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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第２２４、２２５、２６１页。 了”，①“汪回左派将有中心，左派政权在广东将能建立”。②９月２０
日，中共中央局作《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系统地提 出了迎汪复职，汪蒋合作的方针。《报告》认为“革命势力分散了是不好的；
但现时的军队，若果权力集中在一人之手，反而更有右倾的危险。因此我们 现时对于蒋唐的冲突不去助长，也不去消灭，只维持其平衡，在这个平衡的
维持中，还可以逼他们多做点革命工作。”为了保持权力的平衡，蒋介石“只 能做国民政府军事首领，党及政府首领仍请汪回任，否则无法减少”唐生智
等人对蒋的“反感”。③
军权归蒋，党政大权归汪，那末什么权力归共产党呢？陈独秀说：“我 们的人力务全用在民众方面，万勿参加政府工作”，④共产党“必须立脚于
在野党地位”，⑤党权、政权、军权都一概不要，这正是制定迎汪复职、汪 蒋合作这一右倾错误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这个政策不仅在共产党里得到了贯彻，例如，１０月２２日湘区书记的 报告里就明确地向中央表示要“彻底的取在野党的态度”，⑥中央要求江西
一些担任地方行政职务的共产党①②③④⑤
⑥《中央政治通信》第１０号，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３日。
《中央复湘区的信》，《中央政治通信》第６号，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７日。
《中央给鄂区的信》，《中央政治通信》第５号，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７日。 陈独秀在“五大”上的报告，《中共党史资料》，１９８２年第３辑第２
４０、２３９页。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１９２２—１９２６）第１１３页。
《中央政治通信》第３号，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５日。 员，“必须辞职，或者退党”，①也推行到国民党和群众团体。
因为迎汪复职的目的是削弱蒋介石的专权，这在当时不仅为国民党左派
所拥护，也是那些出于个人权力欲的右派分子所乐于接受的。１０月中旬， 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委员和各省市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迎汪复职案。
当两种势力因利害关系而发生矛盾的时候，第三种势力若企图使这两种 力量保持均势，而不致发生尖锐的冲突，那就必须具有较强大的实力，因为
只有用实力才能维持两种势力的平衡，并使其向有利于第三者方面发展。可 是当时中共除了掌握群众运动的领导权，并没有掌握军权、政权和国民党的
党权，这是迎汪复职、汪蒋分权合作，纯属为他人作嫁的政策产生的客观原 因。因此当均势一旦破裂之后，为他人作嫁者往往会成为两方的牺牲品。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迎汪复职、汪蒋合作政策的产生，若就陈独秀本人的 思想而言，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对资产阶级力量的错误估量，陈
独秀认为现时中国
社会“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完全形成，故进步的资产阶级也只有走向 Ｋ．Ｍ．Ｔ．来”。
在民族革命的时代，和中共合作的“Ｋ．Ｍ．Ｔ．乃是现时中国的惟一
民族党”。国民党里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已走上了民族革命的道路”；代 表买办、地主、军阀的老右派已被开除出党；代表资产阶级的新右派与左派
“均尚在形成的过程中”；新右派的力量虽“不及老右派①《罗易赴华使命》 第３３页。
大”，但“确是反对老右派的”。①陈独秀就是这样分析资产阶级和新右 派势力的，在他看来民族资产阶级既然“还未完全形成”，新右派和左派也
不过是“在形成的过程中”，而且又“确是反对老右派的”，因此争夺领导权 的问题似乎是压根不存在的。
二、不理解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在联系。他认 为现在既然“是国民革命时代，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时代，现在
不但资产阶级需要民主政治，即无产阶级亦需要民主政治，或者比资产阶级 需要民主政治更为迫切；因此，？？即在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也必
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 在那时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
有到那时，真正的中国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 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
社会”。②革命成功之后，既然政权落在“现在这样的左派领袖之手”，③因 此也就用不着去争夺革命的领导权了。陈独秀还惟恐资产阶级不放心，说“至
于国民革命成功，共产党便要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这也是不会有的事。共 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
类问题”。④①②③
④《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周报》第１７２期，１９２６年９ 月２５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２８３页。
《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周报》第１７２期，１９２６年９月
２５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２７９、２８０页。 那末未来的新政权给工农什么利益呢？陈独秀回答说：在工人方面如减
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工会自由，改良待遇等等。“至于农民政纲如武装、 土地及农村政权等要求，左派未必充分容许。我们和左派的联盟，将来会因
此分裂，？？ 这时候世界革命的状况或已有新的变化，中国的国民革命也许转入一个
新时期”，但这是“较远将来的事”了。①可见陈独秀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 领导权的见解，又回到了他在１９２３年４月发表的《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
的资产阶级》一文中所表述的观点：既然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那就由资产阶级去领导罢。至于无产阶级领导革命，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胜利之后，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事。这次他所表述的二次革命论的观点较过 去更明确了，而且出现在北伐战争的高潮期，因此它的危害性也就特别明显 和严重。
陈独秀在１９２５年９月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固然需要民主政治，
“然而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 济地位，决没有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可能”。②他朦朦胧胧地观
察到十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与中国民主革命之间的差异，但是他没有深 入地研究它们之间的质的区别，他不了解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只有
无产阶级才能真正担负起领导民主革命的使命，将革命进行到底；不了解民 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与联系。陈独秀的认识水平在当时共产党里具
有相当代表性，它是党的幼年性在革命理论上的一个主要表现。共产党必须 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无数的革命志士在斗争、失败、再斗争的过程中，付
出血的代价之后，党才能成熟起来。
①《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向导周报》第１２８期，１９２５ 年９月７日。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２８３、２８４页。
｛｛立于主体地位决策武装起义｝｝ 上海，推翻反动军阀的统治，建立市民政权，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
武装起义。这期间陈独秀除到汉口出席十二月特别会议外，他一直坐镇上海。 共产党在工人武装起义中所执行的重大政策，都是经陈独秀认可，或是由他
亲自制定的。这时期上海工人斗争的得失成败、功过是非，都同他的活动密 切相关，都反映了他的思想。
１９２６年７月１１日，北伐军占领长沙以后，挥师湘北。这时苏、浙、 皖、赣、闽五省联防军总司令孙传芳以“保境安民”为借口，迅即调兵遣将
分三路援赣，并伺机进攻湖南，切断北伐军的后路。这使东南五省资产阶级、 士绅以及一些社会名流顿感不安，他们惟恐战火蔓延到东南，危及他们的利
益和安全。苏州、无锡等六县商会会长联合通电，要求孙传芳“休养生息”。
①全苏公会赞同孙传芳“消极增防”，警告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不得越闽 赣边境一步”。②苏浙公团、全浙公会要求孙传芳“保持五省安全”。③上海
总商会通电，要求孙、蒋双方“解除误会，划守疆界”，如战端一开则“商 家命①②③《申报》，１９２６年８月９、１２、１５日。
脉不通”。总之，他们既不同意孙传芳援赣，也不主张北伐军东进，一 味地要求所谓东南五省的和平。这时只有上海总工会发表通电，反对孙传芳
“援赣之军事行动”，①但孤掌难鸣，应者寥寥。中共四届三中扩大执委会 虽然通过了《军事运动决议案》，指出“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
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
②但这时上海还不具备武装暴动的条件。 然而，战争的形势却发展得非常迅速。９月１日，北伐军攻克汉口以后，
即挥师东进，攻入江西。在福建战场上，北伐军攻克永定，孙传芳军两面受 敌，他把主力部队投入了江西战场，上海的防务一时空虚。
北伐战争的胜利开展，诱发了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和上海国民党负 责人士推翻孙传芳的统治、获取政权的欲望。
虞洽卿由于孙传芳取消了他的上海商埠帮办，推倒了他的上海总商会会 长的地位（改由亲孙的傅筱庵任会长），又解散了他所依恃的南、北市保卫
团，“所以虞极反孙”，“极力联络”
共产党，希望帮助他“取得上海政权”。③国民党上海军事特派员钮永 健也“要工人帮助他，听他的号令起来动作”，答应在暴动成功后“保护工 人”。④①②③
④《上海自治市的运动计划》（十月十七日），《教育杂志》（区委油印刊 物）。
中共《中央政治通信》，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５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１５页。
《申报》，１９２６年８月１５日。 起义和市民自治问题。区委书记罗亦农认为”应提出‘人民自治’的口
号”，建立“从虞洽卿起一直到工人”的联合战线，反对孙传芳的统治，“上 海地方非有一次民众暴动不可”。①关于第一次武装起义的指导思想，根据
罗亦农的讲话可概括为如下两点，一，起义“以商界为主体”，②“无产阶 级避免领袖地位”。如果无产阶级“急于来领导，必引起帝（国）
主（义）害怕，而大进攻，而大屠杀”，“资产阶级必害怕不来合作”。 所以“要把这个领导权给虞洽卿”。罗亦农说，这个政策区委“及中央都已
赞同”。③这当然包括陈独秀在内也是赞同的。二，起义成功之后，“政权给 谁，？？工人可不参加，我们完全让他们组织商人政府”，“我们只求得民众
自由，不要奢望”。④
这个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上海阶级状况，北伐军攻入江西 以后，上海资产阶级对反对孙传芳表现了一定的积极性，上海工人没有武装
起义的准备和经验，区委不能不采取慎审的态度，但是过分地重视了资产阶 级的力量及其革命性的一面。工人阶级不拿政权，或者如陈独秀所主张的共
产党处在野党地位，就能“求得民众自由”，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不能 不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
资产阶级对这样的政策自然是乐意接受的，虞洽卿认为①②③
④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０页，上海人民出 版社出版。
市运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０日。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９日。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９月３日。
既有工人参加起义，又“以商界为主体的办法是对的”，①并表示“设
法捐钱”援助工人。②但当北伐军攻打南昌受挫之后，资产阶级害怕了。这 时区委又以“国民党的钮永健和吴稚晖二人为主力”策划起义。１０月１６
日，孙传芳的部下浙江省长夏超宣布独立，并率部由杭州向上海进发。区委 确定起义的目的是要求和平！撤退孙传芳在上海的驻兵！上海市民武装自卫！
上海市政归上海市民！等等。２４日，夏超部已被孙军击败，区委误信北伐 军攻克九江的传闻，乃仓卒发动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这时资产阶级“不
干了”，号称拥有１０００人实力的钮永健，实际上不过百把人，工人纠察 队也只有２００余人③，且大多赤手空拳，因此，起义在当天就失败了。
第一次起义的失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２５日，罗亦农在区委临 时主席团会议上指出：“过去我们只是要资产阶级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