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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森把陈独秀８月５日致中央的信与７月２８日、８月１１日致中央 的信，统称为“陈独秀关于中东路问题给中央的三封信”，也是不确切的。
因为“八·五”信，只字未提中东路问题，而其性质与其他两封信根本不同， 虽然二者同是反对共产国际的决议。当时中央的缺点，就在于没有采取分析
的态度，而认为凡是反对共产国际的都是反党行为，必须坚决打击。
真理犹如金子。不管被埋没多长时间，也不管被蒙上多少尘埃，它总会 发光。当初，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没有一个人能够、也不敢对共产国际和中
共中央提出的“保卫苏联”的口号，提出异议。只有陈独秀有这个眼力和勇 气。为此，他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在５８年之后，
斯科举行共产国际历史研讨会。研讨会一致认为，过去对共产国际历史研究， 由于信奉“历史就是面向过去的政治”的公式，虚伪地理解党性原则和见风
使舵，严重地影响了客观的研究工作，出现了种种不正常的现象，导致在许 多问题上，歪曲事实，混淆是非，掩盖真相等等。研讨会在肯定共产国际历
史作用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拨乱反正、重新评价的历史问题，其中之 一是：“需要论证共产国际东方政策的成就与失误，填补这一政策个别方面
现有的‘空白点’”。
研讨会在论证这个问题时，特别强调中国学者近来对共产国际活动的评 价变得更客观。
中国学者指出：“把‘保卫苏联’的口号当作共产国际的头等任务，不 符合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利益。”①然而，这个研讨会忽视了这样一个历
史事实，即最早提出这种见解的，不是今天的“中国学者”，而是半个多世 纪前，当“保卫苏联”这个口号一提出就进行批评的陈独秀。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举行的这个研讨会，实际上是以最权威的资 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范围内，为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长期蒙受的冤 屈平了反。
还须指出，在中东路问题上，当时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的立场也是“保 卫苏联”。事件刚发生时，托洛茨基就指示苏联、中国及各国托派，“要完全
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的胜利”②；并在１９２９年８月４日的文章中，引证 他在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苏共中央与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演说：
“我们反对派对保护社会主义的祖国？？一点也不怀疑。我们不特自己要保 护它，而且教人如何去保护它。”“我可以总结一句话：我们拥护社会主义的
祖国，但不是拥护斯大林的路线。”③他还批判了德、法等国托派中认为中 东路事件是“苏联侵犯了中国自决权”的观点④。所以，陈独秀后来与中国
托派组织谈判统一时，他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正确主张，还被视为他仍坚持机 会主义的“五大错误”之一。
这也说明陈独秀在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时，在这一问题上，①②③④托洛
茨基：《保卫苏联与反对派——“列宁团”走的是什么道路——极左派与马 克思主义》，《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１９页。
托洛茨基：《中俄冲突与反对派》，《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１８页。 托洛茨基：《中俄冲突与反对派》，《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１３页。
《苏共历史问题》（俄文版）１９８７年第１０期。 还保持着独立的立场。 但是，中东路问题上的争论，确是加剧了陈独秀自以为是及其与党中央
共产国际的对立情绪，党也因此把他转向托派的问题，看得更加严重。誓做 反对派被开除出党陈独秀接受托派观点以后，不用别人劝说，就自然而然地
与周围意气相投的人融为一体，名副其实的“陈独秀派”于是应运而生，并 在党内加紧进行分裂活动。
陈独秀亲自出马，在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给党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贡献
“我一年来慎重考察的结论”。他以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全面系统地阐述 了对于中国革命的观点，猛烈地抨击“八七”会议和“六大”以来的路线是
“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官僚集权制”等等，要求“把 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公诸全党讨论”，妄图挑起全党性的大
争论，以托派路线“改正”“六大”的路线。
在陈独秀的指挥下，他们分头活动，在党内争取同情者，拿托洛茨基文 章给他们看，宣传托派主张，发展成员，扩大组织。他们不放弃任何一个关
系，拉共产党员转向托派。这方面最突出的是马玉夫。他是江苏省委中负责 工人运动的干部，认识许多工人同志和工人支部的负责人，此时他虽已退出
省委，党内关系仍旧存在。他争取了《时事新报》社工人支部和一个绸厂工 人支部；又争取了许多个别工人同志，有铁路工人、电车工人、纱厂工人、
印刷工人、建筑工人等等；还争取了外地驻上海长期工作的几个干部。
《时事新报》社原共产党工人支部书记是屠仰之，浙江海宁人，大革命 时在杭州活动，失败后来到上海，进《时事新报》社当排字工人。受马玉夫
影响转向托派后，他还想把整个支部都拉过去，郑超麟就被派去做工作。屠 仰之在报社大厅里召集了几次报馆支部全体党员会议，２０多人参加，郑超
麟在会上讲话，宣传托派立场，反对中央的路线，多数人表示附和。中共中 央知道后，解放了这个支部，开除了屠仰之，于是这个支部就被托陈派“接
管”。为了巩固托派的影响，马玉夫和郑超麟商量后，带着屠仰之和两个支 部干部去同陈独秀谈了一次话。１９３０年，托陈派骨干薛农山又进这个《时
事新报》社任总编辑，该社更成为托派的一个据点①。薛任托陈派法南区委 负责人。
当时有许多人，特别是那些怀着朴素革命热情的工人转向托派，并非真 懂得托洛茨基主义如何如何，而是陈独秀这个昔日领袖留在他们心目中的威
望；是陈独秀的影响起了作用。
绸厂工人支部书记是杜培之，江苏盐城人，也受马玉夫拉拢后转向托派 并把支部全体成员拉了过来。接着，托陈派也学共产党那样，把杜培之作为
工人代表，吸收为托陈派的中央领导成员。
彭述之和汪泽楷被分配在外地来上海的党团员中间活①黄理文：《一九 三○年江苏省委和闸北区委的一些情况》，《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１年 第３期。
动，也拉过去几个人，甚至通过马任之把沪滨书店争取过去，为他们服
务。马任之原名马轼材，湖南宝庆人，彭述之的小同乡，大革命中加入共产 党，随北伐军到福州，领导那里的国民党左派工作。“四一二”事件后到武
汉，“七一五”分共时被捕。１９２８年出狱后到上海，受党委托办了沪滨 书店，任经理，杨献珍当编辑。彭述之利用小同乡的关系，首先把马任之拉
进托陈派，运动杨献珍时遭到了拒绝。不久，杨献珍去北方工作，沪滨书店 就全由马任之控制，成为托陈派的一个支部。①此外，其他托陈派成员也都
利用各自的关系，千方百计地争取人。如郑超麟利用其爱人刘静贞是云南人 的关系，在驻上海的云南同志中进行活动。郑超麟还与在印刷工人和铁路工
人中活动的干部建立联系，等等。
这样，他们一面发展，一面把原来的陈独秀派和新影响来的人编成小组， 学习和讨论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并在支部会议上，就中国革
命根本问题，同其他人及江苏省委（当时上海党组织属于江苏省委）和中央 组织部派来的代表进行辩论。
由于他们获得了系统的托洛茨基文件，又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考和准备， 而我们党方面，虽然“六大”制定了基本路线，但“党的正确路线还未得到
有些支部全体热烈的讨论，因①参见郑超麟：《回忆录》及《陈独秀与托派》。 后来沪滨书店被国民党封闭，马任之脱离托派，参加国民党部队。湖南解放
时，他随李觉起义，立了功。
之，党的政治路线在组织上遂尚未得到完全巩固。有些支部对某一问题， 常不能在正确路线下予以回答，常因某一问题不能回答而表现动摇。”①再
加上当时李立三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确有“左”的倾向，后来又发展成“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以陈独秀等人的挑战，立即在党内引起混乱，“引起了
中上干部内一次轩然大波”。到１９２９年１１月陈独秀被开除时，受其影 响而加入托派的，竟达到五、六十人（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上签名的八
十一人，据郑超麟说，其中三分之一是为壮大声势而虚构的）。
与此同时，托陈派还派出代表陈独秀和尹宽，与“我们的话派”谈判， 要求对方提供托派文件，共同学习讨论；在组织上两派联合或加入“我们的
话派”。由于对方条件苛刻，没有结果。
党中央一开始就对陈独秀等人这种非组织的派别活动提出了警告。早在
６月份，即陈独秀与托派接触之初，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就专门讨论了这个问 题，指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近已侵入中国党内，它在目前中国党
内理论水平低微与党历史纠纷尚有残余的条件下，很有可能与党内一般落后 的、消极的、离开工作、不满意指导机关的党员相结合，以助长党内小组织
倾向与派别观念的暂时发展，而形成中国的反对派。”②会议分析了这种倾 向的危害性，号召全党与其坚决斗争：国际托洛茨基反对派“现在已成为帝
国主义破坏苏①②《组织问题决议案》（１９２９年６月），《中共党史参考 资料》第６册。
周恩来：《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 联反对世界革命的工具，无疑义的在中国的反对派要同样的成为中国统
治阶级反对革命、破坏党的工具，所以党必须坚决的予以制裁，以巩固党的
组织”；“党必须站在正确的路线上，坚决地斗争，以克服目前党内正在发展 的这一特别危险的倾向。”①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指出中央发现反对派“在
党内与党外有他的秘密组织，有他的秘密出版物”；“现在中国机会主义思想 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见解，正凭藉着托洛茨基的理论？？反对现实党的路
线，企图掩盖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我们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主要 是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同时提出“要从组织上？？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
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党的一致”，“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无留恋地开除出 去。”②对于陈独秀“八·五”信中的错误意见和无理要求，党中央理所当
然地加以拒绝。８月２８日，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代表约陈独秀谈话，指出 陈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因“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错误，加之时
局紧张”，中央不能在党报上公布他８月５日的信件。陈指责这是“用专横 态度来掩护错误”，“真如反对派（托洛茨基派）所指摘国际领导机①②《红
旗》，１９２９年９月２日。
《中共二中全会政治决议案》（１９２９年６月），《中共党史参考资 料》第６册。
关在政治上组织上官僚化之一证”①。于是他宣称，“我不应再为寻常 组织纪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们传观我的信稿”，进一步将他们的小组 织活动升级。
陈独秀在８月５日信中，就向党要求民主自由，由于党不接受他的错误 主张和在党报上公布他信件的无理要求，他就竭力攻击党内没有民主，“官
僚集权制”。这里，陈独秀所要求民主自由，是宣传他错误主张的“民主”， 反对“六大”路线的“自由”。一句话，是以托派面目改造党的“民主自由”。
这样的“民主自由”，自然是不能给予的。任何一个党都不会给一个党员这 样的“民主自由”。
一个被中国托派称为“文魁”的人，１９８０年在香港评述陈独秀上述 的民主观点时，说：“不幸，陈独秀一九二九年提出的忠告，不仅不为李立
三所接纳，也不为此后的毛泽东所接纳，？？继‘四人帮’而起的华、邓体 制，正拟取消宪法规定的‘四大自由’，从新巩固官僚集权制度。现在重行
提出陈独秀当年的忠告，对于争取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可说有促进作 用，不仅证明陈独秀意见之正确而已。”②可是，此人对陈独秀“民主自由”
幽灵的呼唤，是为了推翻共产党政①②一丁：《陈独秀历史地位的平反过 程》，《观察家》（香港）第３１期，１９８０年５月。一丁即楼子春，原是
托派小组织“我们的话派”成员。抗战时期，中国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