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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向上的象征。”①恰恰相反，这个转化，是他参加革命以来，由“选学 妖孽”转化为“康党”，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转化为马克思主义，不断进步之
后的一次大倒退，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对“中东路事件”的意见性质不同的“三封信”陈独秀在向托洛茨基主 义转向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中东路事件”。
中东铁路原是沙俄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产物，是根据１８９６年的
《中俄攻守同盟密约》、《中俄合办东清铁路公司合同章程》、１８９７年的
《旅大租借条约》、１８９８年的《中俄续订东三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等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由中国清朝政府出股金５００万两，沙俄政府修建经营
的。１８９７年７①犀照（即彭述之）：《悼陈独秀》（１９４２年６月６日），
《斗争报》（托派中央机关报）第６卷第１期。
月动工，１９０１年１１月竣工，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道相连。 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各种特权，还明确表示：中东铁路“归还给中国，
不受任何报酬”①。但是，１９２４年５月，双方签订《中苏协定》时，按 照苏方旨意，该路暂由中苏“共管”。
１９２６年３月，苏联曾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托洛茨基是主席，成 员有伏罗希洛夫、捷尔任斯基和齐采林。据托洛荻基说，该会在中国共产党
和国民党代表的同意下，作出了一次决议：“为了保障在‘第二时期’（所谓 第二时期，即指中国革命还未胜利的一段时期——托洛茨基注）中东路不至
为帝国主义者所夺取，必须将该路的管理权保留于苏维埃政权之手”，同时
“必须采用广大的政治教育方法使铁路趋于中国化”②。
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出于内压共产党外亲帝国主义的 需要，制造了一系列反苏事件，致使苏联政府被迫撤回了驻广州、上海、武
汉、长沙等地领事馆及商业机构。
１９２９年５月，蒋介石出于上述需要，同时为了借他人之手削弱张学 良东北军的势力，以便进一步控制东北，又不顾苏联政府的抗议，指使张学
良派军警包围哈尔滨苏联领事馆，进①②转引自托洛茨基：《中俄冲突与反 对派》，载《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１６页。
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１９１９年７月２５日），载《新青年》 第７卷第６号。后来苏联出版《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时，将“归还中东
铁路？？”这一段文字删去了。
行非法搜查和劫掠；接着，又调东北军沿苏联国境布防，作出武装进攻 苏联的姿态，并用武力接管了中东路，逮捕、驱逐苏方人员，致使苏联政府
被迫于７月１７日宣布对国民党政府绝交，撤回苏联政府任命的一切驻华外 交、商务及在铁路等方面供职的人员，并保留１９２４年《中苏协定》中的 一切权利。
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对蒋介石制造的这个事件，表示喝采和 鼓励。他们并且乘机干涉，企图趁火打劫，染指东北，提出所谓国际共管中
东路的方案。国内各党派、各阶层也对这个事件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反应。 共产国际作出决议，指示各国共产党组织人民群众，发动一个“保卫苏
联”的运动。中共中央对这个涉及到中国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复杂事件， 采取了简单化的策略，在机关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宣言、决议和文章，如《反
对国民党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宣言》、《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李立三）、《反 对国民党向苏联挑战》（恽代英）、《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要开始了》
（罗绮园）、《中央通告第４１号——中东路事件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 联》、《中央通告第４２号——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４
９号——目前政治形势中的两大任务——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等①。 这些文件和文章，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制造中东路事件的阴
谋，但却提出了过“左”的宣传口号，如“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反 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成①分别载《红旗》第３１、３３、３４、４
９号。 为中国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务”等。在行动上，还强行组织群众游行罢
工，甚至号召“以广大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强盗进攻苏 联的战争”。
当时中共中央所以如此，除了在组织上作为中国支部必须执行共产国际
的决议之外，还由于对形势有一种“左”的估计，认为中东路事件是整个帝 国主义向苏联的进攻，会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而促使世界和中国革命高
潮的到来，早日结束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形势。
这种情况，引起了陈独秀的注意，他改变了对政治问题长期沉默的态度， 在７月２８日，致函中共中央，指出在中东路问题的宣传上，要考虑中国人
民的民族感情，应该把斗争矛头紧紧对准国民党政府的误国政策。他认为中 东路问题，不单是中俄两国间的纠纷，而是国际纠纷的导火线，由这导火线
而至爆发战争“是慢性的”。这种战争，无论是帝国主义各国在援助中国名 义下，共同向苏联进攻，或是苏俄退让后，帝国主义之间因争夺中东路而导
致第二次大战，都要在中国做战场，“在战争中最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 人民。”他尖锐地指出：“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政府，对于收回中东路的宣
传，是戴着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骗民众，并且收了效果，不但小资产 阶级的群众，甚至有许多劳动群众也受了欺骗，？？这种情形不用说是于我 们不利的。”
鉴于此，他认为“我们如何宣传才能获得广大的民众同情”，要特别慎 重。他批评中央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
“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离开具体问题说教式的单调宣 传，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
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为此，他提议中央赶 快补发一个通告，以取消中央第四十二号通告中说的这样几句话：“并且帝
国主义对苏联战争开始的时候，毫无疑问的要引起本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造 成世界革命的高潮，这便是中国革命更有利的条件，而更可促成全国革命高
潮更快的到来。”他认为这种宣传，使同志们会很自然的做出奇怪的结论：“原 来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还有这些好处，我们让他赶快向苏联进攻吧！”①应该
说，陈独秀的这个意见是可取的，而且是很宝贵的，在当时全党及全国纷纭 复杂的政治氛围中，吹进了一股清风。
但是，中共中央在８月３日复信时，却认为，陈独秀与中央的分歧，“不 只是部分的策略问题的讨论，而且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的问题”；指责陈提
出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误国政策”的口号，是资产阶级左派（如 改组派、第三党）的口号，“走上了资产阶级观点，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 利益”②。
当时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的王明，对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的批 判，上纲最高，说陈独秀是“反共产国际”，“反苏”，“机会主义”等等。他
发表一篇又臭又长的文章，列数陈独秀的意见有七大错误，“从共产主义者 的观点堕落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一）不了解战争问题的本质；（二）
①②《红旗》１９２９年８月７日。
《红旗》１９２９年８月７日。 不懂得以列宁主义方法（即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去研究战争问题；（三）
不了解反苏战争的意义，不从无产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上去了解这一战争 的意义；（四）“把帝国主义列强反苏联的战争看成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相互战
争，看成有同时爆发的可能，而且以为这些战争的是否爆发都由苏联的政策 来决定其命运”；（五）把帝国主义间的相互战争与帝国主义反苏联的战争，
看成同样的“直接蹂躏中国人民”和“加于中国民族灾难”的战争；（六） 以和平主义的宣传来代替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七）把“中国具体的民族
利益”与“世界革命的利益”对立起来。他说综合这七种错误，就是陈独秀
“不相信进攻苏联的战争会引起世界革命高潮的到来，事实上就是不相信在 进攻苏联的战争中，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会有‘拥护苏联’的直接 行动”。
这种既高喊“拥护苏联”，又欢呼进攻苏联的战争会“引起世界革命高 潮到来”的混乱思想，正是陈独秀７月２８日给中央信中揶揄的对象。
王明的文章又指出，陈独秀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 的历史继续”：（一）在国共合作中躲在为“民族利益”的旗帜之下，牺牲工
农群众的“阶级利益”；（二）把“民族利益”与“世界革命利益”对立起来， 躲在“毛子不懂中国实际”的宣传之下，使共产国际的正确意见不能成为全
党领导的中心；对于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表示怀疑、消极、怠工以至于公 然反抗；（三）放弃和不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变成资产阶级的附属和小资
产阶级的尾巴主义；（四）不懂和不愿以群众的革命武装力量去战胜反动的 武装力量；（五）不认识和不了解革命高潮。①王明的文章，是一个媚上（苏
联和共产国际）欺下、打棍子多于说理的代表作，充分暴露了说教者不学无 术的政客嘴脸。可惜在那个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尊重淹没了理智的年代，
这种丑恶的东西竟能在党内横行。
陈独秀自然不能接受党中央以及王明之类的批判。他于８月１１日，再 函中央，重申自己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认为中央对中东路问题的宣传方
法，在战略上有两个缺点：“（一）未曾用群众所能了解的事实而不仅是我们 主观上的理论，对于中东路问题之本身，加以正确的详细的解析及打碎国民
党的假面具，能够使群众减少民族偏见，不至为国民党所欺骗而接受我们的 宣传的领导。
（二）‘只是’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与宣传，在事实上只能动员无产阶级 最觉悟分子，而未能在实际利害上激动无产阶级以外广大的群众，尤其是比
较意识落后的群众，把这些广大群众放在斗争战线之外了。”
他辩驳说：７月２８日我那封信，不是讨论党的一般宣传问题，而是专 指对于中东路这一特殊问题的宣传方法，特别指出其中关于宣传方法的缺
点。“我的意见也并不是主张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去跟着他们说要收回 中东路，而正是要打破群众的幻想，打破国民党的假面具，把群众拉到我们
这边来，在我们口号之下，向反革命的势力进攻”。而中央“缺①韶玉（即 王明）：《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载《布尔塞维克》第２卷第１
０期。 少戒心与注意的宣传策略，固然不是跟着群众跑，却也不能争取群众”。 最严重的是，陈独秀也反过来猛烈抨击中央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是
原则的错误，“正是你们简单化和纯凭主观不看事实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 现。”①这样，双方就把中东路问题上宣传方法和策略的争论，大大地升级 和激化了。
为什么本来简单的问题会如此复杂化，一个具体问题的宣传方法和策略 之争，会发展成原则路线之争呢？这是因为与这个争论绞缠在一起的，存在
着一个陈独秀转向托派、反对党的“六大”路线的问题，即在７月２８日与
８月１１日之间，他给党中央系统阐述托派理论路线、并要中央接受的那封
８月５日长信，甚至在８月１１日信的末尾，他要求此信与“八·五”信、 都能早日在党报上登出。
从１９２９年７月到１１月陈独秀与党中央争论并被开除的全过程看， 中东路问题上的争论完全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是一支与主旋律不太协调的插
曲；而陈独秀接受托派观点，欲以托派面目改造党，则是酝酿已久的必然的 事件，是他与党中央争论的主旋律。正是在后面这个问题上，导致了他与党
的决裂。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不发生“中东路事件”，他也是要与党决裂的。 所以，有人说陈独秀是由于中东路问题上发表了与党中央不同而正确的，意
见被开除的，是不符合事实的。至少是只观其表，未察其实；一叶蔽目，不 见全局。而①《红旗》１９２９年８月２０日。
蔡和森把陈独秀８月５日致中央的信与７月２８日、８月１１日致中央 的信，统称为“陈独秀关于中东路问题给中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