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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将身边的两个孩子也托朋友带到内地去求学。
梅兰芳自己也曾想化装偷渡到内地去，朋友们都说不妥。因为日本人从 照片上都熟悉了梅兰芳的面孔，万一被日军发现，便会惹出许多麻烦。暗走
不如明走，反正香港已和上海一样，都在日军的控制之下，不如回到上海与 家人同甘共苦，也比一个人留在香港安全得多。
经过反复考虑，梅兰芳采纳了朋友们的建议。于是，一九四二年夏天。 梅兰芳取得酒井的同意，乘飞机取道广州返回上海。
沦陷后的上海天空阴云密布，似乎蕴藏着更大、更猛烈的暴风骤雨。 梅兰芳回到上海后，每日里仍将自己困在“梅花诗屋”里读书作画，闭
门谢客。 秋季里的一天，汪伪政权的大头目——外交部长褚民谊突然闯入梅宅，
说是有要事相商。梅兰芳不得不从楼上下来。他的挚友冯耿光和吴震修两位 先生正巧也在，放心不下，也跟随他走进韦房。
褚某寒暄了几句之后，便说明了来意。原来是要邀请梅兰芳参加所谓“大 东亚战争胜利”一周年的庆祝活动，率领剧团赴南京、长春、东京等地进行 巡回演出。
梅兰芳指着自己的胡须，沉着地回答：“我已经上了年纪，嗓子也不行 了，早已退出舞台了。”
褚某尴尬而阴险地笑笑：“胡子可以剃掉嘛！嗓子吊一吊也是可以恢复 的。这个我明白。”一直望着墙上挂着的《达摩面壁图》的梅兰芳猛地一转
身：“我知道你是内行，听 说你一向喜欢玩票，大花脸唱得很不错。我看你 率团去慰问，不是比我更强得多吗？何必非我不可！”
褚某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地改变了颜色，很不自在地支吾了几句后，便狼 狈而去。
在座的冯耿光、吴震修本来都为梅兰芳捏着一把冷汗，如今见他冷嘲热 讽地对付了这一难题，都翘起大拇指连连称赞：“畹华，你可真有一手！”
梅兰芳从沙发上站起来，凝视着墙上挂着的一幅苍松墨画，沉思了片刻，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想，他们是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
果然，数日之后，日伪政权又派华北驻屯军报导部部长山家少佐出面， 对悔兰芳进行胁迫，并由《三六九》画报社社长朱复昌全权办理此事。
朱复昌先是鬼鬼祟祟地来到掌管梅兰芳剧团业务的姚玉芙家里，声言：
“梅兰芳年纪大了，不能登台，那就请他出来讲一段话。”他让姚玉芙先乘 飞机回沪，他本人则随后坐火车赴沪亲自邀请。说完，就暗自得意地走了。
姚玉芙知道梅兰芳是不会出席这种庆祝活动的，可是如何拒绝这讲几句 话的要求呢？正在焦急之际，梅兰芳的表弟奉叔忍来到了姚家。懂些医道的
秦叔忍听明情况后，思索片刻，想出了一条对策。他建议姚玉芙到上海后， 立刻请人为梅兰芳注射三次伤寒预防针。他知道梅兰芳系过敏性体质，不论
打什么预防针都会立刻发起高烧，倒卧在床。 姚玉芙到上海后，梅兰芳便依计而行，立刻请来了他的私人医生吴中士
先生给他打针。吴医生有些犹豫不决。他知道，这种预防针，对梅兰芳的身 体会有很大的损坏，同时也很危险，可是梅兰芳执意要打，他对吴医生说：
“我己决心不为他们演戏，即使死了也无怨言，死得其所。”吴医生深为感 动，含着眼泪给梅兰芳接连注射了三针。
与此同时，姚玉芙拍电报给朱复昌，告他无需再来沪。山家少佐不信梅 兰芳会患病发烧，立即电告驻沪海军部派一军医查明情况。当一名留着小胡
子的日本军医奉命来到梅兰芳床榻之前时，梅兰芳果然卧病在床，一量温度， 竟有四十二度之高？？
就这样，梅兰芳不惜人为地发高烧损伤身体，再次抵制了日军的胁迫。 这一关算是闯过去了，可是梅兰芳还面对着另外一种考验。
梅兰芳长期拒演，断绝了经济来源。而家里除了梅兰芳自己外，还有几
十张嘴要吃饭。家属、多年助演的老人、衣食无着的穷亲戚？？ 早年的积蓄早已坐吃山空，北平的房产、家具、古玩、字画、书籍等也
全都折价卖了，但还是无法解决长期的生活问题。当时的货币不断贬值，物 价一日三涨，更增加了生活困难。后来，通过朋友关系，在银行立了个信用
透支户，用一张张透支的支票来应付日常的开销。夜深人静时，梅兰芳不禁 面壁叹息：“真是笑话，银行里没有存款，凭透支开销，这算什么名堂？这
种钱用得实在难为情。”
看准了这个当儿，一些剧院老板开始打梅兰芳的主意。他们轮番来到梅 兰芳家里，劝梅兰芳唱营业戏渡过难关。
梅兰芳坐在沙发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嘴里不住地喷着香烟。家里人都 静静地围坐在一起，不敢说话。因为这种表情和动作，对日常生活中一向好
脾气的梅兰芳来说，是很反常的。
大约十几分钟后，梅兰芳突然掐灭了烟头，猛地站起身来，大声吼道：
“我不干！一个人活到一百岁总是要死的，没有什么大不了！”接着，他又 指着嘴上的胡子说：“如果我拿掉了这块挡箭牌，以后麻烦的事就多了。南
京甚至东京要我演戏怎么办？观众及戏院老板的心情我都理解，但决不能因 小失大。”当即拒绝了演出。
戏不唱了，古玩、家当卖光了，银行透支又难为情。怎么办？ 还是冯耿光、吴震修、李拔可等朋友们出了主意。他们建议梅兰芳以画
谋生。梅兰芳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从那以后，梅兰芳重新拿起了画笔。
梅兰芳的岳母曾对梅兰芳的孩子讲述过他在那段时间里每日作画的情 景：
“那时的上海被日军占领，虽然我们住在法租界，但因供电不足，随时 都要停电。但你父亲又习惯于在晚上安静之时作画，有时还要画到天亮后才
休息，他就买了一盏汽油灯，停电时挂在墙上照明。那时候，你们都走了， 家中的一切开支全靠你爹辛苦作画而生。不但要养活全家，而且要养活剧团
同仁，真是不易呀！我心疼他，每天晚上我都要亲自给他送点心，好让他吃 饱有精力画。有一次，进了书房，看见他正在用纱布裹手，问他怎么了？他
也不说话，后来才知道因为画的时间太长，人太疲倦了，给灯打气时手碰在 灯上，烫伤了一大块皮肤。看他那又黄又瘦的脸，越来越显得苍老了，可他
的脾气却是很要强的，从不在外人面前流露，更不伸手求人，我真是心疼他 啊！”
就这样，梅兰芳硬是用一杆画笔，支撑着全家和剧团部分成员的生活。 当时，梅兰芳的画曾在一个名叫雅悦斋的商店里寄售，一经面市，很快
便被抢购一空。曾受过梅兰芳羞辱的汪伪政权的外交部长褚民谊得到这个消 息后，便心生诡计。他用巨额金钱将梅兰芳的画全部订购，并在各个画幅上
标明“冈村宁茨长官订”、“土肥原大将订”等标签，以制造梅兰芳媚敌的 假象。这一阴谋被梅兰芳获悉后，立即请夫人福芝芳女士赶到雅悦斋，手持
裁纸刀，“哗哗哗”地将画幅裁成条条片片，并郑重地声明：“再多的金钱， 也买不到梅兰芳的心。”
后来，梅兰芳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经过七八个月的努力，于一九四五年 春天，借成都路中国银行的一所洋房举行了画展。
开幕那天，门庭若市，宽大的展室里挤满了观众。人们蜂拥而来，一半 是为了欣赏作品，而更多的，则是出于对梅兰芳崇高气节的敬佩，专门前来
买画，帮助他渡过难关的。当场订画者不计其数，参展的一百七十多件作品 一下子售出了十之七八，像《双红豆图》，《天女散花图》等画幅，竟被复
订了五张！梅兰芳高兴地对朋友们说：“举办这次画展，使我的画技大大提 高了一步，蓄须拒演过程中苦闷孤独的精神有所寄托，同时在经济上帮我渡 过了难关。”
重登舞台
漫漫长夜终于过去。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整个中国沸腾了。当抗
战胜利的消息传到上海时，梅兰芳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八年的辗转流离，八 年的辛酸时日，八年的心理重压，终于都成了过去。
那天，家人和客人们正在楼下高兴地谈笑，忽然看到梅兰芳出现在上面 楼梯口上。他从头到脚穿了一身新：灰色的笔挺西装，雪白的衬衫，绛红色
的领带，黑亮的皮鞋。他用折扇半遮着面孔，学着千金小姐的模样，袅袅婷 婷、一步一步地从楼上走了下来，两只眼睛里，充满了兴奋的泪花。下得楼
来，梅兰芳猛地把扇子一抽，人们不由得眼前一亮，胡须不见了，脸上刮得 干干净净？？
接下来的若干天里，五十二岁的梅兰芳像是重新回到少年时代一样，一 早起来，就在院子里拼命练功，下午吊嗓子，晚上看剧本，又亲自到地下室
去检查整理行头衣箱？？就好像舞台上解甲归田多年的穆桂英，又要重新挂 帅出征一样。
在重新粉墨登台之前，梅兰芳在当时的《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登 台杂感》的文章，叙述了他那抑制不住的喜悦心情。
“沉默了八年之后，如今又要登台了。诸君也许想象得到，对于一个演 戏的人，尤其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八年的空白在生命史上是一宗怎样大的损
失，这损失是永远无法补偿的。在过去这一段漫长的岁月中，我心如止水。 留上胡子，咬紧牙关，平静而沉闷地生活着。一想到这个问题，我总觉得这
战争使我衰老了许多。当胜利消息传来的时候，我觉得浑身充满着活力，我 相信我永远不会老，正如我们长春不老的祖国一样。前两天承几位外籍记者
先生光临，在谈语中问起我还想唱几年戏，我不禁脱口而出道：‘很多年， 我还希望能演许多许多年呢。’
“因为要演戏，我充满着活动的情绪。吊嗓子、练身段，每天兴冲冲地 忙着。八年了，长时间的荒废，老是那么憋着，因为怕被人听见，连吊吊嗓
子的机会都没有。胜利后当我试着向空气中送出第一句唱词的时候，那心情 的愉快真是无可形容。我还能够唱，四十年的朝夕琢磨还没有完全忘记。可
是也许生疏了，能满足观众的期望吗？这一切大概不成问题。因为我这一次 的登台，有一个更大的意义，这就是为了抗战的胜利。在抗战期间，我自己
有一个决定：胜利以前我决不唱戏。胜利以后，我又有一个新的决定，必须 把第一次登台的义务献给祖国。现在我把这点热诚献给上海了。为了庆祝这
都市的新生，我同样以无限的愉快去完成我的心愿。
“我必须感谢一切关心我的全国人士。这几年来您们对我的鼓励太大 了，您们提高了我的自尊心，加强了我对民族的忠诚。请原谅我的率直，我
对于政治问题向来没有什么心得。出于爱国心，我想每一个人都是有的吧？ 我自然不能例外。假如我在戏剧艺术上还有多少成就，那么这成就应该属于
国家的。平时我有权力靠这点技艺来维持生活，来发展我的事业，可是在战 时，在跟我们祖国站在敌对地位的场合下，我没有权力随便丧失民族的尊严，
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信念，也可以说是一个国民最低限度应有的信念。社会 人士对我的奖饰，实在超过了我所可能承受的限度。《自由西报》的记者先
生说我‘一直实行着个人的抗战’，使我感激而且惭愧。”
对于梅兰芳这种“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高尚民族气节，人们给 予了无限的崇敬和景仰。正如著名画家和作家丰子恺在一篇怀念梅兰芳的文
章中所感叹的那样：“茫茫青史，为了爱国而摔破饭碗的‘优伶’有几人欤？” 他说，假如当时有个未卜先知的仙人，事先通知梅先生，说到了一九四五年
八月十五日，日寇一定投降，于是梅先生蓄须抗战，忍受暂时困苦，以博爱 国荣名，那当然很容易。但当时并无仙人通知，中原又是寇焰冲天，梅先生
能把国家兴亡负之于肩，“试问：非有威武不能屈之大无畏精神，易克臻此？”
丰先生的评价道出了人们的心声。 梅兰芳不仅在戏曲舞台上塑造了无数个体现我们民族美德的英雄形象，
而且在人生的舞台上，又以我们民族的美德塑造了自己的形象。 日本投降两个月后，梅兰芳参加了抗战胜利庆祝会，在兰心剧场演出《刺
虎》。 消息一经传开，整个上海、整个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轰动了。演出的
当天，“梅花诗屋”里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外记者，到处是高高架起的 水银灯。采访、拍照，梅兰芳忙得不亦乐乎！甚至当他坐在化装室里时，心
情还是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化好装后，他一反多少年养成的静坐习惯，在后 台走来走去，还不时地问周围的人：“你们看我扮得怎么样？搁了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