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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姐姐对我说：我们应该到学校去给妈妈送东西。说这话时，她健康红润的脸庞上闪动着坚定的神情。
姐姐比我大好几岁，原本是学校学生会的副主席，运动初起时还很活跃，后来因为母亲的缘故在学校的地位一落千丈，还一次次地接到母亲学校的勒令，要她在规定的时间去参加母亲的批斗会，她始终拒绝参加。她说要去学校送东西，我感到很不安，但我没有犹豫就同意了，哥哥在外地工作，姐姐已经成了我唯一可以信赖的支柱，再说我的确很惦记母亲。
我俩拎了舅妈收拾的一个小包，乘车到了学校。
那里已经不是我曾经来过的地方。一进门，满眼只看见道路两旁贴着的大字报、写在长长的横幅上的标语，我低着头，躲避着那些刺眼的打着叉叉的母亲的名字，生怕有人会认出我来，尽管以前他们看到我总是那么热情，不断地拿出各种好东西和我玩，我想象不出，现在他们看到我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关押着母亲的院子。走进一间不大的屋子，里面坐着几个人正在激烈地谈论着什么，看见我们进来，他们立刻沉默下来，都不说话，但盯着我们的目光流露出一种敌意。
姐姐把东西交给为首的一个人，那人在包里翻着，看见有香肠，立刻喊了起来：看看！这是什么东西，旧社会劳动人民吃得上吗？！
姐姐说：这不是新社会吗？
那人瞪了姐姐一眼不说话了。
姐姐提出要收条，为首的那人感到有些惊讶，张口要说话又忍住了，他扔过一张纸要姐姐清点东西。姐姐一样一样把带来的东西都写在纸上，那人把东西和纸条交给了身旁的一个矮个子，矮个子走了出去，一会就回来了，把那张纸条扔到我们的面前。在姐姐写的清单旁母亲写了三个字：收到了。
母亲的字迹一向漂亮有风度，可这三个字歪歪扭扭，很大，很潦草，看得出是抖着手写的，那张刚刚还是整洁的纸，也变得很脏揉成一团。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就关在这院子的哪个屋子里，却不让我们见面，她究竟犯了什么罪？一种不祥的念头浮现在我的心里，我喉头发紧，觉得自己几乎就要哭出来了，就在我们转身快要走出屋子的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了，忽然颤抖地大声说了一句：“希望你们好好调查！”
一句话，好像是一根导火索引发了一堆炮弹，屋子里那些原本阴沉沉地盯着我们的人都嗷的一声站了起来：你说什么？你是什么意思！你说我们没调查！你污蔑革命群众……一时间，喊声叫声响成一片，七八张脸对着我们，七八张嘴同时张合，根本就听不清他们在嚷些什么。
姐姐把我拉向身后，使劲喊着：你们想干什么！她还小她不懂事！毛主席说的要调查研究……
“毛主席说我们要相信群众，我们要相信党！告诉你们，你们的母亲是坏蛋！是黑帮分子！是……”为首的那个人逼了过来，屋子里的其他人也围了上来，我们在他们的步步紧逼下退到了院子里，不知什么时候院子里一下子出现了很多人，还有人不断地从别的屋子里跑出来，密密麻麻地把我们包围在中间。
“狗崽子，还敢顶撞革命群众！”
“就是她，叫她参加批斗会她不来，人还挺厉害！”有人指着姐姐喊。
“把她们扣起来！”
“别让她们走！”
他们喊着叫着，有人推搡着我们，还有人向我们扔东西。
姐姐被激怒了，她毫不示弱地和他们辩论，沉着又强硬地应对着周围的谩骂和指责，她倔强刚烈的性格和出色的辩论能力再一次激怒了他们，他们嘴里骂着难听的话，手里挥舞着棍棒冲向我们。我在混乱中无助地被推来搡去，脸上流着眼泪，索性哭出了声。我的确害怕极了，从他们对我们的疯狂中我有种感觉，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把母亲撕碎、踏烂，可我的母亲她是坏人吗？一想到这一点，我的眼泪就流得更厉害了。
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被姐姐拉着，跌跌撞撞地冲出人群，冲出院子的。
我们走得很快，他们在后面紧追不舍，路上的人先是奇怪地观看，弄明白后又有人不断地加入进来，长长的一群人在校园里形成了一支队伍，斥责声、叫骂声、口号声不断地从这支队伍中发出来，追逐着我们。那情景就像不久前的那个早上，游荡在宿舍大院里的那支批斗队伍，那时候我还疯狂地跟在人们后面奔跑，现在我们已经成了被追打的对象。姐姐很顽强，她一边紧紧拉着我的手疾步行走，一边还不忘记回过头来还击他们，后面的人追得更紧了，斥骂声一直把我们送出大门，走出校门很远，我发现我还在流泪。
那天夜里，我一直处在惊恐中，好几次从梦中惊醒，坐起来大声喊叫。舅妈一边安慰我，一边发誓赌咒地说以后再也不让我去送东西了。
尽管如此，我们的行为终究还是惹恼了他们。第二天，母亲被人押着回了家。
是接近中午的时候，门被猛烈地推开了，好多天不见的母亲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看清她的模样，她就被推到毛主席像前请罪。
母亲还穿着离家时的那身旧衣服，人消瘦了许多，头发全白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使她显出惊人的憔悴和衰老。她佝偻着腰站在那里，最初，声音很低，听不清说的是什么，押她的人大声吼叫让她声音大些，她提高了嗓门说：我有罪，我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黑线，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毒害学生，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完了，她依然低垂着头。
一个人向母亲叫道：
说，你是不是黑帮分子！
是。
你是不是压制革命小将反对文化革命！
是。
你是不是牛鬼蛇神！
母亲停顿了一下，有人上来猛地踢了她脚。
是……
押着她的两个女人望着我们，脸上充满了得意的神情。他们是来显示自己的胜利的，是要我们亲眼看到母亲被羞辱的样子，还要证明不是他们冤枉母亲，母亲本来就是一个牛鬼蛇神。
母亲被他们扭转过身来，看到我们时，眼神是那样的悲伤，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她的那种表情。往日里的清高和精干没有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完全是一个衰弱无力的老太太。
我瞪大了眼睛，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心中混乱一片。我不能相信母亲所说的话是真的，多少天来一直让我苦恼和害怕的问题，难道这就是答案吗？但我清清楚楚地听见了她说的话，我的心好像被捅了一个很大的黑洞，整个人都在往下坠落。有种声音在我耳边说：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啊……我的脸涨红了，一种罪恶感蚕食着我的心。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他们凶狠地推着母亲，用脚踢母亲，我立即又想到，是他们逼迫母亲这样说的，母亲完全是被迫的，那一刻，愤怒又升了上来，我不相信，就是不相信……
这时候，母亲又说话了。
他们进来的时候，姐姐正躺在床上看书，即使是母亲向毛主席请罪的时候，她也始终沉默着躺在那里不起来。
母亲望着姐姐说：快起来，要有礼貌。
姐姐不动。
那些人冲着母亲叫道：
快看看你的孩子吧！她就是这样对待文化革命，对待革命群众的！
母亲急了，她忽然大声冲姐姐喊道：起来，要有礼貌！不要这样——
那喊叫是尖厉的，好像是从憋闷了很久的胸口喷出，变成了一声凄厉的长啸，压倒了所有的声音，也刺穿了我的心。很多年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知道母亲之所以这样做是怕我们吃亏。但那时候，我还太小，完全理解不了母亲的心情，我被她的喊叫惊呆了，我望着母亲，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朝我们大声喊叫，我觉得母亲的喊叫是因为她自己心里有愧，是因为惧怕那些押着她的人，是为了她自己……我的防线被彻底击破了，很多天来压抑在心里的屈辱和委屈涌上心头，我突然发疯似地倒在床上，踹着双脚大声喊道：
走，走！你们都出去！出去！出去！
我知道，我的喊叫和愤怒不仅仅是对着那些陌生人，那些学生，也包括了我的母亲，和所有的一切。
没有人理我，他们冷笑着，冲母亲叫嚷：看看！看看！你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吧！你连孩子都教育不好还配教育学生吗？！你根本就不配……
他们又开始在房间里到处乱翻，母亲低着头站在一边，不知什么时候，舅妈端着一碗吃的悄悄地走近母亲，立刻被来人喝住了，他们冲舅妈瞪起眼睛：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敢对她好！
舅妈操着一口山东话不紧不慢地说：那是当然了，是自己个儿的人哪——
折腾了好一阵，一群人押着母亲走了。事后，我们才知道，就在母亲走出屋子的那一刻，我的舅妈竟挤了过去，用极快的动作往母亲的口袋里塞了一包肉松，混乱中竟没有人察觉到舅妈的这个动作，真的发现了会怎么样就很难说了。
我的舅妈——一个只会写自己的名字，挪动着只有三寸大的小脚走路的旧式封建家庭的妇女，一个对政治完全不懂的人，在那样一种混乱和恐怖的时刻，表现出如此的超然和沉着，她一门心思地守护着的是超出了一切的亲情，这令我在很多年后想起来都不能不感叹。其实，“文革”一开始父母就在为舅妈担忧了。舅舅在解放前曾经担任国民党山东省总部的书记长，虽然在抗战时期为共产党做了很多事惨遭国民党杀害，但以他那样复杂的背景，只要有人揪住不放，不仅舅妈会被当作国民党的官太太被赶走，全家都会遭殃。为此，家里人再三叮嘱舅妈要小心，然而舅妈好像并不在意。
那天以后，母亲更加陷入了生死未卜的境地。
每天都是批斗会。不同的派别，不同的年级，甚至是一个班，几个学生，谁都可以把她拉出去批斗。开始还有一些“保皇派”，但他们很快就被摧垮，连母亲最信任的人也起来反戈一击了。到了后来，所有的派别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都要争着批斗母亲。
那些日子，天空中常常没有一片云彩，一丝风，整个城市就好像被罩在一口煮沸的锅里，到处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湿热。批斗会上，一向最怕热的母亲忍受着酷热难当的高温，弯腰低头一站就是半天，战争年代留下伤痛的腰好像要断裂开来，青光眼的发作使她头痛难忍，她大汗淋漓，极力支撑着。充满战斗豪情的革命师生们顶着酷暑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不断地挖掘出母亲种种新的罪恶：执行修正主义教育黑线，网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右派给学生上课教书，毒害学生，包庇坏人，在困难时期搞农场是为了贪污，迫害革命烈士子弟……每一条都惊心动魄，每一条都可以定她死罪。在主持人的一再煽动下，台上台下时常群情激愤，有人跳上去对着母亲拳打脚踢，空喊口号已经不能使人平息愤怒，汗流浃背的人们急于要找到发泄的渠道，恨不得即刻就把走资派拉下来打死。母亲感到大难临头，已经到了上天无路人地无门的地步，只好横下一条心听天由命了。
母亲挨了很多打，他们把她的眼镜拿下来打她，用皮带抽她，把眼镜踩在地上磨成毛玻璃让她看不清是谁打的她。我不知道母亲是怎样逃过死亡的，不知道在那夏末秋初的夜里，母亲是怎样抚摸着身上绽裂的伤口心如死灰却一遍一遍地对自己说：“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我一无贪污，二未害过人，三任劳任怨为党工作，凭什么要整死我，置我于死地！”“我要挺身扛过去，要设法伸冤，要提防被害死……”有的时候，在疼痛难耐的夜里，她低声地为自己唱着革命样板戏中的戏词：“这几天多情况，勤瞭望，费猜想……”当年在延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中央党校召开，晚会上，母亲清唱一曲《借东风》曾赢得全场的喝彩，现在她只能用革命样板戏为自己打气。她不知道等待着自己的是什么，只知道那些充满革命热情的学生是无人能控制的，他们常常怀着满腔的忠诚轻而易举地就把他们认为有问题的老师或校长打死。
很多年后母亲还在感叹：“可惜那些青年学生们，他们的热情积极性被错用了啊！他们同样是被迷惑了啊！”她不记恨那些年轻的学生，当时，她甚至没有忘记拿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