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者。“这种斗争必然要引起爆炸，即在国内引起内战，在国外引起战争”， 从而推动世界革命；否则，无产阶级政权不能维持长久，将在外部帝国主义
国家的包围、进攻，内部阶级敌人的不断叛乱中灭亡。为此，他反对把主要 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而应放在国内国际的阶级斗争上。
（三）一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不断性——“国际革命”论。 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国际革命”，它“在民族舞台上开始，然后发
展到几个国家的舞台上，最后在世界舞台上完成”。所以“在一定条件下， 落后国家能比先进国家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要比它们晚进入社会主义”。
他认为俄国落后的经济基础和技术条件，在十月革命后，不可能凭自己的力 量来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唯一出路是把苏联作为基地，用输出革命的办法，
使西方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然后互相支援，共同 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
以上这些问题，起先是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争论，１９２３年以后，是
托洛茨基为首的苏联托派与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争论，在具体事件上，中 国革命是这场争论的焦点之一。
托洛茨基根据自己的理论，竭力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执 行的路线，尤其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国共合作政策。其实，据当时访
问苏联的蒋介石说，在国共合作初期，托洛茨基是苏共领导人中最支持这种 合作的，对国民党人非常热情。与斯大林等人比较起来，托洛茨基、季诺维
也夫、拉狄克、越飞等人，“更加关心国民党和俄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我 同托洛茨基谈话比同其他苏联领导人多。
我发现，在他们所有的人当中，数他最开门见山。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
‘除了苏军不直接参加之外，苏俄将竭尽全力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积极 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①但在“三二○”事件以后，托洛茨基一再宣称，
从１９２３年一开始，他就坚决反对这种合作，后来又几次提出退出国民党。 在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多次讨论陈独秀提出的这个主张时，托洛茨基
都予支持，但又都被否决。在武汉政府时期，托洛茨基又提出了建立苏维埃 的主张，如俄国二月革命后的策略那样，逐步由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过渡
到一个政权，亦被斯大林所否定。大革命失败之后，托洛茨基乘机发起猛烈 进攻，攻击斯大林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的是彻头彻尾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路
线，导致了中国革命的惨败。
这些争论，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中央监察委 员会主席团会议、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一直到联共（布）莫斯科活动分子
会议、中山大学的群众集会上，在党内党外，上层下层，大大小小的会议上 公开进行。有①蒋中正：《苏俄在中国》第２２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１
９５７年版。 时，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甚至面对面争吵。因此在群众中，尤其在莫斯科
中山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列宁学院等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中，引起强 烈反响，并使他们分裂。一部人拥护托洛茨基的观点，逐渐形成一个派别。
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从苏联托派那儿接受托洛茨基的文件，然后互相传阅。 中国留学生区芳、陈亦谋、梁干乔、陆一渊、史唐等人也参加了红场上
的游行。他们在经过主席台时，与苏联托派一起，当着斯大林的面，突然打 开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字样的旗子，并高呼
口号①。苏联两派群众也发生了火并事件。联共党内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 度。１１日，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了红场上发生的严
重事件，要求托洛茨基立即停止反党活动，被托和季（诺维也夫）拒绝。１
４日，联共中央开除了这两个人的党籍。 翌年１月，托被流放到苏联东南的边疆城市阿拉木图。与此同时，苏联
国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托运动。托派的活动转入地下。史唐、梁干乔等人，
也在１９２７年底被遣送回国。 经过约一年的酝酿和筹备，他们于１９２８年１２月，在上海陆一渊家
中召开了所谓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自称为“中 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简
称“总干”），其成员及分工是：史唐任干事长，陆一渊任宣传部长，张特任 组织部长；梁干乔、区芳、陈亦谋负责华南区；宋逢春、肖冰①《访问宋逢
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８日，唐宝林整理）。
洋、李梅五负责华北区；徐正庵负责江浙区。①他们还在武汉、香港、
苏州、广州、北平和哈尔滨等地建立了支部。但是，由于这些人中不少人是 团员，党员则企求继续混在党内，还由于这时忙于建立组织，未及在党内大
肆活动，所以他们对党还没有什么影响。
“六大”以后，共产国际也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了斯大林和布哈林起草的《共产国际纲领》。会前，流放在阿拉木图的托洛
茨基写了《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的文件，要求在大会上讨论，并恢复其 党籍。文件第三部分的标题是《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②，抨击“草案”
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只是拥护已经破产的机会主义”，在基本原则上，仍继 续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文章系统论述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未来
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共产国际“六 大”，只译了这个文件的第一、第三部分，发给中国及其他少数几个代表团
阅读，规定阅后收回，不准带回国。但是，参加大会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员王 文元、刘仁静、赵济等人，是中国留学生中隐蔽下来的托派分子，他们看到
此文件后被深深地打动了。于是，他们就在１９２８年９月，在留学生中正 式建立托派秘密组织，选①②托洛茨基著、王凡西校译：《中国革命问题》
第１７１一２０３页，１９４７年春苑出版社印行。以下所引《中国革命问 题》中的文章，皆出自该版本。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１８６页，现代史料编刊社１
９８０年出版。 出安福（书记）、王文元（宣传）、范金标（组织）、李平、曾猛组成“干
事会”，与俄国托派组织建立联系，为国内托派组织翻译投寄托洛茨基的文 章和托派文件等。到１９２８年冬天，莫斯科及列宁格勒中国留学生中的托
派分子，据说发展到了一百四五十人左右①。
中国问题》②，详细论述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策略。此件 和上述《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被中国托派视为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
两个纲领性文件，它与中共“六大”制订的纲领、路线针锋相对，为中国托 派规定了系统的理论、纲领、路线和策略。
为了传播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文件，宣传托派主张，“总干事会” 在１９２９年４月，仿效托洛茨基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创办的刊物《我们的
话》，也创办了一个同名油印刊物，作为它的机关报。从此，他们被简称为
“我们的话派”。他们不断地、连篇累牍地把托洛茨基的文章翻译介绍到中 国来，造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次大分裂。
１９２９年四、五月间，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从归国留学生托 派分子王平一手中，首先见到了一系列托派文件和几期《我们的话》，主要
是翻译过来的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章和文件。王平一回国后被分配在中 共中央直属支部工作，同时又与“我们的话派”关系密切，把托派文件传入
党①②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２０３—２３３页。
《双山回忆录》第８３．９２．１０２页。 内。彭述之等人先接触到的是１９２８年共产国际“六大”前，托洛茨
基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中推行国共合作是孟什维克路线、大
革命失败后，又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的材料；后来，又看到了上述托 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
两篇纲领性文件。他们很快就完全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郑超麟说，他第一 次看托的文章的印象，“仿佛有甚么电光闪过我的头脑”。
接着，他们又介绍给陈独秀看。陈首先被托洛茨基关于大革命问题的论 述深深打动。他惊喜地发现，大革命时期，自己多次提出的先是反对共产党
员加入国民党，后来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原来与远在莫斯科的素不相识 的托洛茨基主张不谋而合；而正是因为这种主张被共产国际一再否定，才导
致了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感到他原来的主张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正 确路线”的代表。他特别注意托洛茨基把大革命失败完全归咎于共产国际的
那些论断：“过去五年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 有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酷烈的”①；“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权威，
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援助汪精卫为 土地革命的领袖”；“当反对派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陈独秀）在共产国际
错误指导下进行一种机会主义的政策时，就说我们是‘诬蔑’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他们（指共产国际——引者）在当时是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无疵①
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
的。”①陈独秀见此恍然大悟道：“当你们（指共产国际——引者）将革 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
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他极口称赞“托洛茨基 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后来他回顾说，只
是由于得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件，“从此以后，我们才彻底的系统 的了解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之真实根源之所在”②。
陈独秀认为，以“阶级联盟”政策代替了“无产阶级独立的领导革命” 政策，“是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根本政策之错误”③。“使中共加入国民党，根
本已毁坏其独立性便不能执行其独立政策。中共要执行国际这机会主义政 策，则步步投降资产阶级，毁灭中共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乃必然的逻辑。”
④他以此攻击“六大”对机会主义的纠正“未曾把这些错误之根由系统的彻 底的指摘出来，遂至留下现在的祸胎”⑤。这时，当初使他勉强接受的“六
大”对于大革命失败责任问题上做的结论，已经远远不能使他满意了。
按照陈独秀的错误逻辑，党的阶级联盟政策是一错百错，党的机会主义 路线贯彻于大革命始终，这是完全不符合大革命的历史事实的。众所周知，
正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创议和支①②③④⑤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 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陈独秀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５日）。 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０日）。
陈独秀：《答国际的信》（１９３０年２月２７日）。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 持，中共决定党员加入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了各革命
阶级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从而推动了１９２５—是历史上空前的。”① 党本身的组织力量，也由“三大”时的只有４３２个党员的小党，迅速发展
到“五大”时拥有５．７９万多党员的大党。
这次大革命，在终于失败之前，“曾经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在 中国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
利。”“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荣的一章。”②而陈独秀攻击“党整个的 根本政策是机会主义”，全盘否定国共合作这一统一战线政策曾经取得的伟
大成就，不管他的主观意图如何，不能不使他把大革命的历史看作漆黑一团， 一无是处。他的这个结论，只能给党和人民的光荣历史抹黑，同时也是给他
自己过去的革命历史抹黑。 其次，陈独秀的这一“逻辑”也是不能成立的。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
是否一定要采取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的形式，这是一个形式 问题，不是不可以探讨的。但采取“党内合作”这一形式与不能保持党的独
立性及领导权，没有必然的联系。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后者，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