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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明确地提出“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与政党，马上都要 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
紧”。所谓“立宪政治与政党”，就是陈独秀曾经迷信过的资产阶级代议制及 其政党。现在他不但不再迷信，而且认为都要成为过去的事了。他过去站在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呼吁个性解放，现在却关注劳苦人民的生计 问题，并把它看作“二十世纪臂头第一个大问题”，①这反映了陈独秀的立
足点在开始转移，他要同资产阶级民主分手了。
６月１１日，陈独秀被捕了。此后，由胡适接办《每周评论》。胡适在
１９１７年７月回国时，曾“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而《每周评论》
“是一个谈政治的报”，因此他在该报上“做的文字总不过小说文艺一类， 不曾谈过政治”，当他接办《每周评论》以后，“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
他说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 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
—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②于是，《每周评论》改变了它原有的政治方向。
①
②胡适：《我的自述》，《努力周报》，１９２２年６月１８日。
《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６月８日。 胡适把《每周评论》第二十六、二十七号编辑成《杜威讲演录》专号，
大肆散布实验主义。①并在７月２０日出版的第三十一号上发表了他的《多 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说：
“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不去 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是很危险的”。“现
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 限问题，？？”，不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却去高谈社会主义！？？还得意洋
洋的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 很明显，胡适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革命，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
《再论问题与主义》，同胡适展开了论战。李大钊首先指出问题与主义
“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社会上多数人 共同的运动”，因此就需要“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工具，“所
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 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李大钊还说：“我可以自白，我是
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李大钊反对胡适的改良主义，主张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针，经过群众运动，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
①实验主义是二十世纪初在美国流行的一种很有影响的哲学流派。它片 面地强调主观的能动作用，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反对社会革命，主张点点滴
滴的改良。实验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胡适的老师杜威。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第一次与反马克思 主义的斗争。由于马克思主义刚刚开始在中国传播，所以参加这次争论的人
数很少，也说不上谁胜谁负。
这时陈独秀身陷囹圄，自然是没法参加这场论战的。这次争论说明了《新 青年》同人面对五四时期各种外来的新思潮，可谓是见仁见智，各吹各的号，
各唱各的调。胡适编的《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由他撰写的《实验主义》 作为该号的带头文章。而李大钊编的第五号，则大部分内容是介绍马克思学
说的。原来团结在《新青年》周围的文化统一战线，开始出现了裂痕。
陈独秀出狱以后，《新青年》开会讨论今后的编辑方针。 据周作人１０月５日日记：“下午二时至适之寓所，议《新青年》事，
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编辑”。①这则日记没有写明有哪些人参加，“议”的 什么“事”，但无疑和同人之间所抱主义之不同有关，否则为什么由几个人
轮流编辑的《新青年》又改为由陈独秀“一人编辑”呢？又为什么陈独秀在
七卷一号上发表《本志宣言》呢？而且《宣言》一开头便说：
“本志具体的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 同。读者诸君或不免怀疑，社会上颇因此发生误会。
现当第七卷开始，敢将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明白宣布。” 在“五四”以前，《新青年》虽不曾发表它的“具体的主张”，但那时同
人之间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使有差异也不过是主张的缓急不同罢了。现
在发表《宣言》试图统一大家①《知堂回想录》第３５７页。 的主张，足见他们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而且这个《宣言》也未必是经
过大家讨论而一致同意的，但它反映了陈独秀的思想则是确定无疑的。
《宣言》明显地含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因素。它攻击“世界上的军国主义 和金力主义（即资本主义——笔者）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
了”。主张“新时代新社会”不仅是“自由的平等的”，而且应当是“劳动而 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并进而指明新社会的“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
权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 标准”，这显然是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期求更广泛的民主
政治。《宣言》明确提出“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但对于一 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
入”，要“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言外之意，陈独秀有朝 一日他将独树一帜，创立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政党。综观《宣言》的全文，
它是一位激进民主主义者在向共产主义者过渡时期的作品，也是《新青年》 从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开始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时的作品。《新青年》
的发展以及它的性质的变化，基本上是与陈独秀的思想演变同步前进的。这 时，思想转变虽没有实现，但已经开始了。
事物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时候，在其发展过程中常呈现一种中 间性状态。它既保留有旧的因素，同时也孕育着否定旧因素的新因素。１９
１９年１１月１２日，陈独秀写作《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就正是他由资 产阶级民主观向无产阶级民主观转变过程中的一篇典型作品。这是一篇专门
论述民治（即民主）问题的文章。他说民治不只是政治方面的，应包含“政 治和社会经济两方面”，“而且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
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
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是狭隘的，对无产阶级而言，所谓自由是出卖劳动 力的自由；平等归结为在资产阶级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最重要的人权是资
产阶级的所有权。现在陈独秀想冲破资产阶级的这一狭窄的框框，把人权引 入“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并首先着眼于政治的基础——社会经济。他不满
意代议制，他认为“‘用代议制表现民意’，恐怕我们生活必须的几种自由权， 还是握在人家手里”。他设想“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用宪法规定权限，用
代表制照宪法的规定执行民意。？？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人民自身同 时是治者又是被治者”。
在阶级社会里，有多少个阶级，就有多少个不同的“民意”，是永远不 能统一的。宪法，是一个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或是双方势均力敌时的权力
的法的表现，用宪法“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恰恰表现了陈独秀这时 的阶级观点是相当模糊的。他认为在“一般商界的店东店员，工界的老板伙
计，地位都相差不远，？？都可以同在一个联合”里，为实现民治而努力。 还说：“我们所渴望的是将来社会制度的结合生活，我们不情愿阶级争斗发
生，？？怎奈我们现在所处的不结合而分裂的”社会天天在作恶。在这篇文 章的末尾，陈独秀说：
“我心中所想说的话，不愿说出，恐有人误作调和政策，为一方面所利 用，？？”①思想观点的摇摆、模糊，心情的惆怅，这都是在立场转变之时， 所不可避免的。
但时过不久，陈独秀就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发言了。１２月１日出版的
《晨报》发表了他的《告北京劳动界》一文，说：
“我现在所说的劳动界，是指绝对没有财产全靠劳力吃饭的人而言”。他 们“合成一个无产的劳动阶级”。“劳动界诸君呀！
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谟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 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他们的目的
达到了，“他们也居了帝王贵族的特权地位了。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 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
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代表了两个互相 对立的阶级利益。在谈到工商界时，他不再认为店东店员、老板伙计的地位
相差不远，可以联合在同一个组织里了，而是明确地指出“商会是店东资本 家把持的机关，和店员伙计们没有利害关系，各店铺掌柜以下的伙计是要另
外组织一个商业联合会”。他同时还号召劳动团体和各校学生联合会相“接 近，请他们帮助”劳动者联合起来；号召学生“恳恳切切”做劳动者的“朋
友”。民主主义者在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时，必须扬弃资产阶级的民主观， 确立起无产阶级的民主观，陈独秀跨出了有重要意义的一步，向高级的思想 阶梯跃进。
①《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７卷１号，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日。
｛｛微服离京演讲社会改造｝｝ 里拨款１００万元，筹办西南大学。负责筹办的有汪精卫、章士钊等，
他们迭次函邀陈独秀来沪，共商西南大学的筹办事宜。陈独秀秘密离京南下， 于１月２９日到达上海①。
这时，武昌文华大学毕业生邀请胡适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并作学术讲 演。胡适因在京陪同杜威讲演，并任翻译，就“转荐陈独秀前往”武昌参加
毕业典礼②。文华大学电请陈独秀，表示欢迎。因此，陈独秀抵沪不久，即 于２月２日乘“大通轮”，溯江而上，于４日下午抵达汉口。文华大学协进
会和武汉学生联合会都派代表冒雪渡江迎接。当晚陈独秀留宿文华大学，备 受款待，并结识了该校校工郑凯卿（中共发起组成立之后，郑被发展为中共 党员）。
陈独秀的风采言论，早为武汉人士所仰慕，现得知他来鄂的消息，一时 邀请他讲演的人络绎不绝。据当地报纸记载：
陈独秀于５日下午３时出席协进会在文华大学举行的欢迎会，并即席演 说《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６日上午９时，在文华大学第四讲堂举行的
毕业典礼上，作《知识教育与情感教育问题》的演说。７日上午９时，应汉 口青年会的邀请，在①
②《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第１９５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１年《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１月３１日。 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之精神》，听众除青年学生外，还有省
议员等。演讲完毕后，同议员刘俊夫等五人交谈教育意见。陈独秀主张“吾 国欲图教育事业发展，须实行强迫教育之计划”。①８日下午２时，堤口下
段保安会举行欢迎大会，到会数百人。陈独秀演说，希望武汉市民，（一） 能为外交后盾；（二）能谋工商业之发达。②会后，又参加保安会举行的小
型座谈会，陈独秀主张武汉市实行自治。散会后，应武昌学界周煦春等人宴 请于普海楼，席间陈独秀畅谈文字改革，主张中国文字实行“注音字母”。
③陈独秀在武汉短短的四天，席不暇暖，抓紧时间，宣传新思想。《国民新 报》美誉陈独秀的言论“卓识谠论”，“颇受学生所欢迎”。④但“湖北官吏
对于陈氏之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讲演，速去武汉”。陈独秀“愤 恨湖北当局者压迫言论之自由”。⑤于８日晚乘车北上返京。
陈独秀的演说最使政府当局恼火的是《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在这 篇讲演词里，陈独秀提出了消灭私有财产制的主张，他认为社会改造的方法：
“（一）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人人不要有虚荣心；（二）打 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的苦、有产的安享；（三）打
破遗产的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