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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如果阶级争斗学说在国民党中盛行起来”，将会影响国民党组 织的巩固，破坏国民党的“共信”。其实“国民党的共信，只有对外谋求民
族解放，对内谋求政治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此 外，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学说、资产阶级欺骗工人的劳资调协说和仁爱说，
都“不能做国民党的共信，因为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于共信（即共同 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共同点）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即各别阶级利害所产
生的政治理想各别点）存在”。至于你对唯物史观的“信口批评，乃是政客 攻击敌党的态度，而为真实的学术界所不许”的。
“你说我们：‘只借国民的躯壳，发展自己的组织’？？
‘尽量在中国国民党当中扩张Ｃ．Ｐ．或Ｃ．Ｙ．的组织’”，这纯属颠 倒是非。事实是“年来由国民党员加入Ｃ．Ｐ．的很少很少，比较Ｃ．Ｐ．加
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百分之二，比较由Ｃ．Ｐ．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 千分之五”。试问：“究竟是国民党帮助Ｃ．Ｐ．发展，还是Ｃ．Ｐ．帮助国
民党发展呢？”
为什么“你闭着眼睛硬否认事实”！ 陈独秀在信的末尾指出，你这部书必有许多人利用它“做反动宣传，？？
对于这一点你须深加省惕”。①陈独秀对戴季陶的批判是及时的，某些立论 也是正确的，但没有击中要害。这主要表现在对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
缺乏认识，因而批判不力，斗争不坚决。戴季陶主张只许①③以上引文均见
《给戴季陶的一封信》。 有共信，不许有别信，否则就把坚持别信的共产党员驱逐出去，使国民
党单纯化，使资产阶级掌握整个的革命领导权。那时，国共两党的关系可以
“联合组织一个共同的最高干部，处理关于国际的问题，和对付共同敌人的 问题”。①陈独秀对于戴的这种破坏国共合作的言论，虽然也指出“这分明
是想把全党各阶级的分子成为某一阶级化，可是这个野心的企图，在现时的 中国国民党中，颇难实现”。又说“你如果真有这个企图，在理论上我当然
不必反对，因为政党随着阶级分化而演进，本应该是这样；？？然而在事实 上，我以为你这个企图，现在或者失之稍早”。③
什么“颇难实现”，什么“失之稍早”，纯属是书生的迂腐之见。陈独秀 把戴季陶排除共产党，夺取领导权的斗争，皮相地看作为政党的阶级属性问
题，他们的争论点似乎是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时间早晚的问题。因此陈独 秀在批判戴季陶的同时便准备退出国民党，退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
导权的最重要的阵地。
议。这次会议除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外，主要的任务是制定党的方针政 策，特别是制定对国民党的政策。就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提出共产党员“应
该及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 国民党政策所牵制”。②于是戴季陶与陈独秀两人从不同的观点出发：戴季 陶①
②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是站在国民党右派立场上要把共产党员撵出去，陈独秀主观上是为维护 党的独立性，摆脱国民党“牵制”；戴季陶是自觉地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
陈独秀是自愿退出和放弃领导权的争夺。戴陈二人的出发点尽管不同，但殊 途同归，结果都是使四个阶级的联盟——国民党，变成清一色的资产阶级政 党。
陈独秀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一事，自始就缺乏信心”，“他一直以客 卿自居”，①国民党里一有风吹草动，他总不免有悔不当初之感，嚷嚷着要 退出国民党。
陈独秀的意见受到了“当时的国际代表和中央负责同志一致严厉的反 对”，使他“未能坚持”自己的主张。②会议通过了《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
产党的职任议决案》，重申“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指导者，是民族解放 运动的领袖的指导者”。指出戴季陶的小册子代表了右派国民党的思想，“假
使认为这种现象，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脱离关系 之时，那就是一种很大的错误。”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
系议决案》还进一步指出“共产党现在的职任，便是更加应当继续与国民党 合作的政策而与大多数群众接近”，并“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
左派与右派斗争”。③大会决议的精神是积极的，也是符合国共两党合作以 后的实际状况的。国民党这一组织形式确实为共产党联系广大群众提供了许
多的便利条件。五卅运动固然是①②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４０３—４０５、４１７页。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２５４、２５５页。
中共领导的，如果没有国共两党的合作，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声势。省港
罢工如果没有广州政府的支持，也不会坚持那么长久。 但大会的决议也并非是完满无缺的。决议规定“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
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完全在我们势 力支配之下的党部不在此限）”，这个规定不利于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决议
还试图另“找一个与国民党联盟的好方式”，既不受束缚，又“能扩大这一 联盟”。①其实，就两党合作的基本形式而言，除了党内合作，就只有党外
合作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方式”呢？决议里的这些条文反映了幼年他 党面对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这一特殊的联盟形式，以及联盟内部左右派的分
化和一再受到攻击与排斥之后，还不能得心应手地处理这种极为复杂而又奥 秘的关系，大会否决了陈独秀的意见，但也不免有些瞻前顾后、游移不决的 情绪。
月２３日，一批老右派林森、邹鲁、张继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 国民党中央全会，通电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即日停止职权，开除任国
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的党籍，开除汪精卫党籍六个月，西山会议派公开 地从国民党分裂出去。
同时，国民党内又出现了以戴季陶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新右派。 因此，怎样划分国民党的左右派，怎样对待新右派，便成了能否正确执
行十月扩大会议所制定的团结左派打击右派政策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１）第４１７、４０５页。 的首要问题。陈独秀在这年年底撰写的《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和
《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两篇文章，就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 陈独秀认为西山会议派“这班代表官僚买办阶级的右派，已公然反动，
他们虽然还以国民党自居，并且以纯正的国民党自居，可是我们只能当他们
是社会上的一种反动派，不能当他们是国民党右派了”。而新右派“只要他 们不右倾而至于反动，还算是右派而非反动派，我们对于这种右派，并不特
别反对”，可是现在“新右派，一开始即带有反动的倾向”，他们“在理论上 并且在组织上（孙文主义学会）形成起来，一天比一天明显；？？并且在事
实上他们既反对阶级争斗，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左派，并且 反对国民政府，客观上便实实在在的帮助了反革命和帝国主义者”。这个分
析是正确的。但是，陈独秀过分地强调了新老右派组织上之分界限（老右派 已分裂出去，新右派留在国民党里），因此，认为“即右派，亦应与之在每
个行动上联合作战”，如果新右派的反动倾向“继续发展下去”，便和西山会 议派一样成为反动派了，那时“‘新右派’这一名词便应该取消了”。至于戴
季陶，陈独秀说他“未曾出席西山会议，正因为发见了他们这种反革命的阴 谋”，那当然属“不必特别反对”之列了①。
陈独秀煞费苦心，要在西山会议派与新右派之间在政治上寻找一条分界 限，却完全忽视了西山会议派之所以分裂出去，主要是反对国民党的三大政
策，而在这一根本点上，新①《国民新右派之反动倾向》，《向导周报》第１
３９期，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２０日。 右派与西山会议派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新右派比那些分裂出去的老右
派要聪明机灵得多，他们对革命有更大的危害性。 他们是决不会从国民党分裂出去的，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他们的发祥与发
迹之地，有朝一日必将下令驱逐“客卿”。 陈独秀把新右派作为共产党的联合对象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对革命形势
的消极的估计。 当时，北方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动荡。１１月２２日，奉军第三军团第十
军军长郭松龄倒戈，进军山海关，以武力逼迫张作霖下野；国民军总司令冯 玉祥响应郭松龄，率部进军天津；２８日，北京市民五万余人举行集会、游
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拥护广州政府，段祺瑞下野等口号。但不久，郭松 龄被捕杀；冯玉祥通电下野，国民军四面受敌；北京市民反段运动失败。奉
军气焰复张，并与直系吴佩孚相勾结。陈独秀认为“革命低潮到来了”，要 实行让步的策略，“主张尽可能地把各方面的‘人物’都包括进国民党中央
委员会中去”。①避免西山会议派的活动，造成国民党的全面分裂。
于是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由陈独秀“主动，并获得 维经斯基的协助”，同和西山会议派有或多或少联系的孙科、叶楚伧、邵元
冲在上海“苏俄领事馆内，商谈国共关系问题”。中共方面参加这次会谈的 除陈独秀外，还有蔡和森和张国焘。会上陈独秀首先发言，“表示中共并没
有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而且反对这种企图。中共中央已通知各地党部， 多推选国民党人士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①《吴玉章回忆录》第１３
２页。 中共亦不希望在大会的中央委员改选中，增加中共方面的国民党中央委
员人数”。孙科等表示“只要情况许可，他们都愿意去广东参加大会”。这些 意见始终是得到维经斯基“支持”的。会后中央派张国焘到广州去，代表中
央指导在国民党“二大”中的中共党团活动。
中共广东区委反对中央的意见，“认为是对右派退让的明证”。①他们原
“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在中央执委中共产党 员“占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的优势”。由于张国
焘推行中央的意见，“在选举上，向右派作了极大的让步”，孙科、戴季陶等 右派分子都当选了。在选出的６０个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共产党员
只占１４人。在中央监察委员中，右派势力更大。这正如周恩来说，这次选 举“结果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这是陈独秀右倾错
误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②
｛｛“失踪”期间的二月会议三二○事件后的争论与退让｝｝ 以后不久他便隐蔽起来了。大约是１９２４年，他和高君曼的感情破裂，
经汪孟邹多次调解，无效。身患咯血病的妻子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去南京， 陈独秀却另有新欢。高君曼说：“我到南京去，为的要省一点。？？南京生
活程度低，？？那里知道他每月只寄五十元给我了。这不是明明逼我上死路 吗？
①《周恩来选集》（上）第１１９页。
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２册第６６－６８、８０页。
…… 〔他〕倒拿经济接济心爱的人，过天上的好日子。”①高君曼对陈 独秀是很不满意的。
陈独秀这时“心爱的人”是谁②，谁也不知道。所谓“过天上的好日子” 更是无从查考。因为没人知道他住在上海的什么地方。同志们都猜想他一定
有个女伴，因此每当他来中央看文件时，同志们“用话引他泄露秘密，但每 次都失败了。
话一说到边缘，他便闭口不谈”。身负重任的陈独秀，他的住址只有他 自己知道，这种现象是极不正常的。一位熟识而崇敬陈独秀的八旬高龄的老
人也说在男女关系的问题上，陈独秀不能做青年的表率。①
②时隔６０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在新疆工作的两女一男 的年轻人，向有关方面写信，说他们的母亲叫陈虹（解放后在上海电影制片
厂工作，１９６９年病故），外祖母叫施芝英（１９７３年病故），外祖父是 陈独秀，三人自称是陈独秀的外孙。这才知道陈独秀与高君曼分居以后，是
和一位女医生施芝英同居的。他们大约在一起生活到１９２７年８月才分 手。施与他人结婚，陈独秀无家可归，住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