枕钱宁而卧，百官候朝久不得见，只要看到钱宁懒散的出来，就知道皇帝也快出来了。江彬，原本是名边将，骁勇异常。在镇压刘六、刘七起义时，身中三箭，其中一箭更是射中面门，他毫无惧意，拔之而再战。因军功觐见时，他于御前大谈兵法，深合武宗意，遂被留在身边。有一次，武宗在豹房内戏耍老虎。谁知平日温顺的老虎突然性情大发，直扑武宗。武宗忙呼身旁的钱宁救驾，钱宁畏惧不前，倒是江彬及时将老虎制服。武宗虽然嘴上逞能说：“吾自足办，安用尔？”心里却是十分感激。此后，江彬逐渐取代钱宁而得宠。武宗更是毁京城中豹房西侧的鸣玉、积庆二坊（今厂桥、西四地区）民居，大肆营建“义子府”供江彬居住。
江彬恐钱宁害己，遂向武宗吹嘘边军如何英武善战，引诱武宗将边军与京军互调，借以自固。明朝祖制，边军、京军不许互调。因为如果边军弱，蒙古就会入侵；京军弱，边军就会成为祸患，这是为加强皇权着想的。武宗不顾大臣的激烈反对，打破祖制调边军入京，设东、西官厅，由江彬、许泰统帅。不仅如此，江彬更是鼓动武宗离开京城到西北游幸。这对于一向以雄武自居的武宗颇有吸引力，因为他一直梦想着能在旷阔的草原上一展雄姿，开创不世之业。还有江彬告诉他那里多美妇，自然更增加了武宗的兴致。
正德十二年（1517年），武宗浩浩荡荡来到宣府，营建“镇国府”。为什么称“镇国府”呢？原来武宗自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凡往来公文一律以威武大将军钧贴行之，并为自己更名朱寿，后来自己又加封为“镇国公”，令兵部存档，户部发饷。亘古以来，还没有哪个皇帝自降身份又为自己称臣的，真是视国事朝政为儿戏。此时得知蒙古小王子部叩关来袭，武宗非常高兴，亲自布置，希望同小王子大战一场。这场战斗十分激烈，明军一度被蒙古军分割包围。武宗见状亲自率领一军援救，才使得明军解围。双方大小百余战，期间武宗与普通士兵同吃同住，甚至还亲手杀敌一人，极大的鼓舞了明军士气。最后，小王子自度难以取胜，引兵西去，明军取得了一场难得的胜利，史称“应州大捷”。想明英宗当年率五十万大军却在“土木堡之变”中成了蒙古军的俘虏，而此次武宗率五六万人抗击四五万蒙古军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此后蒙古兵长时间内不敢内犯便是这次战斗的直接结果。而且在这场战斗中，武宗亲为指挥布置，战术正确，指挥得法，体现了较高的军事指挥才能。英州之役，成为武宗一生中最为光彩的时刻。
从西北回来后，武宗又酝酿着要南巡。这次南巡，有人认为是武宗游玩寻乐；也有人认为武宗拥兵南下是为了防止江西宁王朱宸濠的反叛。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叛乱，武宗遂以此为借口南下亲征。然而当武宗到达河北涿县时，王守仁擒获宁王的捷报已到。武宗已无南下的必要，但武宗不为所动，屡檄王守仁不要北上献俘，自己则继续南征，一定要眼见南方的秀丽景色。
然而，到达山东临清后，武宗竟然失踪了一个月，臣僚皆不知皇帝哪里去了。原来，武宗在太原时得到一个艺妓刘良女，宠爱一时。他西游宣府回来后，将刘良女安置在西苑太液池腾沼殿中，号称夫人，俗呼为黑老婆，殿亦俗呼为黑老婆殿。此次南巡，原本要带她同行的，但刘娘娘当时恰巧得病，武宗与之约定以玉簪为信物，待病好后派人来接。武宗过卢沟桥时不慎将玉簪掉落河中。及至临清，武宗遣信使接刘，但因无信物刘氏不肯来，武宗只好亲自回京，前后将近一月。由此看来，武宗也称得上是一个痴情天子。
正德十五年（1520年），南巡途中的武宗于清江浦（今江苏清江市）垂钓，不慎落水受寒，身体每况愈下。次年，武宗病死于豹房，终年三十一岁，葬于昌平金岭山东北的“康陵”。
幽幽青山绿水间，康陵中静静的安息着武宗。武宗一生，贪杯、好色、尚兵、无赖，所行之事多荒谬不经，为世人所诟病。同时武宗又处事刚毅果断，弹指之间诛刘瑾，英州大败小王子，还能礼贤下士，亲自到大臣家中探望病情，甚至痴情于艺妓……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武宗，却很难看到一个完整的武宗，他奇特的一生，只能是留待后人评说了。 （许文继）
北京的后海，如今已经成为一处著名的休闲文化旅游区，各具风情的酒吧和小吃街，更是遐迩闻名。在古代，包括后海在内的由中南海、北海、什刹海、积水潭构成的内城城市水系，不仅是北京得以营建国都和皇家园林的基础，也孕育了众多文化名人。明代一位非常重要的政治家、文学家李东阳就生长于海子之西。今天提到后海的人情风物，我们就不能不感怀这位生于斯长于斯的古人。
李东阳（1447…1516年），字宾之，别号西涯。“西涯”的意思是海子的西岸，标示了李东阳的出身之地。说起来，今天提起李东阳，人们多会联想到湖南茶陵。这是因为他祖籍茶陵，当时人们多以茶陵称呼他，他的传世文集名为《怀麓堂集》，取怀念岳麓的意思，而后人将以他为领袖的诗人群体称为“茶陵诗派”。其实李东阳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祖居地湖南茶陵，他一生不过去了一次，待了短短十八天。李东阳说自己“楚人而燕产”，他真正有感情的故乡还是北京，还是后海西涯之故居。
湖南籍的李东阳为何会生长于北京？这涉及到他的出身背景，颇有一段周折。据李东阳自述家世，他在茶陵的始祖名叫李余。李余的祖先是甘肃临洮人，后来迁居江西，到了宋代，李余到茶陵任州同知，李氏才在茶陵定居下来。到了明初，东阳的曾祖李文祥不知何因以戍籍迁居北京。有一种说法是李文祥在元末天下大乱中参加了义兵，后随军移驻北京。但这很可疑，因为所谓戍籍，是指有罪之人充军至某地所登记的户籍，一般被视为贱民。况且当时的北京不仅不是首善之区，还是国家的军事前沿，人口稀少，物资匮乏，李文祥很可能是在动乱的局势下被抓了“壮丁”身不由己地到了北京。不论如何，李东阳的家庭出身非常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