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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围人眼里，王棵是“沉默是金”的典型，他更习惯做个观察者。他善于从人际之中发现某个最为微妙的节点，并以此作为自己表达的支点。在他看来，小说中最应构成动力线索的不应是表象的故事，应是隐伏于人物性格之中必然性。
对只有一面之交的我而言，王棵该算是话多的。不过，我听他说的绝大多数话，是在他自己的博客上。他在“新浪”上的博客是名副其实的网络日记。自从我俩的博客互做了链接，便有了可以经常彼此窥视的私家窗口。
王棵贴在博客上的东西我都读过，他最能打动我的文字，恰恰是他即兴涂写的。有一篇《一个男孩的死》，他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王棵小时，父母认了一个叫“小狗”的干儿子。小狗患有遗传病。他的亲生父母从儿子出生不久就意识到，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个孩子一定会先于他们死掉……围绕这个孩子的死，王棵用他无邪的笔触，记录了小狗父母从未停止的爱——“那是一种不要指望的爱，很真实，也很长久”。
在2006年8月18日的日记里，王棵趁着微微的醺醉，记下了一个暴风雨夜的特别婚宴：“幸福这个词，从来都是被我摒弃的。任何概括性太强的词，都令我怀疑。但在这个夜晚，为了准确表达的需要，我不得不用这个词——我感觉到了幸福：那个退休的老海员，他说他去过40多个国家，发妻9年前过世，现在，他带着他的新老伴，坐在这个海鲜酒楼。一定不是刻意的，他的两个女儿、两个女婿双双对对坐在他和他新伴的两边，呈十分对称形状。我坐在这个对称弧线的中轴线的顶端，扫视他们的平静、知足与团结，我感到幸福——我觉得，能够坐在一个家庭安静流淌着的强大温馨之间，我是分外幸福的。老海员叫我小王。他温柔、敦厚的女婿们都不喝酒，只有我陪他喝了。蛮好喝的四特酒，我竟然喝得比老海员多。”寥寥几笔，王棵准确道出了生活中能煽起他情感一个在他人看来格外普通的琐碎片段，而这种不常萌发的幸福感，来自一个陌生的老人。渐渐的，我成了王棵博客的潜水者。
王棵在谈论自己喜欢的外国作家时这样说：“我想我喜欢的作家身上首先具备一个共同的本质：诚实。先诚实尔后才有更多、更深远复杂的东西。诚实是基础。”毫无疑问，一个人只有欣赏诚实。才可能做到诚实。
王棵是诚实的，这为我和所有想了解他的朋友提供了基础，只要你以同样的诚实之心阅读他。有一天，王棵做了一串白日梦，在博客上记下自己万一中彩后的计划，并煞有介事地预设了三种假设：中彩十万、百万和千万……虽然他只是随便一想，顺笔一写，没想到却为琢磨人成癖的我提供了一个佐证。出于心理专业的本能，我最感兴趣的是他最大的“狂想”——假如中了一千万。王棵写道：
1．给我父母建一幢豪宅，同时给父母一些钱，按他们的意愿散发给他们喜欢的人。
2．资助我的哥哥和姐姐做一个安全可靠的小型的实业。
3．把钱存到最可靠的银行，变成一个自由人，自由自在满世界旅行，到处流浪。
4．写作将变成我毕生的追求。我将为写作而活。
5．我的性格应该变了。变得无所畏惧。成为一个特别直接坦诚，又相当温和优雅的人。
6．由于注重养生之道，我变成了一个美男子。
我饶有兴味地发现：除了前两条出于人之常情外，其他几条都泄露了他对自己隐秘的不满和含蓄的反叛。流浪、写作、改变性格、做美男子……王棵的“狂想”，潜藏着强烈的、偏离规范的自由意志。我认为，存在于王棵身上的最大矛盾，是他的军人职业和非军人气质之间的矛盾。正是这种伴随他军旅生涯十七年的心理矛盾，为王棵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特殊的题材与个性的视角；正是这种既难调和、又难妥协的内在冲突，形成了他作品中潜在的张力。
“21世纪文学之星”评委会认为：“王棵的小说大胆正视守礁生活，又丝毫不回避其单调、寂寞、孤独之严酷，如此如实道出者不多，真正抵近了士兵的生存本相，在此类小说中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王棵不仅歌颂军人的奉献，也正视人性的脆弱；他笔下的军人之所以感人，是因为他们为了绝对的服从而付出的自我牺牲。王棵的温和中暗藏着锐利，他既看到凡人的善良，也不回避与之孪生的私恶。因此，无论他写什么，都能触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潜在危机。
军人的职业就是奉献，军人的义务就是服从，他们必须克制平民的个性，割舍市井的自由。这一点，王棵心里很清楚：他的职业，像守礁者一样充满寂寞、悲壮无奈的奉献式生存，有时意味着远离都市。远离人群，远离舒适，远离时间，甚至远离他始终以各种方式试图接近的文化中心。职业要求他面对与服从，然而艺术需要反叛，王棵的反叛在于他在文字之中实现了对自身个性的隐秘妥协，借助写作，他为自己开凿一个可以尽情奔驰的空间。已经将写作视为一种单纯的艺术创造，王棵说：“我将以极其纯净的心态去创造文字的坚定。”
责任编辑 晓 枫
月下诗魂
孙 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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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3月，在上海的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等人，发起组织了《新月》杂志，在左翼文学势力猛抬头的时候，这一本清丽、洋气又书卷味的杂志激起了文坛的波澜。创刊号登有徐悲鸿的画作《“向前”》，一个裸体的女子高举着右手。周围是攒动的群狮。那画并不精致，较之画家后来的作品逊色很多。但这一唯美的倾向，配着内中的诸多半是贵族、半是教授腔的文字，向人们透露了这份新生杂志的信患：举世浑浊，我独清醒；四面豺狼，唯吾孤行。作者的队伍似乎是从《现代评论》派那里转过来的：胡适、陈西滢、徐志摩，加上沈从文、梁实秋、闻一多、叶公超等，与上海左翼文学的面容大异。此后的几期，又增添了新的面孔：凌叔华、藩光旦、罗隆基、苏雪林、陆侃如等。《新月》的主力作者是梁实秋、徐志摩、胡适、闻一多、沈从文。每个人的个性不一，审美视角亦有差别。而在心绪的背后，有一个相近的背景，那就是远离血色与杀声，静静地沉浸在唯美的世界里。倘若在一个和平的年月，类似的杂志并不稀奇。而不幸恰逢乱世，在血雨腥风中，柔柔地躺在象牙塔里吟风弄月，自然引起读者不同的印象。
《新月》的面孔是受过洋风吹洗的，创作与批评都有分量，况且还有诸多学人的研究札记，在那时的文坛自然很有锐气。作者们大抵不喜欢阶级斗争的厮杀。唯有美与爱乃精神的寄托。徐志摩在创刊号上写的《（新月）的态度》，被人说成该派文人的精神宣言，其美学观与精神走向，一看即明的。徐氏在文章中说，文坛大概有13个流派，它们是：1．感伤派；2．颓废派；3．唯美派；4．功利派；5．训世派；6．攻击派；7．偏激派；8．纤巧派；9．淫秽派；10．热狂派；11．稗贩派；12．标语派；13．主义派。徐志摩对其中的一些文学流派持一种警惕的态度，甚至高傲地指责非理性文学的流行乃是一种灾难：
我们不敢赞许感伤与狂热，因为我们相信感情不经理性的清滤是一注恶浊的乳泉，它那无方向的激射至少是一种精力的耗费。我们未尝不知道放火是一件新鲜的玩艺，但我们却不忍为一时的快意造成不可救济的惨象。“狂风暴雨’’有时是要来的，但狂风暴雨是不可终朝的。我们愿意在更平静的时刻中提防天时的诡变，不愿意藉口风雨的猖狂放弃清风白日的希冀。我们当然不反对解放情感，但在这头骏悍的野马的身背上我们不能不谨慎的安上理性的鞍索。
整篇文章写得气势很足，诗意与学理的因素都有一些，看法呢，未尝不是真诚的独语，也切中了文坛流俗的要害。只是在谈及左翼文学时，显得说教的空洞，未能窥到深层的东西。就观点看，徐志摩主要针对左翼思潮的，创造社、太阳社诸人的弊病也尽入眼中，难说不是道破玄机。但那时的青年左翼文人背后的存在，确有大时代的阴晴之迹，以超人性的哲理判其死刑，也未免不是太简单化了的妄议。《新月》社的态度，昭示了一种脆弱的人文理念的诞生。其后很长一个时期，流音不断。我在近几年常可看到为其辩护的宏文。徐志摩、梁实秋的文字获得了不断被解析的意义，也未尝不对吧？
是否真的存在一个《新月》派，史家们自有看法。它对后来文化的辐射，时断时续，在今日仍有众多的同情者。近代以来，中国每陷内乱，怨怼之声四起，偶也流出中正平和之声，却无奈江河激愤，人文的暖风终被吹散。徐志摩、梁实秋、胡适等都是和善之人，为人之道与为文之道都有诸多可赞之处。文艺观的形态，也自成一家。比如都欣赏儒雅的诗文，或是沙龙里的吟哦，或为戏台中歌咏，他们要讲究纯之又纯，远离俗音，力避时调，似蒸馏水被过滤了一般，没有杂质者皆为上品。梁实秋在《文学的纪律》一文里，就感叹浪漫主义对规律的破坏，而文学的力量不在于开扩，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纵，而在于节制”。梁实秋和徐志摩都觉得，过分的紧张、焦虑是不好的，大概为病态所囿，那是大有问题的。梁实秋就直接批评法国的卢梭，挖苦其患着热病与自大狂，虽有天才，却是非常态的、可怖的天才，对人类的精神是有负面作用的。而他推崇的，则是白璧德的新古典主义，深信情感想象的理性节制的重要。梁氏的话，不仅徐志摩深以为然，连胡适、闻一多等人，也是赞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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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月》杂志创刊前的五年，即1923年．徐志摩在北京发起了“新月社”。关于“新月”二字的来源，说法不一，我觉得，大概是从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转用过来的。因为那一年徐志摩曾热情地陪伴泰戈尔在中国访问，对其推崇备至。据说“新月社”创立的初衷，只是提倡戏剧。地点在松树胡同七号。成员有胡适、张君劢、丁文江、林长眠、林徽音、闻一多、丁西林等。这个圈子的人以教授为多，受过西学的熏陶。在氛围上有着别的文人团体不同的韵致。似乎都深爱学术，钟情唯美主义或古典艺术，绝无《语丝》社的“匪气”和《莽原》社的清冷之风。从欧美留学归国的人，在精神气质上大异于留日归国者。绅士的遗风多少伴随着众人，阅读习惯是学院派式冷观居多，不太注意民间性与当下性。学问趋于纯，是规范的、象牙塔式的。他们在行为上重节制，以含蓄为美。纵然有徐志摩那样以爱为上的诗人，可也天真得可爱，内心没有黑暗的遗存。可爱与可笑均在，不分彼此。许多年后创办的杂志《新月》，倒是这群人意识的注释。文学的梦和精神里的维度，都于此可以看到的。
一个流派要在文学潮里形成气候，至少有两个因素：其一是创作上有相近的倾向，审美的向度可造成一股余力，渐次影响文化的进程；其二乃是有理论上的自觉，精神有着自主的轨迹，或为一哲学的呼应，或是旧传统心理的一种转换。这两者互为依存，在态度上近于一致，从感性的层面到理性的高度皆自成调式，引人进入新奇的园地。《新月》派是松散的团体，作家的气质几乎没有乡俗与市井的印痕，说其有贵族的气韵也是对的。闻一多诗歌的精英笔法，梁实秋散文的华贵气味，沈从文凝重的神异之趣，胡适温文尔雅的语态，徐志摩浓艳的抒情句式，陈梦家诗句的含蓄有力，不仅较《新青年》当年的风尚很远。与20世纪20年代末太阳社的浪漫之舞简直是别有天地，没有神似的地方。以梁实秋为代表的理论家，在精神上似乎比胡适更能给《新月》注入新血。《新青年》解体之后，胡适的独语已经结束，再也释放不出新的内涵。梁实秋因为新从美国归来，头上又戴着新人文主义的帽子，恰好点到徐志摩诸人的穴位，力主宽容而非暴力，静观而非冲动，个性的独思而非庸众的盲从，把胡适的实验主义过渡到白璧德的古典人文主义。前者是哲学的沉思，后者乃审美的漫游，而这漫游在文学上进一步深化了贵族文人的情境，为分散的、零乱的写作个体找到了聚光点，于是一股幽玄儒雅温润的作品汇聚在一起，和新生的左翼队伍分庭抗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