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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为时已迫，以上各条，请速赐复”。
北京同人是怎样答复这封信的，笔者迄今未见到这封复信，只得略而不 论。至于陈独秀的本意，无疑是继续出版，并由他“在沪担任”主编。因为
当时正是中国共产党开始筹建，需要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之时，他怎舍得轻 易地放弃这块阵地呢。事实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新青年》从八卷一号
（１９２０年９月１日）起便成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积极宣传十 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批判资本主义的道路。但念及往日的盟友，他自然
要征求北京同人的意见。
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０日前后，陈独秀又写信给李大钊、钱玄同、胡适 之、高一涵、周豫才、周启明等九位同人，说他“日内即赴广州，此间编辑
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 人”。①１６日夜，陈独秀即将登轮赴粤之时，又写信给胡适之、高一涵，
重申“《新青年》编辑事有陈望道君负责，发行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新青 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
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这是封打招 呼的信，编辑和发行工作的人选均已确定，在这个既定的安排之下，可“稍
改内容”。不过，陈独秀还是希望联络北京同人，请他们“多做文章”的。
陈独秀没有把《新青年》托给北京的同人，例如他往日的盟友胡适，而 交给了一位与北京同人“素不相识”的陈望道君，这使北京的一些同人感到
不满，其中尤以胡适为甚。于是在《新青年》同人之间爆发了一场关于《新 青年》的性质的争论，实际上也就是《新青年》应该不应该宣传马克思主义 的问题。
胡适回信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 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之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
段之神速。”胡适很明白，只要《新青年》掌握在上海同人的手里，他就没 有办法改变它的政治方向。因此他提出了三条办法：
“１．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 杂志。”从此，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分庭抗礼。
①《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９０、１１５页。
“２．若《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 能做到。”这是要中共主要发起人陈独秀退回到《新青年》创刊时的立场：“批
评时政，非其旨也。”
第三条办法，是陶孟和提出的，“暂时停办”。 据胡适说，他这封回信惹得陈独秀“动了一点感情”，对“宣言不谈政
治”，“太生气”；说另办一个杂志“是反对他个人”，“此事与《新青年》无 关”。①对于“停办”的意见，陈独秀写信给陶孟和，表示要同他“决绝”。
②陈独秀这个人喜怒形于色，当他发火的时候，也往往是他说话走火的时候。 他没有理由反对胡适另办一个杂志，但他那反对“不谈政治”的异常坚决的
态度，使胡适在北京同人面前一面表白“我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 年》”；一面又说“今《新青年》差不多变成了Ｓｏｖｉｅｔ＆Ｒｕｓｓｉａ
的汉译本”。胡适所不满的，正是上海同人所悉心向往的。
当胡适再次与北京同人商讨办法时，他首先声明原拟的第三条办法“停
办”，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也取消；“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法”，
“改变内容”，“仍趋重哲学文学”。只要能掌握编辑大权，情愿做些小让步。 让步争得了一些人的同情，但北京同人依然是议论纷纷，甚感棘手。
张慰慈、高一涵、陶孟和、王抚五都赞成胡适的办法。陶、王二人还说
“如实不行则停刊，万不可分裂为两种杂志，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
①
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１１９页。 以上引文，见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李大钊“主张从前的第一条办法，？？绝对的不赞成停办，因停刊比分
裂还不好”。 周作人、周树人认为“《新青年》的趋势是倾向于分裂的，？？所以索
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① 钱玄同认为“《新青年》的结合，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结合，？？思
想不投契了，尽可宣告退席”。至于《新青年》“变为‘苏维埃俄罗斯’的汉 译本”，这与我们“不相干”，“断断不能要求他们停板〔办〕”②，“即使大
家对于仲甫兄感情真坏极了，友谊也断绝了，只有他一个人还是要办下去”。
③
的确，谁也阻止不住陈独秀和他的新战友继续办《新青年》。《新青年》 本是陈独秀一人创办的；他到那里，《新青年》编辑部就跟到那里，他被捕
入狱，《新青年》停刊五个月；即使轮流编辑时，他也少不了要多负点责任。 现今正当《新青年》获得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机，以崭新的革命风貌出现于舆
论界，他当然不肯将编辑大权交给虽曾同他共同战斗过，而今道不相同的旧 友。《新青年》编辑部终于不可避免地分裂了。
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不仅发生在《新青年》编辑部，同时也发生在其他 社团，其中尤以“少年中国学会”里的争论与分裂最为激烈和明显。所有这
种争论和分化现象，归根结①②
③《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１２２页。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条道路的分歧，即中国走社会革命的道路，或
是走名为改良主义而实为资本主义的道路。
《新青年》同人之间的分化，表现在陈独秀与胡适之间最明显，一个成 长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荣任中共中央书记；另一个依然是资产阶级
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并不是工人阶级的仇敌， 而是应当批评与联合的对象，因此陈独秀与胡适两人之间的友谊并未因政治
思想的分裂而致断绝，仍然时密时疏地维持着。
界当局逮捕，胡适都参与了营救活动。陈独秀为张申府找职业，为蔡和 森的书稿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之事，曾多次致函胡适，请他帮忙解决，他们的
友谊还是相当亲密的。
然而，由于两人的世界观不同、政治主张的分歧，他们之间经常发生公 开的激烈的争论。１９２２年胡适等创办《努力周报》，大肆宣扬所谓“好
人政府”和联省自治的主张，于是陈、胡之间立即爆发了一场争论，陈独秀 批评联省自治，是借自治之名行军阀割据之实。
１９２３年，陈独秀和胡适各自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序》，又发
生了唯物论与心物二元论之争。陈独秀总想拉着这位老朋友一道前进，然而 他们各有各的哲学观，谁也不肯向对方靠拢一步。陈独秀认为“只有客观的
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 历史观’”。胡适认为“只能说，‘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
问题’”。陈独秀指出“离开了物质一元论，科学便濒于破产，适之颇尊崇科 学，为何对心与物平等看待”！
“照适之的意见，只须具体的说明科学的人生观，不必去力争科学可否 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像这样缩短战线，只立不破的辩论法，不是纵敌，便是
收兵”。陈独秀不愧是胡适的诤友，他希望“经过这回辩论之后，适之必能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胡适说：“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了。”①平等的争论，尽管是尖锐的激烈 的，但并不伤害感情，这是他们的友谊之所以能长期保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这并不能阻止两人的思想差距越拉越远。陈独秀总希望拉着老朋友 一道前进，可胡适不领情，有时且反唇相讥，责怪陈独秀的思想言论前后矛
盾。这方面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胡适于１９２４年９月１２日在《晨报·副 镌》上发表的《努力的问题》一文，说：“即从思想方面看来，一边是复古
的混沌思想，一边是颂扬拳匪的混沌思想，都有彻底批评的必要。
…… 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骂拳匪的大文的作者（即陈独秀—— 引者），现在也大出力颂扬拳匪了！”“这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们只
好叫他讼棍的行为！”这等于是指着鼻子骂陈独秀。陈独秀在《克林德碑》 一文中，确曾骂过义和拳，但当他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也随之纠正了对群
众运动的错误态度。胡适所厌恶的，正是他的老朋友的进步，而且破口大骂 为“讼棍”，这不能不说有失学者的风度。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
陈独秀这次默不作声，没有以牙还牙。
以上所列举的是一些公开的见诸文字的争论，即使私下①《科学与人生 观·序》，及胡适与陈独秀答辩。
谈话，两人也总免不了争吵。１９２５年冬，胡适住在上海亚东图书馆， 医治痔疮。陈独秀“这位总书记有时会在夜间悄悄地来望这位‘五四’时期
的盟友。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一个讲社会主义好， 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一个讲苏联
如何如何，另一个讲美国如何如何，各不相让。有一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 大概胡适被陈独秀的批驳刺痛了，他一下子站起来，？？气急败坏地用手杖
在地板上笃笃敲了几下，但他毕竟忍住了气，用绅士风度说了句：‘仲甫， 我有事，你坐罢！’下楼去了。陈独秀气呼呼的坐了好一会，？？也去了”。
但“过不了几天，陈独秀会再来，重新挑起一场争论”。①不用说，这
“重新挑起”的争论，同样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争论，似乎既是他们友谊 的表现形式，又是维护友谊的纽带。
到了三十年代，情况两样了。一个被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达五年之久，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走出了监狱的铁门，没多久便蛰居于四川江津一个偏
僻的山村，行动不自由，也好像是被人们遗忘了。他在贫病交迫之中，苦中 取乐，啃那枯燥无味的文字学，蹒蹒跚跚地走向他一生旅途的终点。另一个
是踌躇满志，高昂阔步地进入政界，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华盛顿的大使。这时 期，两位“五四”时的盟友，两位不同命运的人，虽偶有书信往来，也不过
是藕断丝连罢了。
①汪原放：《胡适和〈胡适文存〉》（油印稿）。
｛｛主管广东教育立志革新｝｝ 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在某些人看来似乎是一种很时髦的东西。当时
占据闽南漳州地区的粤军司令陈炯明就曾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者，并一度与 苏俄政府有所联系。１９２０年并于１０月２９日攻克广州。１１月１日，
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并于２８日由沪回到广州，重 建军政府。
当陈炯明还在闽南时，为邀集国内教育家筹建西南大学，曾在１９２０ 年２月１７日电北洋政府，要求“切实保护陈君（独秀）赴沪，以便借重筹
议”。①后西南大学未建成，陈炯明即聘陈独秀为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相当今省教育厅长）兼大学预科校长。 陈独秀接到邀请之后，写信给李大钊商量是否应聘去广州。李大钊认为
“领导广东教育工作，有两个重要作用：
（一）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广泛的带到广东去。
（二）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组织”。②陈独秀对广东寄有较大的 希望，认为广东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很想借此机会在那里一面宣传马克思
主义，建立广东党组织；一面从事教育改革工作。于是向陈炯明提出了应聘 的三项条件：“（一）①
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１２７页。
《五四时期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北京档案史料》，１９８６年第１ 期。
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广东全省收入十分九一拨充教育经 费；（三）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作同一之趋势。”①陈独秀不务虚名，
既要教育的行政大权，又要财权，想在教育改革方面施展他的抱负，干出一 番事业来。１２月１１日，陈炯明电促陈独秀来粤，“并保证决以全省收入
十分之一以上为教育经费”。②陈独秀决定受聘，临行之前，安排上海方面 的工作，由李汉俊代理中共上海发起组书记。
振英等。船行经香港，停泊于码头，时有三位青年李义宝、林昌炽、张 仁道慕名“到船上会见陈，并携带《真善美》刊物给陈看。他看了以后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