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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和国民党方面由恽代英负责，教职员工作由沈雁冰、杨贤江负责。陈独 秀既然是总书记，他在总的方面自然要多负点责任的。
陈独秀密切注视着“五卅”期间上海阶级关系的变动。从１９２５年６ 月初至９月间运动基本结束，他在《向导周报》先后发表了１１篇有关五卅
运动的文章（不含《寸铁栏》里的杂文）。当上海人民掀起的三罢斗争高潮， 迅速向全国范围推进时，他在６月６日发表《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
动》，指出这次斗争的性质和任务。帝国主义者的屠杀，使我们的暴行“都 一一活现于商人，学生、工人及一般市民的眼前”，人民奋起，“立脚在中国
民族自由的意义上，反抗剥削践踏我们的外国帝国主义者”。斗争的最终目 的是“推翻全世界一切帝国主义，目前在此次运动中最低限度的要求应该是：
（一）
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二）撤换驻上海英、美、日领事；①张国焘：《我 的回忆》第２册第３０页。
（三）取消各国领事裁判权；（四）收回全国租界；（五）撤退驻在中国 境内的外国陆海军，禁止外国陆海军在中国境内自由登岸”。指出上海是这
次运动的中心，但“民族自由运动是一个全国运动，全国的学生、工人、商 人，都应该同时起来向一切帝国主义者进攻”。斗争是长期的，“我们须有普
遍的持续力，不可得了一部分胜利便停止前进，即此次完全失败，亦不可因
此沮丧”！① 当反帝斗争中出现了一些和帝国主义者妥协的言论时，陈独秀及时地进
行了揭露与批评。他在《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一文里，列举 出当时相当流行的五种言论，即：以惩凶赔偿了事；缩小战线专门对英；法
律解决；五卅惨案是地方事件和依靠政府交涉解决，指出这五种主张都是错 误的。因为“杀人之罪不仅在英捕，而在帝国主义的国家之高压政策，？？
是国家行为而非私人行为”；英国固然是罪魁祸首，而“日、美、法、意也 和英国一样”地欺压中国；“法律只能制裁私人的犯罪行为而不能制裁国家
的横暴与民族间的冲突”；“帝国主义者是根据一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全民族 加以剥削与凌辱”，因此这次屠杀不仅发生在上海，“青岛、汉口都同时流
血”，这“不但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并且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是要唤起 国际的同情才能够解决的”；至于依靠政府交涉解决，陈独秀说：卖国政府
“专知保护外人，反以严加峻法压抑本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他们向来是代表 外国向本国人民交涉，不曾代表人民向外国交涉”。这些揭①《向导周报》
第１１７期，１９２５年６月６日。
露与批判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使他们朴素的仇恨心理，上升到对帝 国主义侵略本性的认识。陈独秀还进而指明这次斗争“乃是全中国人民为民
族的生存与自由反抗一切帝国主义之争斗”，争斗的方法“只有依赖国民自 己的团结力”。①为此，中共中央决定香港和广州工人总罢工，以支援上海
工人的斗争。闻名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直接促进了广东地区的革命化，７月１ 日广州政府改组，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广东革命根据地是在共产党人领导的
工农群众运动的支持之下建立起来的。
当上海总商会于６月２６日宣布开市，退出三罢斗争之后，陈独秀指出 开市并不是总商会的罪恶，因为“民族自由是要经过长期的争斗，决非罢市
可以达到目的”，总商会的罪恶”在始而离开民众团结”，拒不加入工商学联 合会，“继而背叛民众利益（删改工商学联合会所提条件），完全表现出在民
族争斗中妥协的大资产阶级之阶级性”。这时中小商人虽然“并未随着大资 产阶级妥协”，②但反帝联合战线出现了第一次的阶级分化，斗争形势在上
海地区开始趋向低落。
电，断绝了上海民族工业（主要是棉纺织业）的能源，一面向民族资产 阶级施加压力，一面人为地制造了大批的失业工人，与此同时，奉系军阀在
上海加紧镇压反帝斗争，于是中小商人也畏缩不前，以致工商学联合会瘫痪， 反帝联合战线①
②《我们如何应付此次运动的新局面》，《向导周报》第１２０期，１９
２５年７月《向导周报》第１１８期，１９２５年６月２０日。 再次发生分化。 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充分地表现了它的两面性，即既有一定的反帝斗
争的积极性，又有妥协性。陈独秀曾经是很看重资产阶级的力量的，但忽视 了它的后一种特性，现在他对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的实际表现感到失望
了，他在五卅运动初起之时，“颇幻想在此次全国民族运动奋起大潮中，中 国资产阶级或不能不相当的与一切革命的民众合作了。可是事实上，中国资
产阶级对于此次民族运动的态度，使我们的幻想终于是一个幻想，而‘殖民 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不革命’这一公例，居然又在中国民族运动中证实
了”。甚至还说中国资产阶级“在实际上，他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
部分，？？”①对于陈独秀的这一观点，如果要戴什么政治帽子的话，那么 戴“左倾”的帽子要比右倾合适得多。
反帝联合战线的两次分化，使上海工人面临着孤军奋斗的困境，部分工 人产生了一种冒险情绪，“想以武装暴动来救此危机”。陈独秀认为这种“浪
漫的‘拚命’办法”是不对的，他主张为了避免孤立，保存工人阶级的组织， 应该“改变”罢工的策略，“以经济的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
件”收缩罢工。②８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拟定《告工人士兵学 生》书，指出反帝斗争的长期性，号召工人有①
②《我们如何继续反对帝国主义的争斗？》，《向导周报》第１２６期，
１９２５年《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向导周报》第１３６期，１９
２５年１１月２１日。 条件地有组织地复工。①１２日，日商纱厂工人首先复工，其他各业也
相继复工。 以上介绍了陈独秀在五卅期间的言论和主张，如果把他的一些重要文
章，如《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 方法》与同时期中共中央发布的《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
民众》书等，对照起来阅读，便不难发现它们的观点和主张是一致的，甚至 有些词句也是相同的。陈独秀是五卅运动中中共中央政策的制定者与推行
者。经过五卅运动，共产党的队伍扩大了，威望提高了，成为真正的群众革 命的党。同时，各地国民党的组织也迅速地扩大了。五卅运动是一次极为广
泛的反帝宣传运动，它为迎接北伐战争进行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直接 把二十年代中国革命引向了武装斗争的高潮。
｛｛思想斗争的妥协组织领导上的让步｝｝ 在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的坚决不妥协的革命
精神，惊醒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戴季陶他在１９２５年７月出版了一本
小册子《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从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组织上排斥 共产党。
戴季陶在辛亥革命时，曾用“天仇”笔名，发表了不少反满文章，并加 入了同盟会。后来与孙中山、朱执信等一起组织中华革命党，任该党杂志《民
国》的编辑。１９１７年９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戴任法制委 员会委员长。五四时期，戴与沈玄庐等一起办《星期评论》，又与胡汉民、
廖仲恺等办《建设》杂志。这两个刊物在当时都以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 义学说和研究劳工运动而闻名于舆论界。戴季陶研究劳工运动的目的并不是
为了争取劳工的解放，他认为“许多无组织无教育无训练又没有准备的罢 工，？？是一个极大的危险”，应当“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
多数人”。①他反对军阀专制，提倡民主，也另有怀抱，认为资产阶级民主 制是“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方法”，“除此而外，再也没有”其他的方法了。②
戴季陶是一个政治嗅觉相当灵敏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研究马克思主义和 劳工运动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社会革命的发生。
起经营证券物品交易所，干买空卖空的投机勾当。国民党改组时，他主 张单纯的党籍，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仍保留共产党籍，当时由于孙中
山坚持国共合作，他才不敢公开反对。１９２４年１月，他在国民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后以孙中山的秘
书和翻译的身份，陪同孙中山北上，自广东取道日本到达天津和北京，同段
祺瑞谈判。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孙中山与世长辞。 此后，戴季陶以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自居，写文章，发表演说，恣意阉
割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发挥旧三民主义的消①
②《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星期评论》第３号，１９１９年６ 月２２日。
《访孙先生的谈话》，《星期评论》第３号，１９１９年６月２２日。 极因素，鼓吹中国的封建道统，并启用原名戴传贤，以示旧道统由尧舜
禹汤文武周公传之孔孟，孔孟传之孙总理，总理传与他。 在五卅运动中，戴季陶看到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日益增强，他
忧心忡忡，觉着再也不能“沉默敷衍含混”了，他站了出来，明确地表述他 的观点：“真正的国民革命，是要真实的国民革命主义者，才可指导得来，
才可以得到民众真实的信任。”因此，就非“脱离一切党派，做单纯的国民 党员不可”。戴季陶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写作《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
书的。他在这本书里一方面斥责国民党右派“腐败卑劣”，不干实事，“到了 无可如何，顺便用‘反共产’的口号来掩护自己不能信仰三民主义，不能革 命的罪恶”。
另一方面着重攻击共产党。他口口声声地说，他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中 国国家和民族的需要”，“我们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什么问题都无
从谈起”。就在他高谈“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的同时，诋毁马克思主义阶 级斗争学说，反对共产党。他说国民党的“最高原则”只能是三民主义，“绝
对不须用唯物史观做最高原则，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 主义是一个政党的基础，是它的“共信”。
“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 党是采用的“寄生政策”，极力主张将共产党员从国民党里驱逐出去。①
戴季陶左右开弓，既反右又反左的言论，深刻地反映了①以上引文均见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 五卅时期资产阶级的矛盾心理，他们虽然有反帝反军阀的要求，但更害
怕由共产党代表的猛烈增长的工农群众势力。那么出路何在呢？在戴季陶看 来只有“单纯的国民党党员”才能够领导国民革命。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比较系统的提出了资产阶级的理论，它 的根本目的是巩固资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地位，遏止和控制无产阶级的势
力。因此，这本小册子一经出版便受到了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批判。
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这封信一开头便指出“自国民党改组以后， 排除共产派的运动，不曾一日停止过”。你现在对于共产派的态度与右派谢
持、马素等人“无甚出入”。你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中，“错误 的见解非常之多”，我现在“只就你所持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及批评共产
派的态度”做一简单的答复。
共产党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平等的“异常迫切”的心情，胜过你所说 的那些“单纯的国民党党员”。你的根本错误是借口“完成国家和民族的需
要，便抹杀阶级争斗的需要”，这“不但抹杀阶级利益，并且使民族争斗之 进行要受到极大损失”。因为，“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
展与集中为正比例；而工农群众的力量，又只有由其切身利害而从事阶级的 组织与争斗，才能够发展与集中。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张停止阶级争
斗，便是破坏民族争斗之主要的力量”。“你们若当真在行动上拥护工农群众
的利益，便自然要形成阶级争斗”。否则，你们党纲上所写的拥护工农利益 的话，便是“一种不兑现的支票”。
你认为“如果阶级争斗学说在国民党中盛行起来”，将会影响国民党组 织的巩固，破坏国民党的“共信”。其实“国民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