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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正指出现在“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 间，无所不用其极”！所谓“共产党组织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贻害
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等等，纯属谣言，是反革命分子破坏两党合作的阴
谋。 三、但是，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
与工人纠察队”，一律看作是谣言，甚至说“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 中央（指蒋的通电——引者）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
这段言论是典型的右倾麻痹思想的表现，如果主观上不是自我欺骗的话，客 观上也是欺人之谈。
四、因此，整个《宣言》只讲合作，不讲斗争，说什么 两党同志“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谣言，相互尊敬，①汪精卫：
《武汉分共之经过》。 事事协商，开诚进行”，①纯粹是一厢情愿的痴想。
陈独秀对《宣言》里的每一句话，未必都信以为真，但这也不能减轻他 对《宣言》所产生的影响应负的责任。
《宣言》发表的第二天，罗亦农在活动分子会议上仍然指出每当革命力 量胜利的时候，“反革命的势力也愈益团结反攻”。现在上海工人或者是“更
进一步求得胜利，或者不能保持他已有的胜利”。这关系到革命的全局。蒋 介石在江西烧工会、捣党部的事，现在上海“正酝酿中”，我们“严取防守
态度，？？决不投降与退却”。可见在《宣言》发表之后区委领导并没有丧 失警惕。但另一方面却把《宣言》的积极作用夸大了，认为它“打破”了许
多造谣中伤的伎俩②。在区委、沪东各工会联合会、南市各工会联合会发表 的拥护《联合宣言》的宣言里，一面指出革命危机，一面也夸大了《宣言》
对揭露谣言的作用。③其实，综观《宣言》全文，在说到谣言时，主要是共 产党作了自我的表白和解释，并没有指明谣言的背后所隐藏着的阴谋诡计。
《宣言》没有起到动员人民群众的作用。 陈独秀是真心诚意地搞缓和，而蒋介石则一面搞假缓和，一面策划于密
室，暗布杀机。 于是《宣言》原有的一点积极作用也消失了，而完全成了一个可耻的历
史记录。①②
③《新闻报》，１９２７年４月６日。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４４４、４４５、４４
９页。
《民国日报》（上海），１９２７年４月５日。 与纠察队。五天之后便指使他的党徒、走卒，用最卑劣的手段，剿杀工
人纠察队，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当上海工人和市民举行示威游行，要夺回
他们的胜利果实时，反动派不惜血洗宝山路，疯狂地屠杀上海民众。 莫测。陈独秀在工人武装起义中扮演了一个很不和谐的角色。
他在第一、二次起义时还保留有忽视革命领导权的二次革命论的观点；
在第三次起义时，他却积极地去争取革命领导权，成为起义的主要决策者； 而在起义胜利之后，他又成了一个不光彩的《宣言》的起草人了。
共产党在中国产业工人最多最集中的城市，也只有在这样的城市才能成 功地演奏一篇武装起义胜利的乐章，把从大城市广州出发的国民革命在中国
最大的城市上海推向高峰。
但产业工人在全国人口总数中，毕竟只占极小的比例，因此，工人武装 起义的凯歌不能不以英勇壮烈、哀号感人的悲调而告终。从此，二十年代的
中国革命开始走入低谷。上海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所进行的这场艰苦 卓绝、激烈复杂的斗争，其悲壮的结局暗示着中国革命的主要基地并不在灯
红酒绿、花花世界的十里洋场，而在最广阔的穷乡僻野，这就是形成陈独秀 所扮演角色之前后的种种不和谐的根本原因。
｛｛“五大”时的争论先扩大后深入｝｝ 当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以后，中共四届中央委员也陆陆续续来到了武汉，
约在１９２６年底前后，中共在武汉成立了临时中央局。１９２７年３月底 前后，临时中央局连电陈独秀，催他来武汉。陈独秀在《汪陈宣言》发表后
不久，便离沪去汉，于４月１５日左右到达汉口（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 里说是４月初到达的，恐记忆有误），是中共中央五个常委中最后一个到达
汉口的。他住在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四民街６１号。这是临街的三层楼 洋房，三棱中间住着陈独秀，左右房间分别住着彭述之夫妇和蔡和森夫妇，
二楼大房间布置成会场。①协助陈独秀处理日常工作的有任作民、任秀兰和 黄文容。他们三人组成了陈独秀办公室，任作民（任弼时的弟弟）任办公室
主任，任秀兰（任弼时的妹妹）管事务，黄文容（现名黄？然）任陈独秀的 秘书。
据黄文容回忆：陈独秀给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严肃，不好接近，中等身材， 身条魁武，胡子刮得光光的，黄褐色的眼珠，炯炯有神。他生活简朴，室内
整洁，喜爱抽雪茄烟和在屋内踱来踱去。他记忆力特别强，他摆的东西谁也
不能动，一动他就知道，问谁来过？谁动过？黄文容说跟他时间久了，还是 相处得亲密的。
当陈独秀外出参加重要会议时，由黄文容陪同，共乘一部旧汽车，负责 警卫。但黄不参加会议，等会议结束后，再陪陈一道回来。晚上，陈独秀口
述一天的主要活动，由黄作记录。至于群众大会，则大多由黄去参加，了解 情况，回来①《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１９—１９３１）第１２４页，现代
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６年版。
向陈汇报。当有重要情况时，叫任作民去通知有关方面办理。① 陈独秀到达武汉以后，他和一批年轻的中共领导人所面临的革命形势愈
来愈险恶了。如果说他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之后，曾经陷入困境的话， 那么现在他将遇到更大更多的困难。４月１８日，蒋介石悍然成立南京国民
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并下令“清党”，通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 派人士达１９０余人，将陈独秀和鲍罗廷列为“首犯”。武汉方面宣布开除
蒋介石的党籍，免去他本兼各职，从此宁汉分裂，中国一时出现了北京、武 汉、南京三个政权鼎足而立的局面。而武汉政府却陷入四面受敌的险境，北
有奉系军阀；东有蒋介石；南有受南京政府节制的两广；西有与蒋介石勾结 的四川军阀杨森。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武汉地区金融阻
滞，汇兑不通，工商业衰落，物价上涨，日用品缺乏，全市失业工人到五月 间增至十二万人。②与此同时，两湖地区工农运动持续高涨，特别是湖南省
的一些地区，农民已开始自动地插标分田，猛烈地冲击着封建土地制度。土 地问题牵动着千家万户，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工农运动高涨的同时，
也出现了一些在当时难以避免的过火行动和过高要求。年幼的中国共产党面 临着一场冷酷而严峻的挑战。
它的领导者苦心焦思，议论纷纷，为制定革命决策一再地发①
②汉口《民国日报》，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８日。 黄？然的四次回忆，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７日；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０日；
１９８０年５月生争论。 当时，对中共制定决策有重大影响的是三个人，即苏俄政府代表、国民
党顾问鲍罗廷，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易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 罗易是１９２７年２月１６日到达广州的，他来中国的主要使命是贯彻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２２日至１２月１６ 日）所作出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
这个《决议》为即将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完全接受”， 对当时如何解决土地问题及如何处理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有着重大的影响。
《决议》指出“目前，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重点是土地革命”， 并规定了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即在国民政府的辖区内应最大限度的减少地
租；取消加在农民身上的各种捐税；把属于反动军阀、属于同国民政府进行 内战的买办、地主和土豪的寺庙与教堂的土地收归国有；解散地主武装，武
装贫农和中农，农村一切武装力量归革命政权机关管辖等等。
目前“运动的基本力量将是革命性更强的联盟——工人阶级、农民和城 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无产阶级越来越明显地成为运动的领导者”。共产
党应法“利用政权机关没收土地，减少捐税并给农会以实权”。但是共产党 员在政府里只许“组织左派与之密切合作，不要企图以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做
领导工作”。换句话说，解决土地问题不需要共产党独自出面，打出自己的
旗号，只要同左派合作，也不需要自下而上地发动农民群众，只要通过国民 政府由上而下地进行就可以了。
《决议》在谈到国共两党关系时，不仅批评了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主张
“是错误的”，而且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发展的全过程，其性质和前途都 要求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并在其中加强自己的工作”。①罗易就是根据
这个决议来指导中国革命的。
４月２日，罗易来到了武汉。４日至２０日，他和鲍罗廷及晚到汉口的 维经斯基与中共中央局就当前革命形势举行会谈。会议原是瞿秋白主持的，
待陈独秀到达汉口以后，他主持了１８日至２０日的会议。会议期间传来了
“四·一二政变”的消息，形势剧变。面对新的形势，共产党对制定革命策 略发生了争论。当时会上有四种意见：一、是东征讨蒋；二、南下重建广州
政府（“四·一二”之后的第三天，李济深在广东进行“清党”）；三、是与 国民党一起举行第二期北伐；四、在两湖地区开展土地革命。鲍罗廷认为东
南帝国主义势力强大，无产阶级力量薄弱，蒋介石可能联合张作霖，如果帝 国主义再干涉，则革命无法坚持。
他竭力主张同国民党一起北伐，与冯玉祥部会合，打通苏俄通道。但既 然要北伐，就不可能进行土地革命。罗易认为当前主要任务是通过土地革命
和巩固两湖根据地。鲍罗廷说国民党已决定北伐，我已表示同意，如果你们 决定反对北伐，我就马上辞去国民党顾问职务，并电告国际这种意见是错误
的。②鲍氏的态度如此之决①
②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会谈纪要，１９２７年４月。 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１９１９
—绝，不惜以掼乌纱帽坚持自己的主张。会议经过争论，中共中央（自然包 括陈独秀在内）同意了北伐的意见。
对北伐的意见基本上取得一致之后，在北伐的同时要不要解决土地问 题，怎样解决土地问题，又发生了争论。
关于土地问题，国民党中央于４月２日成立了土地委员会，由邓演达任 主任，毛泽东、谭平山、徐谦、顾孟余为委员。土地委员会为了制定解决土
地问题草案，曾经连续举行会议，４月１９日至５月６日又召开了六次扩大 会议。参加扩大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中央领导人，国民党各
省区农民运动的负责人以及一些军事将领。会上就解决土地问题是政治没 收，还是经济没收，没收后的土地给谁和关于保护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
等问题展开了争论。
陈独秀出席了４月２６日举行的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了解决土地问 题的原则及进行的方法，即：“（一）国民革命过程中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即
是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以外之出租的土地分给农民；（二）公布佃农保护 法；（三）无土地之革命士兵退伍时必须给以土地；（四）解决土地之先决问
题必须给农民以武装及政权。以上是原则。（五）（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 必须命令农政部迅速执行国民党第三次全体中执会议关于农民运动议决案，
尤其是督促农村自治机关之实现；（六）中央农政部即须根据上列原则订定 土地改良法案；（七）各省党部会同省农协依据中央农政部土地改良法案按
照当地实际情形，议定解决土地问题之实施条例，呈请中央党部批准，交政 府土地主管机关执行之。？？以上为进行方法”。陈独秀之所以明确地提出
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不在没收之列，是为了“使他们安心，若不提及，
他们不安也”。 陈独秀发言之后，鲍罗廷接着发言，他认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由农
政部协同湖南省党部制定以后，还应“提出省民会议”通过，才可施行。陈 独秀不同意这个意见，他“主张在党部、省农协讨论通过便可实行，不必等
省民会议便可解决”。①
陈、鲍二人的意见，并无实质性的差异，可略而不论。但不能不将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