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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看来，要救活‘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那种‘孔圣人张天师传 言由山东来’的方法，是全不对症；却只有鬼话的对头科学——不是皮毛的
真正科学。”①易乙玄的文章不过在鬼脸上涂了几笔油彩，因而更显得其妖
形怪状，至于乩书那更是巫师们七歪八扭地画在沙盘上的粗糙的鬼话。只有 宗教的教义才是经过精加工而制作成的有体系的神学。但正如陈独秀所指
的，“宗教不离神鬼”，“凡言宗教必言神”。②
他基于这一正确的认识，将同有鬼论者的争论，进一步发展为反宗教的 斗争。他在《新青年》的《通信》和《随感录》栏里，发表了许多精辟的非 宗教的言论。
陈独秀指出“宇宙间物质的生存与活动以外，世人多信有神灵为之主 宰”，他们认为宇宙人生的秘密，非科学所能解释，“决疑释忧，厥惟宗教”，
因而把神的意旨奉为不可抗拒的最高意旨。
甘愿作他的奴隶。其实凡信仰宗教的人，“必先自欺，始克自解”，而“自 欺”与“自解”正是愚昧的表现，迷信的结果。陈独秀认为“真能决疑，厥
惟科学”。“盖宇宙间之法则有二：一曰自然法；二曰人为法”。自然法是普 遍的、永久的；①
②陈独秀答俞颂华，３卷１号，１９１７年３月１日。 唐俟（即鲁迅）：《随感录》（三十三），５卷４号，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１
５日。 人为法是部分的、一时的。礼拜耶和华、臣殉君、妻殉夫，诸如此类的
宗教道德法律，都是“人为之法，皆只行之一国土一时期，决非普遍永久必 然者”。人类社会的发展必将随着科学的日新月异而不断前进，“改正一切人
为法则，使与自然法则有同等之效力，然后宇宙人生，真正契合”，这才是 人类“最大最终之目的”。①
一切宗教，都是骗人的一种偶像。世上“凡是无用而受人尊重的，都是 废物，都算是偶像”。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一文中，维妙维肖的描绘了
偶像的丑态：“一声不做，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无力，五官不全，六 亲不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音同久）坐不动，十（音同实）是无用”。
这明明是个废物，却受人尊重。阿弥陀佛、耶和华上帝、玉皇大帝及其他一 切神仙鬼怪，都是无用的废物，骗人的偶像。陈独秀“主张以科学代宗教”，
破除迷信，推倒一切偶像，“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
宗教，是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意识中的歪曲的虚幻的反映。神， 是人创造的。上天的偶像是现实世界里的偶像的影子。因此，破坏偶像，必
须从破坏人世间的偶像着手。
陈独秀首先指明“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人们迷信他“是天的儿子，是 神的替身，尊重他，崇拜他，以为他的本领与众不同”，其实“他本身并没
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一 旦亡了国，象清朝皇帝溥仪、象俄罗斯皇帝尼古拉二世，现在“好象一座泥
塑木雕①《再论孔教问题》，２卷５号，１９１７年１月１日。
的偶像抛在粪缸里”。但是这等偶像一天不破坏，就作恶一天。 陈独秀从君主论述到中国“男子所受的一切勋位荣典”，和“女子的节
孝牌坊”等等也都是偶像，他把破除迷信，推倒偶像与反对儒家的三纲教义
结合起来，大声疾呼“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 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
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①通常一般人所说的偶像，无非指 神仙鬼怪、帝王君权，现在陈独秀认为凡是“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
像”。这显然是把偶像的范围延伸扩大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陈独秀是
一个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的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并具有英勇过人的胆识。
｛｛改革北大文科开辟自由园地｝｝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创立于１８９８年（光绪二十四年）。
辛亥革命后，模仿西洋教育制度，于１９１２年３月改名为北京大学，但换 汤不换药，依然是个旧式学校。
学校行政由封建官吏所把持，教师大半是出身于举人或进士的老学究， 满脑子的封建思想。
英文教授辜鸿铭拖着辫子上课，乱发议论，说什么“现在社会大乱，主 要原因是没有君主”，人们不怕法律，怕“王法”。②学生多数是仕宦子弟，
有的带着听差上学，到上课时听差进房屈膝打扦，说“请大人上课”。
①②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２９４页。 这些学生吃喝玩乐，上学不过是想混个资格。北京妓院最集中的地方是
八大胡同，而逛八大胡同最多的是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一堂（京师大学 堂）的人，可见校风是非常腐败的。
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２６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１９１７年１月４日到校视事。蔡校长求才若渴，到校后做的第一件大 事是聘请有真才实学的人协助他一同治理北大。
这时，陈独秀恰在北京。他是为了募集资金，使群益书社与亚东图书馆 合并为公司（后未实现），共同发展文化出版事业，于１９１６年１１月２
６日与汪孟邹同车赴京的，２８日到达，下榻西河沿中西旅馆六十四号房间。
①蔡元培和陈独秀都曾在１９０５年在上海加入爱国协社，从事反清革命活 动。此后虽“多年不相闻问”，但蔡元培“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对陈
“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当蔡元培与汤尔和“商及文科学长人选”事，汤“推 荐陈独秀”，并将十余本《新青年》交与蔡。蔡校长“翻阅了《新青年》，决
意聘陈”任文科学长（月薪３００元），并立即去旅馆拜访陈独秀。②
那时，陈独秀白天四出活动，晚间看戏，睡得晚，起得迟。“蔡先生差 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他①
②蔡元培：《独秀文存·序》，１９３３年４月；又见《我在北京大学的 经历》，《东方杂志》第３１卷１期，１９３４年１月１日。
汪孟邹日记。 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个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①如果论
资排辈的话，一位是二甲进士出身的翰林，曾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另一位是个秀才。蔡校长礼贤下士之风度诚然令人敬佩，但无疑是独具慧眼，
相中了这位《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起初不想受聘，说“要回上海办《新 青年》”。蔡说：就“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吧”。②陈才答应回沪
稍稍整理即来京。
陈独秀离沪上任时，邻人岳相如（曾是岳王会会员）“为其钱行”。席间 陈说：“我从没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
我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返沪。”③已辞职，兹奉 令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于当月进京就职，三个月后高君
曼等也来到了北京。
陈独秀任文科学长的“消息传出后，全校震动。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 奔走相告，而教师中的遗老遗少则窃窃私议，啧有烦言”，说“陈先生只会
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任
文科学长了。 蔡先生对于这些攻击，态度是鲜明的，驳斥是有力的。他说仲甫先生精
通训诂音韵学，学有专长，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①②
③石元皋：《陈独秀生平点滴》，《安徽文史资料选辑》，１９３０年第１ 辑。
沈尹默：《我和北大》，《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１６６页，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３６页。 他视为畏友。熟习陈先生的人也出来讲话，说他在文字学考据方面有素
养，有研究有著作。高一涵先生甚至说仲甫先生讲文字学，不在太炎先生之
下。这样众口一辞，才慢慢堵住了攻击者的嘴”。①
“蔡元培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中，陈独秀先生是姣姣者。 当时他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但是，陈这
个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 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
才喜欢他，爱护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个。？？如果得不到蔡先生的器重、
维护和支持，以陈之所短，他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脚，而无用武之地。”② 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
论各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
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③所谓“兼容并包”，固然也为那些学有专长的 旧派人物，如辜鸿铭等保留了他们在北大既有的地盘，但主要是为新派人物
开辟阵地，提供讲坛，传布他们的新学说的。这个方针对新派人物显然是很 有利的。蔡元培的治校方针是“教授治校”，有关校务大事，由校评议会讨
论决定。评议会相当于后来的①②
③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北京大学日刊》，１９１
９年３月２１日。 汪东林：《访粱漱溟答录》（一），《人物》，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罗章龙：《陈独秀先生在红楼的日子》，《新华文摘》，１９８３年８月。
校务委员会，由校长、学长、主任教员等自行互选组成，任期一年。１
９１７年１２月１６日，陈独秀被选为评议员，此外他还曾担任北大入学试 验委员会副会长（会长是蔡元培）、北大附设国史馆编辑处纂辑股主任和《北
大日刊》编辑等职。蔡元培维护新派人物，新派人物施展他们的才干，支持 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
陈独秀上任以后，有职有权，他不开课，专心致力于北大文科的改革。 蔡元培对有关文科的“人事、行政，一切由陈独秀先生主持，不稍加干涉”。
①陈独秀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为文科延聘名教授。当他一旦决定任文科学 长，就写信给胡适，劝他“早日回国”，来北大讲授哲学或文学。②于是一
时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荟萃于北大文科。
蔡元培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是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以后，“文 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③文科的改革和整顿首先表现在教
育思想、教育方针的变化。在《新青年》创刊以后不久，陈独秀曾发表过专 门论述教育方针的文章，指责中国教育的弊端，阐明他的教育主张是自动的，
启发的，实用的，全身的；而不是他动的，灌输的，虚文的，单独的脑部教 育。④他认为高等教育的宗旨不同于一般教育，应当以“研究学理”为主。
１９１８年９月２０日，他在北大开学①②③
④《答胡子承》，３卷３号，１９１７年５月１日。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宇宙风》第５５、５６期，１９３７
年１２月、《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６页。 罗章龙：《椿园载记》第２４页。 式上演说，指出现在大学生的求学目的“可以分为三类：
（一）研究学理；（二）备毕业后用；（三）得毕业证书”。抱第三种目 的人“必不多”；第二种目的，“虽不得谓之大谬，而仅能适合于专门学校；
惟第一目的，始与大学适合”。为了研究学理，他提出了三项办法：（一）注 重外国语。因为“最新的学理，均非中国古书所有”，而译成中文的名著又
很少；（二）废讲义，因讲义“不足以尽学理”，教员抱着讲义上课是一种懒 惰的表现。（三）多采购参考书。由教员指定参考书之册数、页数，“使学生
自阅，而作报告”。①这三项具体办法，都贯穿着他的基本教育思想，即自 动的，启发的，反对被动的，灌输式的教育。
陈独秀除了抓教育方针以外，他对北大文科教学的改革主要做了以下几 方面的工作：
（一）扩充文科，增设新系。北大文科原来只有四门（系），即中国文 学、中国哲学、中国史学和英语。现增设德语、法语、俄语三门。并在哲学
门、中文门和英文门分别设立研究所。根据学生的外语程度，调整班次，并 开设新班。期末考试后，根据学生的考试成绩再作调整。
（二）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各课，废除一切课程全部必修的规定。北大各 学门的课程表本来都订得很死，自选修课增多后，课程表活了。学生各有各
的功课表，对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有利。教师怎么讲，可以唱对台戏。学生可 以上本系的课，也可以上他系的课。学校四门大开，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
所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