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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次自我批评，这说明自建党以后，陈独秀也在注意自我改造，党的纪 律对他不能不有所约束，因此他的老朋友汪孟邹也说陈独秀变好了，不再象
从前那样常发脾气、使牛性子了。但完全改好也难，否①
②《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中共“三 大”
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全国政协《文史通讯》，１９８１年第２期第３１页。 则为什么后来在中共“五大”上又为自己的暴躁性子作检讨呢？
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仍然是关于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到会代表
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批评了张国焘等怀疑同国共合作的“左”的观点， 也不同意由马林提出，并得到陈独秀等人赞同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
号。①大会决定接受共产国际于本年１月１２日通过的国共两党合作的决 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民主统一战线。大会
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指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 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
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 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的基础。”并“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
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大会《宣 言》还指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
命之领袖地位。”②大会推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秘 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①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１１６、１２８页。
①蔡和森：《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１９２
８年６月２２日）。
｛｛以批评促进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从１９２２年６月到１９２３年底，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陈独秀以国
共两党合作为主题发表了许多篇文章，这些文章是分析他为什么从反对加入
国民党，一变而为同意马林所主张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重要依据。 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当月，陈独秀发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
我见》，号召中国劳苦群众“都应该加入”民主主义的斗争，“集合全国民主 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
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①在这段 引文里值得注意的是期望全国民主主义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这个政党
显然不是指的已经组织起来并具有多年历史的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但在西湖 会议之后的一个月，即９月２０日，他在《国民党是什么》一文中，对其的
阶级属性的认识开始发生了变化，他不再强调国民党是个资产阶级的政党， 而把它看作“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政党，？？
党员的分子中，代表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和无产阶级的工人几乎势均力敌”。
②陈独秀的这一观点，并非是他的独到之见，而是对马林观点的重复。１９
２３年４月１８日，也就①
②《向导周报》第２期。
《东方杂志》第１９卷１５号。 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中共加入国民党决议之后的三个月，陈独秀在
《怎么打倒军阀》一文里，呼吁必须“使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各部分争自由争 民权的各种势力，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结合起来，成功一个有组织的广大
的国民运动，才有充分反抗军阀的力量”。各部分的民主力量统一结合到谁 哪里去呢？陈独秀明确地指出“应该集合在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使他成
功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才有打倒军阀的希望”。①
为什么各派民主力量要集中到国民党那里去呢？对于这个问题，陈独秀 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及《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两文中作出了回答。在前一篇文章里，他首先粗略地叙述了人类社会发展史 的各个阶段，即由游牧时代而封建时代，而资产阶级时代，而无产阶级时代，
认为各民族的历史，虽然“进化之迟速大相悬殊，而在时间上，进化的历程 恒次第不爽”。中国社会的现状，正处在由封建宗法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
时期，资本主义虽然“很可愤恨，很可鄙厌，然而我们主观的愤恨鄙厌心理， 终于敌不过历史进化历程之必然性”。因此，他认为中国既然需要进行一场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末这场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
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并进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国民党 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
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无产阶级虽然“也明明知道”民主革命①
《向导周报》第２１期。 的成功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
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 之路”。①为什么各派民主势力不能集中到无产阶级的共产党这一边，使它
在民主革命中居于统率地位呢？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 文中回答说：“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
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
资产阶级虽然亦幼稚，但它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
②
陈独秀的这些言论清楚地表明了他接受了马林和国际决议的观点，认为
中国社会既然必定要经历一个资本主义时代，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那就应当由资产阶级来统率，等到民主革命成功了，那时无产阶级再来统率
它的革命大军吧！如果说他当初曾经抵制马林的加入国民党的主张，那么现 在他自觉地接受了这个主张，而且引申了他们的观点，明白地说出了马林想
说而没有说出的话，并赋与这些观点以“理论”色彩。这就是陈独秀从反对 加入国民党，转变到赞同由国民党统率革命的所谓理论依据。
产生这种理论的主观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中共的创立，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的 传播，到中共诞生，不过是短短的两年时间。在①
②《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２号，１９２３年１２月
１日。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周报》第２２期，１９２
３年４月２５日。 这短暂的两年之中，中国共产党人从把社会主义革命当作自己眼前的直
接的任务，发展到初步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并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任务，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怎样进行民主革命， 中国的民主革命与十八世纪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比较，有什么特点和
特殊的规律，这无论是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或国际共运的领导人都是没有 现成答案的新课题。但国际共运的领导人毕竟见多识广，因此很容易受到国
际及其代表的思想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推动中国革命前进的积极因素；也有 消极的、甚至是错误的，不利于中国革命发展的。关于后一种情况，只要把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书面报告、国际对国共合作的决议，同陈独秀的文 章对照起来阅读，便可一目了然，陈独秀积极地宣传了国际的观点。
（二）陈独秀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断言中国社会必定要经历资 本主义的阶段，这是一种机械的，或者说是带有教条主义色彩的书生之见。
他不懂得当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一个 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也不可能胜任民主革命的领导使
命；也不懂得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虽然弱小，如与广大的农民群众建立联盟， 就能够逐步地掌握革命领导权。陈独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认识是肤浅的，
没有深刻地揭示各阶级的本质及其相互间的内在联系。
（三）陈独秀本来是重视工人运动的，尤其注重铁路工人的力量。但当 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遭到直系军阀的血腥屠杀之后，帝国主义者、官僚、
军阀、资本家一起向工人进攻，全国工运除广东、湖南外都趋于低潮。陈独 秀忽视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正是工运低潮的消极的反映。
总之，陈独秀的这些观点，在当时并非是他个人所独有的，而是在中共 内部相当普遍存在的，否则中共“三大”宣言里就不会直截了当地写道国民
党“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了。 对于陈独秀的这些言论，邓中夏于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５日在《中国青
年》上发表《论工人运动》，１９２４年１１月发表《我们的力量》，两次不 指名地对他提出了批评：“不幸京汉路失败以来，许多社会运动家不免摇头，
减少了他们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观念与热心，这未免太没有信心和毅力了。” 邓中夏“大声直呼：‘我所敬佩的负中国革命唯一使命的社会运动家呵！希
望你们仍鼓励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精神与热心，持续的努力呵！”更为可贵 的是邓中夏明确地指出“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然是无产阶级，就是
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当论说到资产阶级时，邓中复正确 地指出资产阶级不能将革命“贯彻到底”。至于说“资产阶级不能革命，即
革命亦是极少数中的极少数”，①这个观点无形中又偏到与陈独秀相反的另 一端了。怎样认识和把握半封建半殖民地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及其在民主革
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无产阶级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正确地对待这个阶级， 这得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才能解决的问题。
对于上述的陈独秀的言论，国内党史学界有不少同志称①邓中夏：《我 们的力量》，《中国工人》第２期，１９２４年１１月。
之为“二次革命论”，并把他那两篇文章看作为“二次革命论”的理论 基础，这个论断可以说是查有实据的。但是若从国民革命的全过程去考察陈
独秀的言行，便不难发现这时的“二次革命论”还是一种不定型的理论，并 没有一以贯之于国民革命全过程的始终，或者说尚处萌芽状态，至于今后如
何发育，还得审慎地观察、分析而后作出判断。这个看法并非是笔者的首创 之见，早在１９２８年中共“六大”会议上蔡和森就提出来了，并同瞿秋白
发生过争辩。蔡和森说：在“三大”上“独秀、马林等在理论上也实在犯了 些原则上的错误。
不过这也还说不上是固定的，有系统的，继续一贯的机会主义。秋白认 为从那时就是有系统的继续下来了，这是我不同意的”。①蔡和森的论断是
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正因为陈独秀这时的错误“还说不上是固定的，有系统 的，继续一贯的机会主义”，因而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陈独秀既有放弃革
命领导权的错误，也有积极地争取领导权的主张和行动，对国民革命时期不 同阶段的陈独秀的言行，应作出具体的分析和评价。如果认定从“三大”开
始，陈独秀便是个“继续一贯的机会主义”者，那就岂不是说党组织的代表 偏要推举这位机会主义者连任了五届中共中央书记，这是无法理解的。试图
拿一种固定的思想框框——“二次革命论”，去套复杂多变的历史现象或历 史人物，必然是方枘圆凿，格格不入。对陈独秀的评价不仅仅是陈独秀个人
的问题，他是国民革命时期的①蔡和森：《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政 治报告时的发言》，１９２８年６月２２日。
共产党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他的功过是非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 党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组织状况。人们常说党在二十年代还处于幼年时
期，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党的幼年性决不是一个空泛的无实际内容的套话， 而是渗透在党的机体的各个部分，而且主要地表现于它的领导层的理论水平 和政策水平。
陈独秀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由于他早年参加革命活动，和国民党的 一些知名人士交往密切，因而他对国民党的认识比一个初到中国的外国人要
实际得多。他在积极地宣传统一的国民运动，号召所有民主主义者集中于国 民党的同时，也对国民党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努力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他
批评国民党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未认清目前最反动的敌人是谁”；①国民 党的一些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