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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年代后期，由于主观与客观各种复杂的原因，陈独秀犯了错误；不 久，他又转向托派，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
从此，这颗“明星”就暗淡下去了。但是，虽然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发展 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而被开除出党，然而他与党的争论，仍是革命阵营内
部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路线和方法上的分歧，而 且，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若干思想，如“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
在中国革命中反对把“拥护苏联”当作最高原则；落后的中国应注重发展资 本主义经济；人类社会最终将通过和平和民主（而不是通过暴力）过渡到共
产主义等，仍为史学界认真地议论着，而且议论得越来越深入。
本书时限，从陈独秀在１９２７年“八七”会议后正式离开中共中央领 导岗位起，到１９４２年逝世止，可称为陈独秀的后半生。在这个时期中，
陈独秀的思想和活动错综复杂，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与国民党以及民主党派等各种政治势力的关系，都发生了与他前半生不同的
变化。自然，他与托派的关系最深，但是，除了一致以外，二者又有许多矛 盾和斗争。所有这些，都是陈独秀后期历史上的重大课题，几十年来，吸引
着不少中外史学工作者，进行研究和评论，对有些问题的争论还相当激烈， 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笔者几年来参加了陈独秀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写了几篇 习作，与林茂生协作编著了《陈独秀年谱》，还与京、沪、皖、徐等地学者
一起合作编辑了《陈独秀研究资料》；本书是这些研究成果的一个小结，对 以前发表的论著中的错误和不足之处，凡发现的，作了纠正和补充。
本书在收集资料和撰写的过程中，得到了李新、史洛明、陈铁健、张永 通、刘传学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彷徨与思索瑕瑜共有的意见取消主义的开端 是太平洋的急潮怒号， 是喜玛拉雅山的山鬼狂啸；美满的呀、美满的人间，
已经变成了苦闷的囚牢！我的灵魂飞上了九霄， 俯瞰人间的群众颠沛如涛；宛如被射了双翼的群雁，
垂死的哀鸣，血泪滔滔。那畜辈的良心早泯，只知把民众作肉食血饮；
我们要恢复固有的幸福，
呀，但有我们自己的觉醒。
……
这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时，陈独秀编辑《革命文学史》一书时，在 卷首写的一首《献诗》。诗中表现了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屠杀人
民罪行的满腔悲愤之情，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正式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
９月１０日，他和秘书黄文容（又名黄？然）以及汪原放、陈啸青化装 后秘密登船，前往上海。到沪后，住在江西北路福生里（今罗浮路）酱园弄
一幢三层楼的房子里①，过起了漫长的地下生活。
９月下旬，中共中央也迁到上海。瞿秋白同志亲自去看望他，并调黄文 容到中央宣传部工作，协助郑超麟出版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
当时，陈独秀虽犯有严重的错误，并一再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决定（指 赴苏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中共中央对他还是尊重的，“并没有把他当敌人看
待。中央并没有给他处分，他的待遇还是同往常一样”②。
而其他有些中央领导同志，因领导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失败，先后受 到各种各样的处分。
尽管如此，陈独秀这时的表现，还是比较消极的：一方①
②《关于八七会议的回忆——访问李维汉同志谈话记录》，《党史研究》
１９８０年第４期。 汪原放：《陈独秀和上海亚东图书馆》（刘建整理），《中国社会科学》１
９８０年第５期；郑超麟致笔者的信（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８日）。汪原放是 陈独秀好友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的侄子。陈啸青是党在武汉开办的一个纸
行（党的地下机关）的经理。大革命失败时，陈独秀和秘书就隐蔽在纸行的 楼上。
面，对于大革命的失败，他因自责而陷于深深的苦闷之中，如他自己所 说：“自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因亲自负过重
要责任，一时实感觉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 省期间。”①另一方面，他拒绝共产国际和党中央要他去苏联“讨论中国革
命问题”的决定；《布尔塞维克》出版时，瞿秋白叫他写文章，他只写些“寸 铁”一类的短文，署名“撒翁”，可见他的情绪。
他整天埋头于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和音韵学问题。 这是他个人学问爱好所在。当时有人到他家去，寒暄几句后，他就把这
个问题提出来：遇见湖北人时，他问这几个字湖北音怎样读；遇见广东人时， 又问那几个字广东音怎样读，等等。对于他进行这项文字研究工作有种种议
论：有人认为他像《汉书》中的曹参为相一般，人家去见曹参有所建议，曹 总是醉人以酒，以堵塞建议者之口。陈独秀也是故意以文字学的研究来回避
政治问题，并掩盖他在党的路线政策问题上与中央的分歧。因此，不少人果 真以为他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②
有人还认为他像历史上有些知识分子出身的政治家那样，在政治上受挫 或失意之后，到纯学术的领域中去寻找精神寄托。历史上的这类人物，有的
还在学术上取得辉煌的成就，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陈独秀在文字 学研究领①
②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４５年手稿；《柯柏年谈话记录》（１９８０ 年６月２９日，唐宝林整理）。
陈独秀：《答国际的信》（１９３０年２月２７日），《无产者》第２期。 域中，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因为不管人们对他从事这一研究工作的动
机作何种猜测，谁也不否认，他对这项工作的确达到了入迷的程度，并且一 年以后，即１９２９年３月，终于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稿。此稿分
五部分：（一）自序及说明；（二）北京话；（三）汉口话；（四）上海话；（五） 广州话。陈独秀还请邓颖超校核北京话，项英校核汉口话，沈雁冰和陆缀文
校核上海话，杨殷和罗绮园校核广州话①。 陈独秀为什么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他在《自序》中说，用现在的
文字——衍音的象形字，“不能够使多数人识字写字”，“加造新字很不自 由”；还由于中国文字长期以来被官僚文人用来作八股文，“所以一用现在的
文字，代表现在的语言，叙述现在的生活，便自然感觉到中国的文字已经破 产了”。“文字只是代表语言的符号，中国许多语言只能说出，不能写出，它
不成了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国家！”他还指出，现在有许多人努力平民识字运 动，但所谓平民千字课丝毫不曾注意平民日常生活之所需，所以其中平民日
常所必需的字，百分之九十都没有，“教他们识了这些字又有什么用处！”
当时我国文字改革运动的阻力很大，只做了一些注音字母的工作。但陈 独秀认为当时的注音字母还不如日本的假名便当。他指出：“注音字母不能
通行，自然原因很多，而其自身缺点太多，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制造 注音字母的人们，既然没有把它做成拼音文字的决心，而又要用拼音文字①
何之瑜：《独秀丛著总目》附注。转引陈独秀：《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 他》，１９４９年８月商务印书馆清样搞。该稿在上海解放后没有出版。
的方法，方法太简陋，不成其为拼音文字，所以弄得不三不四，自然没 有人肯用了。”为此，陈独秀决心率先向旧的传统宣战，为后继者扫除前进
的障碍。他说：“有人讥笑制造拼音文字的人，是想做仓颉第二，其实想做 仓颉第二并不是什么可以被人讥笑的事；中国文字当然不是什么仓颉一人所
造，是从远古一直到现在无数仓颉造成的，今后需要许多仓颉来制造新的文 字。”
他表示自己“贸然做这本书，？？十分冒险，所以希望许多有志做仓颉 的人们，加以讨论，纠正，并且有实际的运动，使最近的将来，中国真有一 种拼音文字出现”。
在《说明》中，陈独秀讲了为什么不用当时流行的国语，而用四种地方 话做标准语，主要是他认为当时中国还不曾达到国语成立时期，“现在的所
谓国语，或所谓的普通话，人为的性质太过份，离开实际语言太远了，它不 能够叫做国语”；一种国语必须有一个地方语做标准，现在真正国语未成立
以前，应该以有最大影响的地方语作标准语来过渡。于是他采用了北京、上 海、汉口、广州四个地方语。他说：“这四个地方都是中国产业中心或政治
中心的最大都市；这四个地方语，确能代表全中国大多数人的实际语言，并 且它们都有相当的文学作品。”
《草案》内拟定的单声母和单韵母共４３个，采用的字母形体“大致是 比较最完备的国际音标，但也有小小增改的地方”。尤其是因为“中国结合
声母的语音特别发达，国际音标不尽适用”，于是，陈独秀依据音理参照国 际音标及各国字母，创造了九个结合声母及三个单声母①。
此稿完成后售给商务印书馆，该馆主持人与国民党当局关系甚深。陈独 秀当时是国民党通缉的“共党首领”，该书自然不可能出版。但陈独秀毕竟
非一般作者，于是张菊生、王云五、胡适之，傅孟真、赵元任等共捐赠稿费 千元，使陈独秀得以维持了一段贫困的生活②。
其实，陈独秀的消极是表面现象，他的内心却奔涌着革命再起的怒涛， 如他在《革命文学史》一书卷尾写的《致读者》一诗中呐喊的那样：
快放下你们的葡萄酒杯，莫再如此的在昏迷沉饮； 烈火已将烧到你们的脚边，你们怎不起来自卫生命？呀，趁你们的声音
未破，快起来把同伴们唱醒；趁你们的热血未干， 快起来和你们的仇敌拚命！在这恶魔残杀的世界， 本没生趣之意义与价值可寻；只有向自己的仇敌挑战，
就是死呀，死后也得安心。①
②何之瑜：《独秀丛著总目》附注。《何之瑜致胡适的信》（１９４８年
１月７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第３０６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 陈独秀：《中国拼音文字草案》，手稿。苏维埃的列宁永生，孙中山的精
灵不冥；热血未干的朋友们呀， 莫忘了你们尊贵的使命！
因此，他一直密切注视着政治局势的发展，认真阅读党的文件，紧张地 思索革命面临的各种问题，并将自己的意见经常写信给中共中央。
那么，他的意见是什么呢？ 首先，他不同意“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
主张在敌人的疯狂屠杀面前，实行完全退却和防御的策略；“工农运动不要 有所动作”，要动，也“应偏重经济的斗争”，如“不交租，不完粮，不纳捐，
不还债”，尤其“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①。
陈独秀之所以持此意见，是基于他对大革命失败及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 低潮的认识。陈独秀在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时，曾写信给中共中央，
说“国民党政权决不会像你们所估计那样快的崩溃，群众的革命情绪也不像 你们所估量的那样高昂”②。他不同意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认为大①
②《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１日）。《关于中国 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
料》（三），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
《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１日）和《中共中央 常委给陈独秀的复信（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９日），《中央政治通讯》第１４期。
另参见蔡和森：《论陈独秀主义》，《布尔塞维克》第４卷第５期。
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是直接革命形势”①的观点。 他还说服一些人同意他自己的意见。有一天，王若飞到他家拜访。陈便向王
谈了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向下落”的看法。王开始不赞同陈的看法，认 为革命是“向上涨的”，于是争了起来。陈问王：“这几天上海的外国兵大部
分撤退回国，你以为中国革命还在高涨时候，帝国主义肯把军队撤退么？” 这么一问，使王若飞恍然大悟起来，回去起草了一个“江苏省委决议案”的
文件，批评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央“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这个议决案未及 省委通过，王即赴苏参加“六大”，但它被莫斯科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