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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王保定《唐摭言》卷三
平康里乃诸妓所居之地也。自城北门而入，东回三曲。妓中最胜者，多在南曲。其曲中居处皆堂宇宽静，各有三四厅事，前后多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经右史，小室垂帘，茵榻帷幌之类。凡举子及新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游，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其中诸妓多能文词，善谈吐，亦平衡人物，应对有度。及膏粱子弟来游者，仆马繁盛，宴游崇侈，以同年俊少者为两街探花使，有登甲乙第者关送天官氏，设春闱（天官氏，礼部侍郎）。近年多延至中夏，新贵眷恋狂游稍久。京中妓籍属教坊，凡朝士有宴聚，须假诸曹署行蝶，然后致于他处。唯新进士设团，雇吏便可牒取，取其所辟之资，则可倍于常价。
——宋·罗烨《醉翁谈录》卷七《平康巷陌记》
进士及第后，例期集二月，其醵罚钱，奏宴局什物皆请同年分掌，又选最年少者二人为探花，使赋诗，世谓之探花郎，自唐以来榜榜有之。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六
可见宋代与唐朝一样，朝廷允许新科进士及第者不受清规戒律之限，从金榜题名到委任官职那段时间，对新科进士来说，平康巷红灯皆变绿灯，从春到夏，莺伴燕随，侈宴不绝。苏轼后来在给弟弟的诗中，也有这样的回忆：
当年踏月走东风，坐看春闱锁醉翁。
——《和子由除夜省宿致斋三首》其三
说到此处，不难明白，苏轼《蝶恋花》词中的“为向青楼寻旧事，花枝缺处留名字”，既是一种调笑戏语，也是对当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情景的回忆，同时又在祝愿潘大临：你中了进士之后，不要忘记探寻老前辈在青楼妓馆的风流遗迹。
其实这两句诗，并非东坡独创，他在化用白居易诗意：
花枝缺处青楼开，艳歌一曲酒一杯。
美人劝我急行乐，自古朱颜不再来，
君不见外州客，长安道，来一回，老一回。
——《乐府诗集》卷二十三《横吹曲辞·长安道》
至于“花枝缺处留名字”，还在表明宋代的酒宴的另一种风气。当时稍有规模的酒店也称“酒库”，青楼歌妓被邀请外出侑宴，称作“下番”（一如现代所谓“小姐出台”），不过那时妓女不仅身份公开，而且人人都将“芳名”写在“花牌”之下，某妓被某某官人或某某进士请出，花牌空处，便要写上“使钱者”的名字，此举称作“点花牌”。宋元笔记史料及文人作品，对此也有大量记述：
其诸库皆有官名角妓，就库设法卖酒，此郡风流才子，欲买一笑，则径往库内点花牌，惟意所择，但恐酒家人隐庇推托，须是亲识妓面，及以微利啖之可也。
——吴自牧《梦梁录》卷十《点检所酒库》
（酒楼）设官妓数十人，各有金银酒器千两，以供饮客之用。每库有祗直者数人，名曰“下番”。饮客登楼，则以名牌点唤侑樽，谓之“点花牌”。元夕诸妓皆并番互移他库。夜卖各戴杏花冠儿，危坐花架。然名娼皆深藏邃阁，未易招呼……
——周密《武林旧事》卷六《酒楼》
皓齿明眸，粉面油头。点花牌，行酒令，递诗筹。词林艺苑，舞态歌喉。共鸳朋，谐凤友，效鸾俦。既无忧，又无愁，蟾光长愿照金瓯。天上姮娥人世有，也胜庾亮在南楼。
——钟嗣成《月》，载《全元散曲》
佳人篇风流之帅 花枝缺处留名字（三）
显而易见，苏轼在中进士后，曾经点过“花牌”，也在青楼“留名”过。风流才子进出妓馆酒肆，花牌缺处留下大名，这在宋代乃司空见惯之事，像苏轼这样的“风流帅”（进士中的头儿），曾在哪间青楼留下名字，说不定真会被店主珍藏起来，既可招徕生意，又能大增其值，当然这是说笑之辞。其实大家稍作回忆，便会明白，在苏轼之前，唐人杜牧曾自诩“十年一觉扬州梦，留得青楼薄名”（《遣怀》）；在苏轼同时，晏几道大唱“青楼曾占声名恶”（《醉落魄》），也没遭到多少非议；在苏轼身后，元人李茂之更以“春满皇州，名遍青楼，二十年前旖旎风流”（《双调·行香子·寄情》）向世人炫耀；就连苏轼的恩师欧阳修，都十分坦诚地“追想少年，何处青楼贪欢乐”（《看花回》）；依此推论，别说当年苏轼不过是请歌妓出来侑酒，即便老苏先生在儿子连中数元之后，允许他们放纵一回，又有什么过分？如果我们都像道学家一样，板起面孔，对这种事情讳莫如深，或者费尽周折为其开脱，非要让他“不食”那个时候的“人间烟火”，岂不是有点可笑？赵令畤比苏轼小二十五岁，苏轼中进士时尚未出世，他以为“风流帅”及“青楼”等字有损东坡先生盛名，秦观的“从事风流府”又过于碍眼，于是不加详考，便将郑彦能拉出来垫背，这种善意固然值得赞许，但若以讹传讹，混淆事情真相，那对苏轼后来所写的艳词，我们就无法再论，只能追随伪善者，说是“仇人无名子所为”（《吴礼部诗话》即以此语看待欧阳修词中的“鄙亵之语”）了。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苏轼之所以写这样的“风流”词送潘大临，原因还在那潘秀才既贫穷、又迂阔，鼓励这种后学考进士，必须让其彻底放松，才能有所斩获。关于潘氏的穷、迂，当时或稍后的人都有记载：
予友潘大临，字邠老……崇宁中，予以罪谪黄州，与邠老为邻。邠老少学为人，则己不能合其乡人，众不悦之。
——张耒《潘大临文集序》
黄州潘大临工诗，多佳句，然贫甚。东坡、山谷尤喜之。临川谢无逸以书问有新作否？潘答书曰：“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恨为俗气所蔽翳。昨日清卧，闻搅林风雨声，欣然起，题其壁曰：‘满城风雨近重阳。’忽催租人至，遂败意。止此一句奉寄。”闻者笑其迂阔。
——彭乘《墨客挥犀》
潘大临，字邠老，有《登汉阳江楼诗》曰：“雨屐上层楼，一目略千里。”说者以为：着屐岂可登楼？又尝赋《潘庭芝清逸楼诗》，有云：“归来陶隐居，拄颊西山云。”或谓既已休官，安得手板而拄之也？洪氏倦壳轩，邠老作诗云：“封胡羯末谢，龟驹玉鸿洪，千载望四谢，四洪天坏同。”谓龟父、驹父、玉父、鸿父也，时人以为“急口令”。
——王直方《诗话》
癸未三月三日，徐师川、胡少汲、谢夷季、林子仁、潘邠老、吴君裕、饶次守、杨信祖、吴迪吉见过，会饮於赋归堂，亦可为一时之盛。潘作一诗，历数其人云云。徐师川辈皆言此诗殊不工，又六字无人曾如此作。想为五言亦可，遂去一字，句皆可读。至“老夫附石崇”，坐客无不大笑。
——阮阅《诗话总龟》
上面几个例子，都堪编入《笑林》。除了这些，东坡居士也有一首绝句，叫做《刘监仓家煎米粉作饼子，余云“为甚酥”；潘邠老家造逡巡酒，余饮之云：“莫作醋错著水来否？”后数日，余携家饮郊外，因作小诗……》潘大临造酒居然造成了稀薄的酸醋，持家本事之拙，真让人哭笑不得。
这种既不懂得生活，又不会处理人际关系的人，苏轼屡屡折节与交，已见其仁心宅厚；正因潘大临既拙又迂，他才在《蝶恋花》词中开玩笑似地嘱咐：“记取钗头新利市，莫将分付东邻子”。女士们春节期间给的“利市”，比如金钗一类信物，若是分送给邻家好色的“登徒子”，那后果就更不言而喻了。
遗憾的是潘大临始终没能考上进士，否则，苏轼这首自称“风流帅”的词，当会流播得更为广远。
佳人篇江南女性 佣儿贩妇皆冰玉
吴侬生长湖山曲，呼吸湖光饮山渌。
不论世外隐君子，佣儿贩妇皆冰玉。
——《书林逋诗后》
这几句诗，是苏轼元丰七年（1084）离开黄州、上表请求在常州定居并得到恩准后，在一次品赏西湖名士林逋墨迹时写下的。“吴侬”是对苏、杭、常、秀一带人的统称，“佣儿”泛指那些从事佣工的少男少女，但将它与“贩妇”连缀起来，意思便是着重赞美苏杭一带的女性。连打零工、做小买卖的女人都像冰玉一样清纯可人，略通文墨、能歌善舞的女性自不待言。从烟波浩渺的太湖，到玲珑秀雅的西湖，江南女子们长期呼吸着湿润的空气，啜饮着洁净的湖水，天天沐浴在湖光山色之中，氤氲的气息滋润着她们的身心：肤色洁白如玉，滑如凝脂，焕发着丝绸般质感和光泽；心似冰一般透明，又像水晶那样冷艳；开口羞涩无比，软语倍加柔媚；体态轻盈如燕，步履婀娜多姿……“佣儿贩妇皆冰玉”，佳丽名姝更国色——这就是苏东坡多年辗转于苏、杭、常、秀之后，对吴地女性的切肤感受和由衷赞誉。
苏轼第一次到杭州是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底，那时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屡受陷害和排挤，自求离京外任，神宗皇帝几经考量，亲笔作出御批，着他做杭州通判（也称通守）。杭州在宋时为大都督州，朝廷在两浙的转运司、提刑司等派出机构都设在这里，通判虽是太守之下的第二把手，却比小州首长更受他人看重。
当年苏轼一到杭州，便受到审理囚犯、开挖盐河、监督农田水利等以变法为中心的政务活动的困扰，烦劳之余，稍有机会，他就溜到湖山之间，寻求解脱。江南的山山水水激发了他的诗思妙悟，自从过了大江，见到金山寺，他的诗歌就如决堤江水，滔滔汩汩。此前他在京城，两年半的时间，总共才写了十来首诗，也就是说，两个月都憋不出一篇文字，写了也是为了送别、应酬。而在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他在前后不足三年的时间里①，仅诗和词就写了近四百首，平均两天多一点就有一篇新作问世。他在初游金山寺时，看到江中汹涌波涛和被巨浪吞噬着的巨石，心中立即泛起对家乡的思念，当时曾有这样誓语：
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警我顽。
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游金山寺》
可到了杭州不到一年，便被那里的山水和人物所俘虏，变得乐不思蜀，他在《六月二十五日望湖楼醉书》说得十分直白：
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湖山秀美固然悦人眼目，可最让人心慕神驰的，还是生活在湖山之中的人，尤其是那些与名利场相去甚远的普通女性。苏轼到杭州后，第一个出现在他诗篇里的女性便是在西湖中的“献花游女”：
献花游女木兰桡，
细雨斜风湿翠翘。
无限芳洲生杜若，
吴儿不识楚辞招。
你看这些乘着花船、穿梭于湖面、殷勤召唤客人的“游女”，头饰上带着湖水凝就的露珠，操着吴侬软语，佩着杜若芳草，盛夏之际，殷勤地向通守献上刚刚采到的新鲜花朵，这便让苏轼感激得无以言表，他真想开口赋诗，却又担心语音不同、语境各异，吟出屈原那样的艰涩《楚辞》，会吓跑眼前这位佳丽……
苏轼十分喜欢吴越女子“冰玉”般的清纯，却不欣赏女性身上过多的雕饰，即便称颂西子时而“浓妆”，也不过“山色空”而已。接下来从他笔下涌出的女性形象，无不天真烂漫、清新脱俗。
熙宁六年（1173）初夏，苏轼曾往杭州西部的于潜县（地处今临安与昌化二县之间）去“观政”（检视各县政绩，体察风土民情）。在通往天目山的路上，他见到额发上拢着一尺多长的大银梳子（当时俗称“蓬沓”）的“溪女”，也就是那个年代的浣纱女。苏轼当时并没留意这些山村姑娘的容貌之美，只被她们无拘无束的笑声所吸引，她们的笑是那样畅快淋漓，以致头上的银饰滑落下去，也毫不再意。“溪女笑时银栉低”，这是她们给苏轼留下的最初记忆。后来他看到溪女们与山间野老（樵夫、山翁）互相嬉戏，没有任何顾忌，便立刻用此情此景来关照自己，认为在官场上终日矫揉造作，无疑是浪费生命，与这些溪女不可同日而语：
不如野翁来往溪山间，上友麋鹿下凫鷖……
翁言此间亦有乐，非丝非竹非蛾眉。
——《于潜令刁同年野翁亭》
“非丝非竹非蛾眉”一句，表达了山溪女子虽不能弹奏丝竹、不会化妆打扮，但她们身上那麋鹿般自由自在、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