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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珍珠还在写给罗斯福夫人的信中说
“那是一种独特而值得关注的局势。这当然不可能长久。我担心，战争结束后立刻就会爆发一场人民的反抗，至少是一旦人民恢复到有足够的力量这样做的时候。”（转引自《史沫特莱传》，第349页）
舆论界对待蒋介石、宋美龄的态度急转直下，顿时把对他们充满期待并将之充分理想化的卢斯，放到了一个极为尴尬的被煎熬的境地。是他邀请和安排了宋美龄的美国之行，是他多年来向美国公众精心塑造着蒋氏夫妇的完美形象，是他极力敦促美国政府将抗战中的中国视为盟国，进而跻身于世界大国之列。可是，现在，蒋介石政权实施的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和官员腐败，却在磨损他的努力，使他的一番苦心有可能变成沙滩上修筑的高塔。
卢斯与蒋介石的这种复杂关联，实在颇具历史意味。《史沫特莱传》的作者这样分析道：
亨利·卢斯显然认为他自己是一名国家政策制订人，而且，据他看来，美国在其中发现了它的自我的这场战争，是一场人心之战，意识形态的抗争。他出生于中国，是个传教士的儿子，建立一个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一直是他梦魂萦绕的事业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再加上美国传教人士在中国长达一个世纪的努力追求和蒋介石的皈依基督教，都使得无论是卢斯或是美国各派教会，全对国民党抱有一种基于自利的忠诚。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引发了对于蒋介石的过甚其辞的赞美，以至使得他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传奇式的英雄，而对于他的任何批评都成了不许可的禁忌。（《史沫特莱传》，第333页）
过去，一些专家，包括卢斯的传记《卢斯与他的帝国》的作者在内，主要强调的是卢斯对蒋介石宋美龄的支持，指出《时代》的报道常常先入为主地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来“改造”新闻素材，从而达到主导舆论的目的。这有道理。但是，也应看到，恰恰也是卢斯的《时代》、《生活》，1937年率先发表毛泽东和中共红军的报道和照片，如今，1943年3月，又独家发表了披露河南饥荒真相的报道。白修德自己也回忆说，宋美龄在美国看到他的报道后曾大发脾气，要卢斯解雇他。不过，卢斯没有答应。
兰德在他的《走进中国》中说：“五月，在做过一番深刻反省之后，卢斯在《生活》上发表了赛珍珠尖锐批评国民党政府的长文。他这样做，主要因为他不愿被人指责为误导美国人民。”卢斯的内心当然是复杂的。他在决定发表赛珍珠的文章后，亲自写信给白修德，以一种委婉而又带有无奈的口气开导白修德：“但是要想一想，白修德，伟大的事实是重庆还没有被打垮！”他还指出：“这才是你应该关注并加以说明的事实……你一直对中国、对委员长充满信任……也许你感到你已经传达出了过多的信任——或者说过于轻易的信任。我写信给你只是想说你不要有这种担心。信任仍然需要，而且不能有任何犹豫，最为重要的便是传达出这种信任。”（参见《走进中国》）这便是一个真实的、充满矛盾的卢斯。
一位研究卢斯的专家这样概述卢斯的刊物1943年、1944年所发表的对蒋介石政权的批评：
到1944年，卢斯相当关切许多对中国局势的批评报道，并为他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支持不断受到质疑而苦恼不已。然而，笃信公众有权知道一切的原则，《时代》和《生活》经常发出批评的声音。赛珍珠忧虑重重的文章《中国错在哪里？》，1943年5月在《生活》上发表。《时代》（1944年2月14日）随即发表了孙逸仙夫人批评国民党的文章。她的文章讲述了通货膨胀、官员腐败、河南饥荒等问题。接着，下一个星期，《时代》发表一篇揭露宋氏家族内部一直存在着的矛盾，以解释为何孙逸仙夫人不仅不赞同她的妹夫蒋，而且还公开予以反对。对孔祥熙、宋子文、委员长夫妇之间的个人恩怨和权利斗争，也做了评述。在1944年3月6日这期《时代》上，一篇报道披露蒋介石拒绝同意记者访问延安。它还概述了国共之间从未停息过的相互抱怨。（《卢斯时期的中国形象》，第119页）
意识形态的固执与新闻自由、新闻监督的功能，便是这样纠缠于卢斯的内心。在现实与理想、理智与情感、主动与被动的矛盾冲突中，战时岁月的中国场景有意无意之间被戏剧化了。
白修德无疑是这一戏剧化的历史转折中的主角。许多年后，他在回忆录里依然为他的冒险采访和独家报道而自豪。他甚至这样说：“生命得到了拯救——是被美国新闻界的力量拯救的。”他回忆说，在他的报道引发一场政治动荡几个月后，他收到了梅根神父自洛阳的来信：
“你们回去之后，电话就开始响个不断。从陕西开来的货车装的全是粮食，以后就不断开来。在洛阳，粮食简直到了卸不完的地步。第一批到达的四个车皮的粮食可以说是最少的一次。省政府忙了起来，开设的粥棚遍布全省。他们是想做事的。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军队也拿出了他们过多存粮的一部分，帮了很大的忙。全国到处都在为灾民募捐，钱纷纷涌进河南。”
“前面所说的四点都是我亲眼所见到的，也是切中时弊的四点。同时也证实了我以前的判断，即这场灾就是人为的，整个过程的任何时候当局都有控制的能力，如果他们有这样的愿望和意志。你的来访及对他们的规劝获得了成功，使他们从昏迷状态中猛醒过来，使他们忠于职守，局面也就打开了。总而言之，威力归功于《时代》和《生活》杂志，归功于《幸运万岁》杂志。平静了！奇迹！你将被河南人民长期铭记。有的人以愉快的心情把你记忆，也有人在咬牙切齿，他们是有理由这样做的。”（转引自《白修德回忆录》，第146—147页）
是的，梅根神父说得不错，白修德不会被忘记。不仅仅因为一篇独家报道，更因为他的冒险之行，把一个政权的新闻检查制度撕开了缺口，从而影响着历史演变。
半年后，1944年年初，白修德和一批外国记者在重庆再次采取集体行动，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允许他们前去采访延安等中国共产党统治地区。自1941年皖南事变以来，蒋介石一直对延安等共产党地区实行军事封锁，新闻检查制度也愈加严厉。现在，在国、共两党多年的冲突中，在蒋介石与史迪威因对待共产党的不同态度而矛盾逐步加深的背景下，白修德与同行们撕开新闻封锁之网的历史之举翻开了新的一页。
三 “老中国通”和“花生米”
1944年11月13日，从重庆被召回美国的史迪威将军，成了《时代》的封面人物。《时代》称史迪威是一位真正的“老中国通”：
在所有美国人中间，乔·史迪威称得上是颇受中国人欢迎的人。他是中国坚定的崇拜者，她的大小人物的挚友，她的事业的捍卫者，她的文化的学习者。他是一位真正的“老中国通”，属于精通汉语甚至可以用汉语思考的那个群体——这些令人惊奇的美国人，克服这一亚洲语言的障碍，成为美中传统友谊中非官方的一个群体。
同时，作为蒋介石的第一位外国人官员，史迪威是中国得到美国援助和友谊的象征。（《时代》，1944年11月13日）
读史迪威传记，方知这位“老中国通”1926—1928年期间，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驻扎天津的第十五步兵团担任军官。我忽然想到，1927年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巴特勒准将，也与第十五步兵团有关。早在1900年，巴特勒是第十五步兵团的少尉，参加过与义和团的作战。1927年在北伐战争步步推进的情况下，美国调兵遣将，任命巴特勒为司令重返中国，前往天津负责指挥美国海军陆战队，以应对突发事件。谁能料到，十七年后的1944年，巴特勒准将当年手下的一名军官史迪威，也成了《时代》封面人物。
再过两年，1946年，还将有另外一名美国将军在《时代》封面上出现。他就是作为美国总统特使前来负责协调国、共两党谈判的马歇尔（GeorgeMarshall）。这样，自《时代》1923年创刊到1949年，其间共有四位美国将军因为与中国事务有关而成为《时代》封面人物。他们分别是：1927年巴特勒、1943年陈纳德、1944年史迪威、1946年马歇尔。
有意思的是，马歇尔1927年前后也是第十五步兵团的一名中校。当年史迪威就是在天津与马歇尔结识，并结下友谊。因为两人之间的这一特殊历史渊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乌歇尔，才极力向罗斯福总统推荐史迪威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
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连接：巴特勒——史迪威——马歇尔，三位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美国将军，都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十五步兵团有关。从义和团到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从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在中美关系的演变中，第十五步兵团显然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于是，在审视中国近现代史时，我眼中多了一个特殊的群体。
审视历史常需要考究细节，将一口井挖掘得越深越好。有时则需要跳出某个具体场景，持一种浏览心态，神游于时间流动之中的场景衔接，似乎各自孤立的现象，说不定偶然间让人有了新的体味，从中发现彼此的关联。这一发现，或许能让人在叙述历史时找到新的途径。我设想，如果有人研究一下第十五步兵团，把它与中国的关系，它的官兵的中国经历、中国故事，综合起来写一本书，一定会有新意，颇具分量。这是题外话。
其实，当罗斯福决定派史迪威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时，就已经埋下了蒋介石与史迪威发生冲突的伏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请求美国派一名将军来中国担任他的参谋长，但“建议最好推荐过去没有到过中国的军人”。（参见《美国对中国的反应》，第134页）可是，罗斯福派来的偏偏是一位地道的“中国通”将军！
毕业于西点军校的史迪威，作为在菲律宾服役的陆军中尉，他早在辛亥革命期间的1911年11月就曾途经中国，在中国逗留十七天。后来，他报名学习日文，但名额已满，遂改学中文，这才成为美国陆军中的第一个中文学生。1920年，史迪威举家来到北京，开始了他与中国的深入接触。1921年他获得机会担任修筑山西铁路的总工程师，勘探路线、修建坡道、开凿涵洞，仿佛是为他后来领导修建中缅、中印公路在作铺垫……，
史迪威在1926—1928年担任驻天津的第十五步兵团军官后，1935年又来到中国，担任美国驻华使馆的武官，一住就是四年，亲历了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岁月。一位研究史迪威的美国专家认为，正是在这四年时间里，史迪威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特别是军队状况的了解：
随后四年中，史迪威的任务是搜集日本侵华情报。他出差各地了解情况，对日本军事、中国官员和中国领导人形成成熟看法，并巩固了他对中国士兵的高度评价。
关于中国士兵，史迪威在不同时期写道：“他们吃苦耐劳，忍受生活物质的匮乏，普通白人在这种情况下会无能为力；我们大书特书的行军，他们却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能靠一个白人无法吃的食物而活得挺好。他们知恩图报，并遵从他们对其有信心的上级。”“中国士兵是出色的材料；他们比日本鬼子好。不能为中国遭受灾难而责怪普通的中国士兵。”史迪威补充写道，“愚蠢的领导浪费和背叛了”中国士兵的优秀品质。
史迪威对中国军队中的将领的印象与出色的士兵大不相同。他写道：“他们没有道德勇气，他们出奇的胆怯和过度的谨小慎微。他们总是保留至少3／4可动用的兵力，他们夸大困难，他们高估敌人的力量，他们为不履行职责而搬出种种借口，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要保存实力，否则就怨声载道，他们总是推诿要别的部队替他们出力。”
但是史迪威最严厉的言辞是针对在北平的日本人，他称他们为“骄横的小杂种”。“他们比任何时候都让人难以忍受，而我不得不和他们打交道，还得面带笑容，”史迪威写道，“我喷吐的怒液足以浮起一艘战舰。”（《史迪威将军使华初期》，约翰·依斯特布罗克，载《远征缅北》，第209页）《时代》也写到了史迪威对中国的感情：
在中国，史迪威形成了坚定信念，对中华民族充满敬意：他深信穿草鞋、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