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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尤于简陋自封之中，独开中国学术思想之新纪元。举国学者，方奔赴弗 遑，作同声之应，以相发辉光大。？？不图发轫方始，主其事者之数人，竟
为恶政治势力所摈。”北京《晨报》虽然知道所谓“驱逐”是谣言，但仍然 指出顽旧者“疾视新派，又不能光明磊落在学理上相为辩争，故造此流言”。
《国民公报》：“今日之新思想，实有一种不可过抑之潜势力，？？孔孟之言， 何以不许人有是否其间？昔日帝王实以是术愚民，今而后非其时矣。”更有
趣的是一位中学教师以批改中学生作文的笔法，逐段指出古文大家的大作《荆 生》，其“文法之舛谬，字句之欠妥”，实在是“批不胜批，改不胜改。设吾
校学生作文尽属如此，则吾虽日食补脑汁一瓶，亦不足济吾脑力，以供改文 之用”。①可见在这场思想激战中，林纾一出场犹如过①陈独秀：《关于北京
大学的谣言》，《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３月１６日。
街老鼠，人人喊打。 而林纾于３月１８日致蔡元培公开信，说：“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
所系属”。而北大则“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 又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买浆之徒，所操之
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还说他虽年垂 七十，“尚抱残守缺，至死不易甚操”。
林纾的顽固不化，于此可见一斑。 蔡元培回信说北大教员并没有以“覆孔孟、铲伦常”教授学生，至于教
员在校外“自由发表意见，与学校无涉”，《新青年》也不过“偶有对孔子学 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
孔子为敌也。”北大也没有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蔡元培在回信里反唇相讥， 你林纾“曾译有《茶花女》、《迦茵传》、《红礁浆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
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 争有妇之夫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然则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
学校无涉，亦何必强以责任归之于学校耶”？①蔡元培既不愿放弃思想自由 之原则，也不愿使北大卷入这场斗争，他希望划一条校内校外的界限，区别
学校当局与教员在校外言论的责任，因此一再为学校辩解开脱，试图将大事 化小。对于这种温和的态度，有人批评说蔡先生“智勇足为大多数人的景仰，
而观其此信，尚不敢为真理大义创释放思想之论”，因而感到遗①
②志拯：《思想革命中之北京大学》，《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４月２７ 日。
《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公言报》，１９１９年４月１ 日。憾。②
林纾却不管你什么校外校内，将“覆孔孟、铲伦常”之罪责，首先归咎 于蔡元培。他在３月１９日至２３日在上海《新申报》发表小说《妖梦》。
小说里的第一位人物元绪公是白话学堂的校长（影射蔡元培，元绪即乌龟， 是骂人的话），另有田恒为教务长（影射陈独秀）、秦二世（即胡亥，影射胡
适）。田、秦二位提倡白话，元绪赞同，最后来了一位奴怪把三人统统吞噬 了。林纾对新派人物真可谓恨之入骨。
新旧斗争愈演愈烈，封建官吏出场了。参议员张元奇赴教育部要取缔《新 青年》、《新潮》等刊物，否则“将由新国会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弹劾蔡
元培，“而尤集矢于”陈独秀①。 陈独秀面对守旧派的诬蔑和军阀政府的威胁，毫不畏惧，他于４月１３
日、２７日出版的两期《每周评论》上编辑、刊登了《特别附录：对于新旧 思潮之舆论》，其中汇集了京、沪、浙、川四个省市１４家大报发表的有关
这场斗争的２７篇文章，共约２．６万余字，其内容：
（一）“学问独立，思想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反对这四大信条， 谁就是“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之蟊贼”，我们必须尽力“与之奋战苦斗”。
“新旧两派不能相容，不妨以笔舌相战，以待识者之为公判，今乃欲借政治 势力，以压服反对之学派”，其“荒谬绝伦，莫此为甚”。
（二）旧伦理和文言文不适应时势的需要。“所谓固有文①《申报》，１
９１９年４月１日。 化，无非是孔孟的伦理学说”，而伦理学“随着人生的观念，变动不居。？？
今日何日，岂容闭门独尊，故步自封乎”？有文章向青年指出“这是新旧思 想开始的决斗，以后的事还多着呢。？？青年的脑筋要冷静，要明晰，要远
大，要新鲜，不要被那般守旧派的人迷惑住”。
（三）林纾学风恶劣，“为感情所驱，自陷而为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 之蟊贼”，“鬼鬼祟祟，狐假虎威”，“于自身人格上，贻世人莫大之羞”。北
京《国民公报》上一文的作者虽然不承认学说、思潮有新旧之别，但也认为 林纾的“信中绝无一句讨论学问的话，都是成见，都是意气”，应该“好好 的开导他”。
（四）赞扬和砥砺以陈独秀为首的新派人物，再接再厉，继续奋斗。“凡 欲革新一代之思想学术，终不免有忤逆世俗之虞”，“今幸有陈先生辈宁牺牲
权利不肯牺牲主义之主张，新学界之士风，当为一振。尤望陈先生？？始终 勿为威武所屈，而为吾国一洗此虚伪欺诈之积习也”。若先生不幸而被辞退，
为主义而牺牲的“真诚纯洁的精神，已彰然流露”。“新学派之声势，必由此 而益张然”。驱逐先生，犹如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从此以后之《新
青年》杂志发行额必加起几倍或几十倍”。“愿提倡革新诸君，自觉其责任之 重，知旧势力之大，力与奋斗，百折不挠？？真理所在，生死以之。？？
最后之胜利，必属于革新之诸君矣！”①①以上引文，均见１９１９年
４月１３、２７日《每周评论》的《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之舆论》。 这１４家大报的言论，不仅是对林纾进行了有力的斥责，更重要的是对
《新青年》自创刊以来，提倡科学民主、文学革命所取得的成绩作了一次大 检阅。林纾的本意是以古文大家的架势，用诬蔑诋毁的手段，破坏和遏止新
文化运动的发展，而结果却适得其反。舆论界透过这位昏庸老朽王婆骂街蛮 不讲理的恶劣手法，愈来愈支持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革新派。
但不可忽视的是站在林纾背后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势力。 陈独秀为了减轻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的压力，特于《新青年》第六卷二号
发表《编辑部启事》，正式声明：“《新青年》编辑部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 几个在学校做教员，但是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
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编辑部同人这种文责自负的精神并不 足以减轻北大所受到的压力，以及北大教职员的忧虑，何况北大里的顽固派，
他们早就想把陈独秀驱逐出去了。
北大学长、教授会、主任会原拟定这年暑期后实行文理科合并，不设学 长，设一教务长统辖教务，现在迫不及待地提前于４月８日实施了，推举马
寅初任教务长。①为封建恶势力的最痛恨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就这样下台了。 蔡元培解释说，陈独秀虽不当文科学长，但还是北大的人员，这是属于北大
内部机构的变动。这样解释无论是对蔡元培或陈独秀都要体面些。
①《北京大学日刊》，１９１９年４月１０日。
｛｛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 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解放了一代知识青年的思想，使他们冲出了封建主
义的牢笼，获得了独立的人格。只有这样的新青年才能勇敢地走向街头、广 场，举行游行示威，火烧卖国贼的住宅赵家楼，点燃起五四运动的革命烈火。
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那些满脑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男女知识青年，不 过是摇头晃脑地哼哼几句古文，写些佶屈聱牙的之乎者也罢了。
新文化运动直接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准备了一批反帝爱国运动 的中坚分子，伦理的觉悟转化为进行政治斗争的动力，白话文成为爱国运动
广泛开展的宣传工具。
四十年代时，毛泽东赞誉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就主要是指的陈 独秀对青年群众的政治思想的领导作用。
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强行把战败 国德国原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交与日本，拒不归还中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１９１４年６月２８日，战争的一方是协约国
（英、法、俄）；另一方是同盟国（德、奥、意）。大战发生不久，日本即于 同年８月１５日对德宣战，乘机占领胶济全线，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１９１５年５月２５日，日本与袁世凯政府签订了“二十一条”。１９１７ 年二、三月间，日本与英、法、意、俄四国取得了秘密的谅解，四国承认日
本在山东的特权。同年８月１４日，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并借参战之名向 日本借款，成立了参战军，扩充一己之实力。参战军虽然没有参加对德战争，
但有１０万华工被派赴欧洲战场，为协约国军队运输弹药给养和修筑工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各国为重新分割殖民地的一场恶战，双方都是非 正义的。
陈独秀当时并不认识这场战争的性质，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英、法 等国，反抗君主制的德国是正义的，他站在英、法一边极力主张中国参战，
说“国际今日之抗德，犹如吾国前日之讨袁”，正义在英、法一方，中国加 入对德战团后，将来“有列席和议之权，其时发言效力，固必极微，但也较
由他国代吾人发言有利”。①陈独秀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但他不认识资产 阶级民主的本质，不了解自由资本主义在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之下，早已
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英、法的民主制与德国的君主制，不过是政体形式的 不同，其阶级实质都是对内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对外
实行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抢占和掠夺殖民地。当时，陈独秀还不明白这些 道理，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推理，因而产
生了不切实际的美妙幻想。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世界大战结束，北京各校于１４日至１６日放假三 天，庆祝协约国的胜利。中国是协约国的一员，现在协约国战胜了，那末德
国在战前占据的青岛及其他特权，自然应归还中国，人们正是怀着这样的喜 悦心情庆祝胜利的。陈独秀也不例外，他认为这次大战是“公理战胜强权”。
什么是公理，什么是强权？“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①《俄 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３卷２号，１９１７年４月１日。
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①根据这样的认识和推理， 他主张“我们东洋各国列席〔巴黎和会〕的委员，应该联合一气，首先提出
‘人类平等一概不得歧视’的意见，当作东洋各国第一重大的要求。此案倘 能通过，他种欧美各国对亚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和各种不平等的条约，便自
然从根消灭了”。②
陈独秀对外存在严重的幻想；而对内，他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勇敢 地提出了“除三害”（军人害、官僚害、政客害）的主张。“中国若不除去这
三害”，政治永无清宁之日，“若想除这三害，第一，一般国民要有参预政治 的觉悟，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第二，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
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 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③陈独秀一旦涉足于政治斗争，便把
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军阀，把希望寄托于人民的觉悟和群众的政治运动。
２月２０日，国内南北和平会议在上海召开。④巴黎和会自始为英、法、 美、意、日五强所把持，这引①②③
④国内南北和平会议上，南方总代表唐绍仪提出废止中日军事协定，解 散参战军，取消参战借款等项要求。北方将参战军改名为国防军，且大肆扩
充。五四运动爆发后，唐趁反段祺瑞空气正浓，于和会上提出绝对不承认日 本有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等要求。至此，和会破裂。
《除三害》，《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１月１９日。
《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每周评论》，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２０ 日。
《〈每周评论》发刊词》，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２２日。 起了陈独秀的怀疑与不满，说：“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照
国力强弱分配权力吗？”“过激派（指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德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