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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 督促一切带有妥协性的友军——农民、手工业者、革命的知识阶级、游民无
产者（兵与会匪）及小商人，不妥协的向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内 的军阀、官僚、富商、劣绅、大地主、反革命的知识阶级进攻，才能达到国
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地位时，没有使用“领导者” 这个词，而是用的“主力军”、“督战者”。如果不是死抠字眼的话，那么所
谓“督战者”也就是领导者的意思。①
②《国民党与劳动运动》，《向导周报》第７１期，１９２４年６月１８ 日。
《怎么打倒军阀》，《向导周报》第２１期，１９２３年４月１８日。 量》一文中论述了工人“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他是富于集合力及决战
力者，他是天然的农民之同盟者，？？备受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军阀、资 本家三层压迫，也只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而“资产阶级当中，有些是帮
忙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反革命者，有些是非革命的中立分子，有些是偶然倾向 革命而易于妥协者；不妥协的革命者只有工人阶级。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
若没有工人阶级有力的参加奋斗，决没有得到胜利的可能”。①这些观点与
１９２３年发表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相比较，显然有了很 大的变化。其中对资产阶级的论述虽不确切，但正确地指出了工人阶级在革
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因此，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在“四大”召开之前夕，没有必要 进行“公开的讨论”，“四大”就顺利地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
和《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在这两个议决案里都明确地指出了无产阶级 的革命领导权，这使得陈独秀他那本来就是不定型的“二次革命论”受到了
一次很大的冲击。
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对于共产党人来说首先是个认识问题，同时也是参 加国民革命的各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实力对比的问题，在理
论上认识到的并不等于在国民革命实践的各个领域，都能使之成为现实，资 产阶级对争夺领导权寸步不让寸权必争，使这个问题变得极为严峻而又①《向
导周报》第１０１期，１９２５年２月７日。
复杂，因此随着革命运动的开展，陈独秀对领导权的思想也变得复杂化 了，但在群众运动这个领域里，共产党自始就积极地实现它的领导作用。
由于革命事业的发展，党员人数的增多，“四大”以后中共中央机构较 过去健全充实得多了。陈独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宣
传部主任，瞿秋白、蔡和森任宣传部委员，张国焘任工农部主任，五人组成 中共中央局。据张国焘回忆：陈独秀以中央书记的身份领导中央秘书处。秘
书处主管行政事务，下设文书、财务、发行、交通四个部分。
中央组织部设有党员调查登记、工作分配、党员训练三部分。
一切人事的调动，均由陈独秀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提交有关的会议通过 任命。陈独秀的权力“也就因之扩大了，甚至各地方组织的负责人亦多由中
央委派”。张国焘说：“陈先生这时是得心应手名符其实的‘家长。’”①共产 党人认识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就立即付诸实践。“四大”闭幕后不
久，发源于上海的五卅运动就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发展成为空前的 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主无故开除工人代表，致使全厂工人停工。１５日，内外棉七厂（织布 厂）厂主借口十二厂工人罢工，没有原料，将工厂关闭。当工人拥进厂门要
求上工时，日人惨杀工人顾正红。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中共上海地委作出 三项决定：控告东洋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２册第１０—１３页。
人打死工人；发表宣言；“要求群众团体援助，做一个群众反对东洋人 的运动”。①
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前，上海日商纱厂４万工人于２月间曾举行同盟罢 工。那时陈独秀就指明“此次罢工是含有阶级的反抗和民族的反抗两个意
义”。②所谓“民族的反抗”，即中国工人同外商在华企业资本家作斗争时， 不仅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也符合全民族的利益。
因此，当顾正红惨案发生以后，马上引起了中共中央的关注。 三十二号通告，向中共各区委、地委、独立支部指出：“应即号召工会、
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种社会团体一致援助”，发表“宣言或通电反对日本人 枪杀中国工人同胞”，募集捐款，支援罢工工人。
５月１９日，陈独秀又签发了中央第三十三号通告，指出“形势至为严 重，我们在拥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上，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作上，在反抗日本
所主持的安福政局上，都应该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除前景通告外， 为加紧此项运动计，再发此通告，望各地同志执行下列二事：（一）各地应
即邀当地Ｃ．Ｙ．组织开一联席会议，下全体动员令，组织游行演讲队，胪 列日本最近压迫中国人的事实？？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以总攻击，不必以上
海纱厂工人事件为限。此项演讲队并应设法令民校（指国民党——笔者）各 区分部校友和我①
②《被压迫者的自由与赤化》，《向导周报》，１９２５年２月２１日。 中共上海地委会议记录，１９２５年５月１５日。
们合作。（二）运动各地各公团开联席会议发表宣言，指斥日本人历来
压迫中国人之罪恶，？？”①三十二号通告的内容侧重于在舆论上、经济上 支援上海工人，而三十三号通告无论在内容或基本精神上都发展了三十二号
通告。它充分证明在顾正红惨案发生后的第四天，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 便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运动”。为此，明确
地指出在发动群众时“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事件为限”，而应当通过揭发“日 本历来压迫中国之罪恶”去激发群众的斗争热情；这次斗争不是局部的地方
事件，而应该扩大到全国；斗争的性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而不是 一般的经济斗争。五卅运动之所以能迅速地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民族解放运
动，诚然有许多原因，陈独秀签发的两份通告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通告》下达以后，各地党组织行动起来。中共上海地委立即召开宣传 联席会议，准备举行露天演说，并在公祭顾正红烈士时，联合各界举行反帝
示威。但是参加公祭大会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除了少数的学生外，还没有争 得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援，原定的示威计划只得暂时取消。不久，少数学生
在租界为工人募捐，或为参加公祭大会途经租界时被捕了。 租界当局还决定于５月３０日审讯被捕学生，于是引起了各校学生的公
愤，运动出现了扩大的势头。 次会议的有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等等。会议决①《中共中
央文件选集》（１）第３３４页。 定分头向各校负责人谈话；向学生进行宣传，“并须派工人同志同去”；
印行传单，“包括外人侵略一切事实”；动员和组织学生于３０日到租界进行 反帝大宣传，①声援工人，营救被捕学生；同时反对公共租界当局提出的交
易所注册、增加码头捐、增订印刷附律等提案，这些提案损害中国的主权， 直接的受害者是上海中小资产阶级。３０日，约有３０００学生上街演讲，
他们的呼声反映了上海各界人民的共同要求。下午，英国巡捕发射排枪，疯 狂屠杀学生和市民，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宣布上海总工会公 开成立；建立反帝联合战线组织，由上海总工会、上海学联、全国学联、上
海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和上海总商会组织工商学联合会，作为领导反帝运动 的公开机关；发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上海总商会拒绝参加工
商学联合会，但在工人、学生和死难烈士家属的呼吁、泣诉、围困之中，终 于在３１日夜下达罢市令。帝国主义者的屠杀激怒了上海人民，上海人民掀
起的三罢斗争鼓舞了全国人民。从此，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的革命运动如狂涛怒澜汹涌澎湃波及四面八方，席卷全国６００座城镇，有
从５月１５日至３１日，是五卅运动的发轫期，在这短短的半个月里，以陈 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采取了层层发动，逐步扩大的方针。它以工人阶级为主
体，首先向青年学生进行宣传，接着又以青年学生为中介，发动广大的市民 和中小商人，然后由工人、学生和中小商人联合起来，共同促使大资本家团
体——上海总商会下达罢市令。这个方针是英明正确①据该日会议记录。 关于２８日会议，１９３５年李立三在莫斯科写的《纪念蔡和森同志》
一文中说：和森同志在会上提出“现在要把工人的经济斗争与目前正在蓬勃 发展的反帝斗争汇合起来，要使工人斗争表现明显的反帝性质，以争取一切
反帝力量的援助。”因此，他主张“在五月三十日在租界上组织反帝示威运 动。？？最初在中央内部如陈独秀之流都认为是‘空泛不切实际’。经过长
久的辩论以后，得到了多数的通过。然而陈独秀还说如果在示威时有三、五 百人参加便算是我们的成功。和森同志马上起来批评说：这是一种犯着近视
病的观点，只看到上海多少党团员的机械估计，而没有看到目前正在酝酿着 的整个的革命形势，？？我们的目的决不是动员三、五百人，而是动员三、
五万人，至少也是三、五千人。和森同志的预见在五卅这一天完全证实 了。”（《红旗飘飘》第五集）
这个蔡陈之争的说法，曾为许多党史学者所采用，并据此指斥陈独秀为
右倾机会主义者，近年来有人对此说持怀疑或否定态度，笔者也有同感。 理由如下：
（１）把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这在“四大”的《对于职工运动之议 决案》、５月１日至７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所作的《工人阶级与
政治斗争的决议案》里都已有明白的表述。（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 第２８３、２８７、３３５、３３６页）中央第三十三号通告也力图实现这
一转变。为什么现
在又发生了蔡陈之争，令人难以理解。
（２）李立三在１９３０年２月１日所作的《党史报告》里说：“党虽 然决定了示威的路线，可是谁都看不清楚这就是革命高潮的起点，当时估量
示威参加人数，以为至多三百人”（中央档案馆：《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一 册）。
“谁都看不清？？”，当然也包括蔡和森在内。为什么在１９３５年又说
“和森同志的预见在五卅这一天完全证实了”呢？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３）据２８日会议记录，确曾讨论过上街人数，和森要求“须有各方 面之明了统计”。代英说：“民校在事实上确实不能有明了统计（的）把握，
以为先行二、三百人出发演讲。”（该会议记录不见陈独秀的发言）事后他还 说“最初大家都以为学生一定不敢冒险到租界上来演讲，有些人相信至多只
有三百人可以出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五卅运动史料》第一卷七页）。 这里所谓“大家？？”或“有些人？？”，都是泛称、并非专指某一个人而
言。即使陈独秀估计上街人数是二、三百人，也不能因此被指责为右倾机会 主义，何况会议是通过了发动学生于３０日上街演说的决议的。
（４）蔡和森在１９２７年９月写的《党的机会主义史》一文中说：“在 五卅运动初期，党的上级机关尚不存在机会主义。”笔者认为这一论断是符 合历史实际的。
的。 据张国焘回忆，５月３０日晚上的会议，中央领导进行了分工，由陈独
秀“居中指挥”。①又据郑超麟回忆，在五卅运动期间，自始至终在上海参 加领导工作的中共中央委员只有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三人。彭述之因患
伤寒病于２月间住进医院，到中秋节才出院。蔡和森于“五卅”后不久便去 北京疗养气喘病，１０月间返上海，旋即赴莫斯科。三位中央委员的分工：
陈独秀照顾各方面，瞿秋白主编《热血日报》，？？上海总工会对外是李立 三做事，对内是刘少奇做事。刘少奇把整个总工会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学生
运动和国民党方面由恽代英负责，教职员工作由沈雁冰、杨贤江负责。陈独 秀既然是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