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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见是，从中国去把日本打败……中国以她的人力资源，使用那些其距离易于进行空中打击的机场，将是通往这一目标的一个步骤。”（《时代》，1943年12月6日）
可是，尽管如此，就在宋美龄风光十足地进行巡回演讲过程中，从中国返回的美国军方考察团则明确表示，目前尚不可能在中国部署大规模的空军。《时代》以《不可能及时》为题报道说：
目前，假如只能靠空中提供补给，就不可能在中国部署大规模的空军。这是阿诺德少将（Am01d）访问中国后向民众做报告时所明显透露的意思。
在曼哈顿举行的欢迎蒋夫人的集会上，阿诺德将军说，罗斯福总统派他去重庆，指示他考察如何最佳地在中国部署空军力量。他告诉公众，为什么不能靠空中运输做到这一点，其原因如下：
没有足够数量的飞机。“我们正在九个前线与轴心国作战。向任何一个前线增援大量飞机，不可能不从另外的前线抽走一部分。我们没有多余的，没有多余的飞机——每架在工厂里正在组装的飞机，都是固定为某一确定的前线、某一确定的目标提供的。航空生产无疑是在增长，但在一段时间里，至少目前，我们只能用今天的飞机进行今天的战斗。”
……
印中航线的飞行相当艰难。“我们的人员必须飞越比落基山脉高得多的山脉，必须飞越或接近日本控制的区域。在冬天，飞机会被冻住；在夏天，他们又将面对雷雨和龙卷风。在印度的一些地区，一天的降雨量有纽约一年之多。在有的地区，却终年无雨，常常有可怕的沙尘暴。”
中国没有燃料。“我们在中国的空军使用的每一加仑的航空油，都靠空中补给提供。每架运输机必须携带——超过通常降落时的标准重量——足够的航空油，这样才能返回印度。”
更重要的是最后一个理由。一个拥有四百架轰炸机、一百架战斗机的中国基地，每个月需要七万五千吨航空油、炸弹、子弹（按每架飞机每月执行十五次飞行任务计算），基地之间的移动，又需要更多的额外补给。四引擎的运输机，每次降落时标准载重量为十吨，但其中有四吨物资系提供给机组、零部件及返程航空油。这样，每次航行只有六吨战斗物资可从印度运到中国。换句话说，一千架最大型运输机，每月执行大约十二次飞行任务，就等于另外还得有同样多的飞机在运转。可是，在这条航线两端，目前均不能保证提供所需飞机或合适的机场。
对中国的真正帮助，盟国在中国用以对日战争的基地的真正使用，有待于清出一条陆地运输线，可能通过缅甸。阿诺德将军说：“我们有一句格言完全适用于在远东的空中行动的展开：问题要立即解决；短期内却不可能。”（《时代》，1943年3月15日）
在欢迎集会上，阿诺德将军发表这番演讲，的确显得直爽而颇不客气。无疑，他往宋美龄的热切期待上泼了一大盆凉水。可以揣测，在感受公众热烈欢迎的气氛的同时，宋美龄从阿诺德的言语中也感觉到了失望。
失望只是从空中跌落地面的一个开始。对于宋美龄，更大的打击来了。
二 光环忽然黯淡了
1943年2月，当宋美龄正在华盛顿引起轰动的时候，《时代》的驻华记者白修德（TheodoreWhite）与同行、《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Forman）两人正在洛阳一带采访。
白修德早就听到有关河南饥荒惨状和赈灾中存在腐败的传言，重庆《大公报》因独家报道此事而被勒令停刊三天，这让他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具有新闻敏感性和冒险精神的他，决定利用其外国记者旅行的身份，日夜兼程前往灾区采访。作为记者，其天职就是要目击现场，披露真相。白修德想履行他的职责。出发时，他显然没有预料到，他的这一举动将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事件，并留给后人无尽的反思。
离开重庆，从个人而言其实还有另外一层意义。白修德想摆脱这里的沉闷，到被禁止报道的地方获取敏感素材，从而激发新闻活力。兰德在《走进中国》一书中，这样概括太平洋战争后重庆的状况：
现在，日本人的注意力已从重庆转到太平洋战争。在过去大轰炸和封锁的日子里，这里曾是世界上最勇敢的城市——如伦敦在闪电战中的表现一样。但如今不再受到轰炸，随之令人烦恼的是食品、住房，以及何时能够予以提供；呈现出来的是乏味画面，艰苦仍没有摆脱，而它曾激发出的活力却消失了——甚至苦难也因持续太久而色彩全无。（《走进中国》，第242—243页）
令白修德这样一些外国记者感到越来越痛苦的，是国民党政府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
像通常一样，新闻检查制度令记者几乎难以发出报道，因为这些真实报道越来越集中在对国民党的日益腐败的反映上。你不能写这些。你不能写通货膨胀。你不能写中国人的一个发明——不加控制地印制纸币，这导致商品购买越来越麻烦，因为物价像天文数字一样飞涨。……（《走进中国》，第242页）
身在美国的《时代》、《生活》的老板和出版人卢斯，当然知道白修德及同行们在重庆产生的对新闻检查制度的不满。尽管他力挺蒋介石和宋美龄，竭尽其能地在美国公众面前为他们塑造出完美的形象，但对新闻检查制度引发的外国记者的不满，他不能不视若无睹。他给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专门负责对外宣传的董显光去信表达对此事的关切，董显光回信予以解释说：
“就个人而言，我对严格的审查制度感到遗憾，但在目前情形下，它无疑是必要的。中国发现，敌人已掠夺了我们的大部分国土，控制了反政府的政权机构，使他们完全拒绝合作反抗入侵者。审查制度欲尽其所能来避免一些消息传到海外，为敌方做宣传之用。敌方的广播宣传即可证明设立审查制度的必要。”（转引自《卢斯时期的中国形象》，第82页）
不管董显光如何向卢斯解释，白修德一次改变历史的现场采访和披露真相之行，在1943年2月启程了。
他们来到洛阳，在美国传教士梅根神父的带领下进行采访。白修德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当时看到的情景：
我们所看到的，我现在已不敢信以为真——但是我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笔记上记载下来的东西却让我相信。首先是尸体，第一次见到是在离开洛阳后不足一小时的地方，躺在雪堆里，死去一二天的一具尸体。她的脸已经萎缩，可以看见头盖骨。她一定还很年轻。大雪覆盖着她的眼睛。直到小鸟和狗来吃光她身上的肉，也不会有人来掩埋她。沿途的狗在恢复狼的野性，一条条吃得油光光的。我停下来拍摄了一条狗从沙堆里扒尸体的照片。还没有调整好相机，狗已把一个脑袋上的肉吃得精光。有半数的村子都废弃了……（《白修德回忆录》，第134页）
白修德感到最大的震动还不是饥荒惨状本身，而是地方官员和军方的腐败。他在1943年5月14日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自从回来后我的精神便有了病——神经紧张，压抑，难受。那些事情至今我也难以相信，哪怕战争结束后我也不能原原本本告诉别人。军队强行从农民那里抢走粮食；饥民卖掉孩子来交税；路上到处都是尸体；我看到狗从土里扒出尸体；狗群撕开铁路上死去的饥民。省政府在当地军队的威胁下，试图封锁消息，不让任何人走露风声。重庆政府根本没派人到灾区的中心郑州进行独立的实地调查。中央政府为河南提供的赈灾资金是二亿元。我试图了解其下落——实际上它们根本没有到达灾民手中。”（转引自《走进中国》，第248…249页）
白修德采访完毕，当即写好稿件，在洛阳的电报局把稿件发向美国。一般来说，当时从各省发往海外的所有文章，都要先传到重庆由检查官审查后再发出。让白修德感到惊喜的是，这篇稿件居然绕过了重庆，从洛阳经成都的商业无线电系统直接发到了纽约《时代》总部。他分析，如果不是审查系统出了问题，就是那位电报员受良心驱使，希望世界能够了解真相，哪怕这样做事后可能会受到迫害。
不仅仅限于报道真相。《走进中国》一书说，白修德回到重庆就像鬼魂附体的人难以平静。他去找所有能找到的人反映情况，他们中间包括宋庆龄、孔祥熙等。国防部长何应钦要白修德去见他。白修德情绪激动，与何应钦大吵。何应钦不承认从外省运去的赈灾粮食被军队从农民那里抢走。白修德坚持说他和被抢的农民谈过话，将军们的汇报都是假的。
最后白修德见到了蒋介石。在5月14日所写的同一封信中，白修德描述了他与蒋介石的会面：
“这个老家伙给我二十分钟时间。他像通常一样，面无表情，冷冰冰的。坐在昏暗房间里的大椅子上一直一声不吭，只是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开始，他不相信我所报道的狗从土里扒出尸体的事情，于是，我就拿出福尔曼拍摄的照片给他看。接着，我告诉他，军队抢走老百姓的粮食，这个老家伙说这不可能。我说真的是这样。他便开始相信我，动笔记下我们旅程的时间、地点。他把这些记在他自己的小本子上。”
“好了。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那些发赈灾财的人该倒霉了。他们大多数是CC系和财政部的人。委员长对那些贪污犯，只要让他知道，那就只有一个简单的惩治办法——把他们枪毙。”（转引自《走进中国》，第249页）
白修德披露河南灾荒真相的报道在《时代》上发表了，时间是1943年3月22日。也就是说，距宋美龄成为1943年3月1日《时代》封面人物还不到一个月，距《时代》3月15日报道宋美龄重返母校仅仅相隔一个星期。
“直到下一次收获季节来临”——这是白修德报道的标题：
中国的麻烦简直持续不断，中国痛苦的历史更是循环反复地出现着战争、洪灾、饥荒。《时代》的记者白修德上周根据他的第一手材料予以报道。他刚刚结束为期两周的对河南饥荒地区的采访。他报道说：我的笔记告诉我，我只是在报道我所见到的、所证实的事实，甚至至今我还难以相信它们是真的：狗在路边啃人的尸体，农民趁夜色降临后寻找人肉，荒芜的村庄望不到边，乞丐在各个城门的门洞里挤成一团，每条公路上都有弃婴在号哭，在死去……（《时代》，1943年3月22日）
兰德说得好，《时代》发表白修德关于河南灾荒的报道之所以重要，在于它第一次损坏了在卢斯帮助下蒋氏夫妇在世界上所呈现的形象。白修德撩开了腐败的一角，表明它正在侵蚀中国的重庆政权。作为记者，白修德引人注目地走到了中国历史的前沿。
闪耀在宋美龄以及蒋介石身上的光环，忽然黯淡了。
赛珍珠——美国传教士的女儿、以创作中国题材的小说《大地》等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也出场了。在宋美龄应邀访问白宫，与罗斯福夫妇会面后不久，罗斯福夫人邀请赛珍珠共进晚餐。罗斯福夫人此时有计划访问中国，作为对宋美龄访问美国的回访，她需要通过赛珍珠了解中国。赛珍珠在抗战初期曾经赞美过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并积极参加为中国抗战的募捐活动，此时她的态度有了显著变化：
蒋夫人离开白宫不久，赛珍珠应邀前来与罗斯福夫人共进晚餐，她向女主人提醒道，没有美国的高压监督，无论蒋介石还是宋荚龄都不可能给中国带来民主。蒋委员长和夫人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正被自身带来的无能和腐败所吞噬。
罗斯福夫人准备以非官方使节身份访问中国，赛珍珠为此回复了一份长达十二页的有关中国形势的绝密备忘录。
赛珍珠坚称她本人“是彻头彻尾的反共派”，不过很欣赏共产党实行的农村土地改革，很鄙视蒋介石的血腥清洗活动——赛珍珠把蒋搞的那一套和斯大林的镇压作了比较。
1943年5月19日，赛珍珠在《生活》画刊上发表《对中国前景的警告》。她在文章中指出，蒋介石在中国仍然被视为握有兵权的实力人物，不过，镇压自由的声音使他正逐渐丧失民心。他的成功，或者说他的生路取决于国民党及其内部核心的改组。“在中国，这场战争已不再是一场人民的战争”。如果蒋介石不相信人民，人民也不会信任他。赛珍珠呼吁美国给予更大的援助，同时还谴责蒋介石领导无方才会有今天这样的颓势。（《赛珍珠传》，第303页）
赛珍珠还在写给罗斯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