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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③。不久，江苏省委又开除郑超麟、尹宽、刘伯庄、李季、①②③《红旗》
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２７日。
“门罗主义”。门罗是１８１７—１８２４年美国总统。他在１８２３年 曾向国会提出一个咨文，其中制订了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原则，被称为“门罗 主义’。
当时拉美各国纷纷独立，为了防止欧洲“神圣同盟”的干涉，在咨文中， 美国以“保护者”姿态出现，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这在当时对防
止欧洲列强染指拉美起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另一方面，它又成为美国长期 侵略奴役拉美的一个工具。
参见郑超麟：《我所知道的中国托派早期历史》。陈碧兰：《彭述之的思 想与他在中国共产党以及托洛茨基运动中的作用和活动》，（日）中岛岭雄
编：《失去了的中国革命》（彭述之选集）第１８４页，１９８０年１１月东 京版。
笔者过去著文曾说托陈派在１９２９年９月即选出五人委员会，不确。 因为那是１２月的事。
陈碧兰、杜琳、谢庄、薛农山等８人的党籍。 陈独秀与这些被党开除的人，满怀希望地开始了更加紧张的托派活动。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开了一次“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 会议。这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本派的纲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八十
一人声明）。意见书猛烈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所谓“机会主义”路线， 要求恢复托洛茨基的党籍和领导工作，恢复中国党内被开除同志的党籍，改
组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及其各国支部的领导，重新决定联共、国际及中共 的路线等。会上正式选举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常务委员会”，
总书记陈独秀，常委有彭述之、尹宽、马玉夫、杜培之（不久，杜培之去做 了强盗，被捕枪毙，由罗世？补上），秘书长吴季严（吴因在１９３１年３
月被陈独秀撤去参加托派统一协议委员会代表资格，也辞去秘书长职，由何 资深代替）。
开散发。当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看到这个由八十一人签名的意见书后， 便在中央机关报《红旗》上分别致函那些还在党内的签名者，如何资深、张
以森、庄季贞、陆沉、刘毅然、彭桂秋、段浩、朱崇文、刘静贞、吴季严、 王永庆等，要他们表明在意见书上的签名，“是否你们自觉的列名，抑系取
消派的假借名义，应立即作一声明书，并做反取消派的文章？？。
否则，党认为你们已自觉的参加反党的行动，党只有给予最①“意见书’ 是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５日通过，但到翌年３月才公开散发。
后的制裁，以巩固党的铁的纪律”①。结果，他们都不予理睬，遂被开 除出党。
托陈派小组织在党外独立后，在陈独秀领导下，主要从宣传和组织两方 面开展活动。在宣传方面，他们把流散的托派文件，主要是托洛茨基写的文
章，收集翻译出版了两本《中国革命问题》；尹宽起草了“宣传大纲”，写得 很长，油印成一本好多页的小册子，作为托派小组讨论的依据和对外宣传的
材料。他们的主要宣传阵地是陈独秀主编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该刊在
１９３０年３月１日创刊，讨论刊物名称时，郑超麟提议用《无产阶级革命》， 后来决定用《无产者》，是模仿列宁在１９０５年日内瓦主编的地下刊物的
名称。从此，托陈派又被简称为“无产者社”。这就是“无产者社”名称的 来历，并不是有人说的早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选举托陈派中央机构时，就“把
以陈独秀为核心的小组织命名为‘无产者社’”②。
《无产者》先是铅印的，出了两期，因负责印刷的工人王成伟被捕，稿 件没收，第三期起改为油印。陈独秀不仅主编《无产者》，还奋笔撰稿，几
乎每期的重点文章都出自他的手笔。“无产者社”的活动经费，包括刊物铅 印油印的费用，主要靠陈独秀利用他的社会关系筹措的。如他曾派好友李仲
山到西北，向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和西安警备司令马青苑筹款。因为李本 是一个正直的老革命者，陕西潼关人，曾参加辛亥革命，光复陕西。１９２
４年，又参加冯玉祥的首都革命，欢①②《关于陈独秀一生活动的评价》，《中 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５年第５期。
《红旗》第８６期、１０１期，１９３０年３月２２日、４月１６日出 版。
迎孙中山北上，曾为冯部第二军（军长胡景翼）的驻沪代表。 大革命时倾向共产党，与陈独秀关系密切。大革命失败后，关系断绝。
１９２９年４月他营救了被捕的郑超麟，并想通过郑超麟重新与共产党接 近，但此时陈独秀、郑超麟正好转向托派，于是把他也带了过来。李并不知
道托洛茨基主义为何物，只崇拜陈独秀。这次他受陈独秀委托到西北筹款， 搞到了一笔钱，但托派身份暴露后，杨虎城就立即叫他离开了。后来，他脱
离托派，投靠胡宗南，做了西安参议会议长。
在组织方面，他们曾在党内大力发展成员，原以为会一呼百诺，蜂拥而 来，搞垮党的组织，以取而代之，但结果却是美梦一场。因为此时中共中央
采取了果断措施，一面制裁他们，一面在党内层层做工作，召开各种代表会、 座谈会，批判托陈派主张，清除托派的影响。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在析了托
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他说：“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主 要原因，是中国大革命之失败与新的革命浪潮之复兴，存留在党内落后的小
资产阶级‘同路者’形成了反对派发展的基础。”他指出，托派活动的策略 路线是极左与极右的结合，即“口头上‘左’的革命口号而实际上右的革命
形势估计与策略”；他们的作用是“帮助统治阶级反党”，“帮助敌人破坏革 命”；他们的前途是“必然会整个卖给统治阶级”①。周恩来的精辟论述，
及时地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巩固了全党的阵地，顶住了陈独秀和整个托派的 冲击。后来，①《周恩来选集》（上卷）第４４页。
李立三、潘文育等中央宣传部的干部，又在党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陈 独秀攻击党转向农村是背叛工人运动、攻击红军是“土匪”的种种谬论，都
发生了很好的作用。因此，他们的组织在离开党４个月时，就发生了危机。 一些人因生活困难等原因，“气势消沉；心灰意冷”，“把一切事情都推到陈
独秀一个人身上”。骨干蔡振德对托派前途完全失望，干脆脱离组织，到西 安投靠了杨虎城，一度任《西京日报》社长①。
在此情况下，陈独秀并未气馁，他找到了刚刚被党开除的何资深担任“无 产者社”的秘书长，并对组织进行整顿。但此时“无产者社”成员只有一百
一二十人，而且老党员和知识分子居于多数。即使如此，他们还要摆出一副 与共产党抗衡的架势，在上海与党的组织规模一样，设置了沪东、沪西、法
南（法租界和南市）三个区委，在纱厂和码头工人中建立了支部，另外北平 也建立一个支部②。
两个月后，即１９３０年６月，陈独秀在“无产者社”代表会议上作了
《关于中国左派反对派过去及目前工作》的报告，并作出决议。决议宣称： 半年以来，我们“总算草创了一条新的道路，并团结了一些重要部门的干部
分子”。决议在攻击中共重视农村武装斗争是“机会主义”之后，强调他们 托派要进行城市工人运动，领导群众作防御的斗争，整顿内部组织，培养工
人干部，除上海外，在广东、武汉、天津、青岛①②何之瑜：《关于陈独秀 的托派活动》，未刊稿。
蔡振德后来作为杨虎城的代表去新疆同盛世才联络时，被盛杀害。另一 说是，他在１９３３年参加马仲英军事冒险，进入新疆，战死于疆场。
及东三省各个工业中心区域发展工作①。但是后来完全落空，只在１９
３１年春，在香港建立了一个支部。所以，到１９３１年一年前还少了几个。 陈独秀为《无产者》创刊号写的《本报发刊词》中，气势汹汹地宣称：
“本报的责任就在团聚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在国际布尔什维克列宁派
（反对派）领导之下，彻头彻尾地扫除现在国际及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之机 会主义的路线，盲动主义的策略和官僚主义的党制。”同时，他又在创刊号
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的长文，认为国民 党“资产阶级政权”是“走向逐步统一与相当的稳定”，主张无产阶级应极
力要求参加资产阶级的国民会议，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对革命形势的估计
（“革命浪潮在两个浪潮中间”）和策略口号（苏维埃）是“机会主义”、“盲 动主义”，是从“左”的方面“消极抵制”国民会议。４月１３日，他又写
了臭名昭著的《关于所谓“红军”问题》的文章，从所谓的西欧和俄国革命 经验出发，攻击中共领导人“领导农民做游击战争”是“背叛”中国工人运
动，攻击红军的成分“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其前途不 外是（一）统治阶级的内战一时停止，‘红军’便要被击溃，或为所收买；（二）
因自己内哄而溃散；（三）逐步与农村资产阶级（商人与富农）妥协，变成 他们的‘白军’，或为他们的经①《无产者》第２期，１９３０年７月１日 出版。
济手段所压迫而溃散。”①这是托陈派攻击中国共产党坚持农村武装斗
争路线的一篇典型文章。托派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无产阶级政党不能离开城市 工人运动这个中心，而到农村去搞农民运动，尤其不能去搞“军事冒险”。
否则党就会蜕变成为“农民的党”、“小资产阶级的党”。至此，托陈派取消 革命的真面目暴露无遗了。
饱受托派小组织排挤获得托洛茨基赏识在陈独秀、彭述之等人被党开除 的时候，刘仁静也离开了共产党。因为在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５日，刘仁静发
表了一篇题为《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的文章，叙述了他回国后如何促使
“我们的话派”与陈独秀派联合，以建立中国统一的托派组织与共产党对抗 及其暂时受挫的经过。这篇文章被中共中央批评为刘仁静在组织“新的反党
联盟”，“进行第二党组织”。所以，中共中央在１２月２９日公开致函刘仁 静，要刘在三日之内对中央与托派路线作出抉择②。刘未予理睬，随即自动
脱党。当时有不少托派分子，是这样自动脱党的。与此同时，刘仁静又与托 陈派和“我们的话派”决裂。
从１９２９年９月到次年３月，刘仁静写了好几篇文章和给托洛茨基的 信，批评陈独秀写的《论中国革命性质》、１０月１０日给中央的信、《告全
党同志书》及《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中的某些观点：（一） 批评陈“不彻底承认自己①②《红旗》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０、２９日。
《无产者》第２期。 的错误”，说他企图“脱卸过去革命失败应负的责任”，“表面上承认错
误，实际上反执之愈坚”①。因为陈独秀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发表《告 全党同志书》批驳党中央开除他党籍的决议时，一方面宣称他原先反对国共
合作、继之屡次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辩护自己因屈 服于共产国际纪律及国际代表和党中央多数人的压力，才未能坚持自己的主
张，而执行国际路线，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刘仁静和其他托派分子，都认 为陈在大革命中是“自觉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而不是“盲目地执行”。
（二）批评陈提出的“无产阶级贫农专政”口号，是与“无产阶级专政’对 立的，“将成为民主专政者之最后遁窖”②。（三）批评陈独秀不愿解散自己
旧的小组织，等等。鉴于此，刘仁静宣布，陈独秀派是“假藉反对派的招牌”，
“实际是旧货贴了新商标”，变成了“右派反对派”，而不是“左派反对派”。 他甚至宣称：“我们最初对于陈独秀曾不乏幻想”，但“短期合作”后，发现
他“离开革命立场，精神衰败”，“堕落成为一个失意的政客”，“一个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集合于他周围的？？都是些欺诈失意的政客”，“我们应
当丢掉他”③。所以，当他帮助起草的、最后由陈独秀修改定稿的《我们的 政治意见书》发表时，他断然拒绝在上面签字，并声明这个意见书比他原来
起草的稿子“扩大了许多”，“没有一点革命的作用，只是替陈①②③列尔士：
《一篇虚伪的和可怜的文件》。 列尔士：《评陈独秀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