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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史迪威形成了坚定信念，对中华民族充满敬意：他深信穿草鞋、营养不良的中国士兵，一旦装备完善，训练有素，指挥有方，就能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士兵相抗衡，他坚信，他能以中国的人力和美国的武器，创造一支强大的军队，将日本人赶出中国。珍珠港事件后，他开始有机会来证明其信念。（《时代》，1944年11月13日）
于是，在抗战烽火硝烟中，史迪威这位“老中国通”肩负重任，重返中国。
熟稔中国的史迪威，一旦有机会担当重任，就主张改组中国军事，将一部分租借物资用来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把中国变成一个积极的盟国。可以设想，当蒋介石第一次面对这样一位对中国国情如此熟稔、且有自己见解和主张的美国将军时，他很可能就已经感到了失望、沮丧甚至不满。
史迪威对蒋介石的印象也不佳。见面不久，他就给蒋起了个绰号——“花生米”（“花生米”为美国俚语，特指野心大而能力差之人），并且时常在他的日记里以嘲笑和不屑的口吻谈论这颗“花生米”。
“老中国通”与“花生米”的冲突，终于在1944年达到了白热化。
回顾现代史时，人们很容易忽略某些似乎平淡的年份，而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上，如1911、1919、1927、1937、1945、1949……可是，当我们沉静下来进行深入历史解剖时，便会发现，有的年份虽未被视为里程碑，但在历史演变中反倒更具转折意义，对未来局势的发展起到关键性的制约作用。
1944年就是这样的年份。
这一年，外国记者直接给蒋介石写信，要求前去共产党地区采访，最终获得批准。他们组成“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结伴而去，回到重庆后发表一系列报道。在他们的报道中，共产党政权与国民党政权完全不同，充满着活力。自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终于第一次有了集中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实力和形象的机会。撕开新闻封锁，与其说是这些外国记者的成功，不如说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
这一年，在经过与蒋介石的多日交涉后，史迪威终于成功地与美国驻华大使高思联手，于7月、8月两度向延安派出美军考察组，使中国共产党希望越过蒋介石，直接与美国方面接触的想法变为了可能。1942年，周恩来在重庆曾向史迪威的政治顾问、美国驻华使馆秘书戴维斯表示，若蒋介石同意，中共愿将军队开赴缅甸前线作战，接受史迪威的指挥。这一提议因受到蒋介石反对而未果。如今，美军考察组在延安受到热情欢迎与高规格接待，人们有充分理由对中共与美国将建立良好关系充满信心，美国方面也对自己在国、共两党的冲突中能够扮演至关重要的协调角色充满自信。
然而，同在这一年，形势却急转直下。10月，在蒋介石的强烈要求下，罗斯福召回史迪威，成为轰动一时的爆炸性新闻。与此同时，高思大使也被撤换。11月，罗斯福派遣的特使赫尔利出使延安，踌躇满志地带着与毛泽东达成的国共合作协议飞回重庆，但是，一夜之间他又转而同意蒋介石提出的新建议。他的这一举动，立即引起延安方面强烈反对，甚至认为赫尔利欺骗了他们。遭受挫折的赫尔利却没有走，他继续留在中国，接替高思出任驻华大使。从此，中共再也不可能与美国亲近了，相反，美国最担心的中共彻底转向苏联将逐渐成为定局，而美国在国、共冲突中的协调作用也不可避免地日趋衰微。未来的发展将证明，这一变化是深层次的，真正具有历史性转折意义。或许可以说，国民党的败局、共产党的胜利，以及未来许多年中国发生的一切，都与1944年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发生突变有关。
同样重要的是，当中国发生这些事件时，太平洋战争的局势也发生了战略性转折——中国不再被美国作为进攻日本本土的基地。兰德在《走进中国》一书中这样写道：
召回史迪威的决定，使战争的努力更加错综复杂。艾特金森指出了这一点。他指出，史迪威被免职，是美国决定在反攻时不再把中国部分考虑在内的一个标志。现在，在反对日本的战争中，中国不再具有战略重要性。就在1944年10月23日前后这个星期，美国空军和海军联合作战，在菲律宾的莱特湾海战中成功地战胜日本联合舰队。这样，反击日本的战争便可以从太平洋上发动了。“莱特湾海战也许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海军胜利。”白修德在1982年和我交谈中这样对我说。“它就发生在史迪威危机的那个星期，这意味着他们会把中国放到次要位置，永远把它放到一旁。”（《走进中国》，第276页）
太平洋战局的进展，改变了罗斯福总统过去几年里重视中国的态度，现在他最关切的是如何尽量减少美国士兵伤亡而尽快打败日本，结束战争。他一度将中国纳入大国的努力，已然成为过去。如今，他的目光焦点不再是中国。中国发生的一切，他依然会关注和介入，但已经不会像珍珠港事件刚刚发生时那样有休戚与共的迫切感了。
1944年——在历史大背景中，这个年份的意义就这样凸现出来了。
四 走了，“乔大叔的战车”
一次个人化的举动，直接导致了史迪威的被召回。
早在1942年7月，蒋介石就要求美国撤换史迪威，只是在马歇尔的反对下，罗斯福才没有同意撤换。1943年9月，史迪威向蒋介石建议，撤除国民党军队在西北对中共地区的包围，两人产生了重大分歧。最后的冲突在1944年7月开始爆发。
这里有必要把1944年的中国战场局势略加叙述。此时，欧洲战场自苏联向纳粹德国进行大反击后，形势已越来越有利于盟军。1944年6月初诺曼底登陆战的成功，东线、西线的两面夹击，已经初现纳粹德国彻底失败的前景。据《剑桥中华民国史》称，从1939年到1944年初，在中国的战线并无重大变动。中、日双方之间的战略平衡，在将近六年中变化甚微。但是，中国却在1944年面临了自抗战爆发以来最严峻的危机，这就是日本为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而发动的“一号作战”。《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这样概述说：
去年年底以来，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频频失利，从日本本土到东南亚一带的日军海上运输线，已随时有被盟军切断的危险，中、美空军亦对日本本土及海上交通线构成巨大威胁。今年1月24日，日军大本营决定发动“一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以图达到以下目的：摧毁中国西南地区的空军基地，确保日南洋方面军与大陆的联系；摧毁中国军队主力。日军制定了三期作战计划，准备“先由华北，继由武汉地区及华南地区分别发动进攻”，“将黄河以南京汉铁路南部及湘桂、粤汉铁路沿线之要地，分别予以占领并确保之。”
在日本军队的强大攻势下，中国军队虽时有顽强抵抗，但几乎全线失利。郑州、洛阳、长沙、衡阳、桂林、柳州等大中城市相继失陷，到1944年11月下旬，日军攻占贵阳和南宁，最终打通了贯通中国南北的大陆交通线。随即日军又向昆明进发，坚守了七年多的重庆，因而也处在前所未有的威胁之中。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冲突进入白热化。史迪威提出撤离封锁共产党地区的中央军队，以参加对日作战，蒋介石拒绝了这一建议。蒋在6月拟调回滇西远征军增援湖南战场，但也遭到了史迪威的反对。史迪威向罗斯福建议，如蒋肯授予他全权指挥中国军队，他愿领兵（包括中共军队）自陕西进攻洛阳、开封等地，以此而改变战局。
罗斯福最初站到了史迪威这边。他一改过去尊重蒋介石的做法，改而以居高临下的命令口气，要求蒋介石将所有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罗斯福在1944年9月18日的电文中写道：
予详细阅读关于中国局势之最近报告后，曾与各高级参谋交换意见，深恐在最近之将来，阁丫将面临一非常危急之局面……如阁下不立即补充缅北部队，或不派生力军援助怒江方面之华军，则吾人将完全消失开放接济中国陆路路线之机会，直接危害现下之空运途径，如果至此，则阁下必须准备接受必然之结果，担负全部之责任。
数月以前，予曾迭次请求阁下采取断然步骤，以消除阁下个人与对中国渐渐之危局。兹囡阁下延搁委派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全部军队，致中国东部之重要土地为之损失，影响之大，殊非吾人所能臆测。
……必须立即委任史迪威将军，授以全权，指挥中国全部军队。
……予与此间各高级人员，均认为阁下及吾人对于援助中国所有之计划，如再延搁或犹豫，便将完全消失，故坦率立上闻，诸希亮察。（转引自《政坛败将》，第446—447页）
在这一巨大压力下，蒋介石曾准备接受罗斯福的建议。但是，史迪威的一次非常个人化的举动激怒了蒋介石，使自己的努力前功尽弃。史迪威的老对手陈纳德将军在其回忆录中这样谈及此事：
9月19日，史迪威收到了罗斯福给蒋介石的电报。一个见到过那份电报副本的美国人告诉我，电文内容好像是阿道夫·希特勒发给一个被征服的卫星国傀儡的信件。罗斯福用强烈的措辞针对中国的局势责备蒋介石，最后通牒似地指定史迪威为中国的司令官。这种语气完全不符合罗斯福通常给蒋介石通信所采用的语气。我非常怀疑这封信是史迪威自己写好，再把它通过某种关系送达华盛顿，在那里由陆军部说服罗斯福签署后发回中国的。
罗斯福的这封信震动了重庆，当时赫尔利和纳尔逊正同宋子文一道起草史迪威指挥权的有关细节，赫尔利和纳尔逊告诫史迪威不要传出这一消息。他们认为这措辞强硬的消息会破坏目前的计划，反而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因为蒋介石已经同意将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了。
“我们已经赢得了这场球赛。”赫尔利告诉史迪威。
史迪威同意先不发这一消息。于是赫尔利和纳尔逊返回蒋介石在篁山的乡间别墅，继续起草这一协议。
9月21日，史迪威出人意料地来到篁山，打断了起草协议的会议……
蒋介石告诉宋子文，罗斯福的信是对中国主权的挑衅。他准备接受最可怕的任何灾难，但决不能放弃中国主权。史迪威必须滚开，即使美国终止对华援助，也在所不惜。
史迪威感到他在人事方面已经大获全胜，痛报了前仇，还写了一篇抒情诗来庆祝这一时刻。在这篇古怪的诗中，史迪威宣称他呈递的这封信丢尽了“花生米”的脸。（《飞虎将军陈纳德回忆录》，第434页）
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中外政治人物之间的冲突中，史迪威的这首诗无疑最为特殊，也最有趣。其中写道：
我久久地期待着复仇一
终于我得到了机会，
我盯着“花生米”的眼睛，
照他屁股上狠踹一脚。
……
为我所有令人疲倦的斗争，
为我所有苦恼的时日，
最终我得了胜，
把“花生米”打翻在地。
……
我知道我仍要受难，
进行一场烦人的激战，
但是，噢！天大的快事！
我毁了“花生米”的脸面。
（转引自《政坛败将》，第448…449页）
兰德在《走进中国》中也认为，史迪威的举动让蒋介石“大丢面子”：
当时蒋和赫尔利、宋子文和高级官员召开会议，史迪威本不该在会上通报蒋，而应该私下单独交给蒋。如果艾尔索普猜得不错的话，史迪威大声向蒋宣读这份电报的举动，无疑让蒋大丢面子，史迪威这位老中国通肯定明白这一点。任何情况下，他都会在英文原件上附上一份中文译件。现在，由史迪威亲自来宣读它，这份电报也就成了“一颗烫手的炸弹”。显然，史迪威在对蒋的态度失去了控制。后来他在工作日志中这样记录道：“好像鱼叉正好击中这个畜生的心窝，刚刚穿胸而过。这是沉重一击。他的脸发绿，气得目瞪口呆。”在劝说蒋的问题上，史迪威的电报绝对不是一步高招。它毫无必要，因为文中没有任何新的指令。它无非就是羞辱蒋。艾尔索普说，当赫尔利和其他顾问离开后，蒋起码是当着宋子文的面哭了。这不难想象：众所周知，蒋在恼羞成怒时常常发脾气，扔茶杯，甚至咬毯子。（《走进中国》，第272页）
史迪威高兴得太早了。“烦人的激战”马上就让他“受难”了。
丢尽面子的蒋介石愤怒之极。在他的强烈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