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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就政纲的根本提纲和统一的组织方法。”①从这里可以看到，托洛茨基虽
对四派平等看待，但对“陈独秀派”格外垂青。不仅如此，陈独秀过去因不 被“我们的话派”和“十月社”承认，受尽奚落与侮辱，“妾身未明”；现在
托洛茨基给了如此高的评价，一下子把他提到中国托派领袖地位上来了。后 来，托见到陈写的其他文章，还直接写信给陈，推崇备至，说从这些文章中
看到“尽管中国革命遭到了溃败，而马克思思想却依旧活着，而且在发生作 用”；甚至表示，单单为了能阅读陈的作品，“我就该学习中文”②。
同时，托派“临时国际”书记局（托洛茨基等各国托派首领签名）发表
《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并寄到中国，系 统地重申了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各种问题的立场，催促中国托派小组织早日
统一。③于是，各派被迫派出代表，组成“协议委员会”，进行协①②③《十 月之路》第１期。
托洛茨基１９３１年４月７日致陈独秀的信，《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 同志的信》，第４２页。
《十月之路》第１期，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２６日出版。 商，委托王文元起草中国托派的纲领。但是，由于思想问题没有解决，
协商时各派又各施诡计，发生争吵。“我们的话派”受了批评，傲慢气势有 所收敛，在１１月２４日召开的本派上海积极分子会议上，作出决议，承认
“统一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应即刻免除组织的成见，开诚布公地努力 促成统一，在最短期内，召集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区芳也表示，过去
反对陈独秀派等不良倾向的斗争有错误，“神经过敏”，采用了“对待敌人的 方法”①。但是他们提出了立即无条件统一的主张，即立即“取消备派机关
报，停止各派领导机关的活动，混合各派组织’②。并且为了在统一的领导 机构中控制多数，梁干乔采取了对本派人数报大数的办法，说本派成员有３
００人，等于其他三派人数的总和，其实最后约定下来是１２０人至１４０ 人。“十月社”对陈独秀派还是不买账，王文元为“协委”起草的《中国左
派共产主义反对派政纲草案》，仍然强调“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 的性质”，“要严厉地批评含义模糊的口号——‘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这
些都遭到“无产者社”的反对。
合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反对派）”，发表《接到托洛茨基同志的 信后我们对于统一的提议》，对陈独秀仍以挑衅的口吻说：“我们没有认整个
的‘无产者派’为左派反对派，因为其中有些同志，尤其那起领导作用的陈 独秀同志，在许多①②第三号通告：《协议委员会对于无产者社来信的决
议》，油印小册子。
区芳：《谈谈统一问题》，《我们的话》第１５期。 严重问题上，还没有与左派反对派的意见一致，如１、对于革命性质问
题，据其最后发表的政治主张（《论中国革命性质》一文）以为‘是由彻底 的民主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因之中国的第三次革命，不是二月也不是
十月’。２、政权问题，他坚持‘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３、国民会议问题， 他始终说它是‘一个简单的主观的策略’，不把它当成目前政治的总口号。
４、‘红军’问题，他认为是纯粹‘流寇土匪’，没有一点出路。５、对中东 路问题之错误，即迎合小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所谓‘误国政策’的口号。”
①这样，托洛茨基的信反而把四派的矛盾，主要是陈独秀派与其他三派的矛 盾，弄得更加明确和尖锐了。于是托洛茨基在１９３１年１月８日，又写来
一封长信，力图调解：（一）关于革命性质问题：托洛茨基没有正面表态， 只是引了陈独秀等人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的一段话——其中有一句是
“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之完成，应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然后，托 洛茨基说：“我认为这样说法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绝不能引起误会。”托洛茨
基的这个解答并没有解除双方的分歧，因为双方对于用无产阶级专政完成民 主任务并没有分歧，分歧在于“一开始”要解决什么性质的任务。陈独秀认
为：“中国第三次革命，将开始于民主主义的斗①《十月之路》第１期。
争，而非开始于社会主义的斗争。”①其他托派则坚持：“一开始就是社 会主义的性质”，“民主任务，只有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初期中附带地
完成。”②（二）关于政权问题：托洛茨基说：“‘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口 号，并不与‘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相冲突，而只是补充这个口号，并使这个
口号通俗化。？？这个口号与‘工农民主专政’口号，绝无相同之点。”这 个回答，使中国托派十分意外，因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核心就是所谓“不断革
命论”，为了使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并不断地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上去，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在民主革命时就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以保证无
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
为此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一直猛烈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提出的“工农民 主专政”的口号，攻击这个口号将工农并列，“含糊”不清，“即未曾确定在
专政当中真正的领导地位是工人所有的，还是农民所有的”；还因为“它表 明是‘民主的’而非‘社会主义的’”，因此，根据俄国“二月革命的经验”，
必然导致“资产阶级专政”③。所以中国托派中的反陈派也就抓住陈独秀提 出的“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口号不放，说它与“无产阶级专政”口号“根
本对立”，而与“民主专政”的口号“接近”、“妥协”。经托洛茨基上述“裁 判”后，反陈派就①②③意固：《不断革命ＡＢＣ》第２３、２４页，春燕
出版社１９４７年版。
《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反对派政纲草案》，王文元起草，１９３０年１０ 月。
顽石：《对区白的〈我们之间不同意见〉的批评》，《现阶段的形势与反 对派的任务——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三》（下册），“中国共产觉左派反对派中
央宣传部”出版，１９３４年。
“闭口无言”了。
（三）关于国民会议问题：陈独秀开始所以有那样的观点，是因为托洛 茨基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２日的信中才提出“国民会议”作为“中心政治
口号”的说法。在此前，陈独秀看到的托氏文件，都是把这口号与“八小时 工作制”等其他口号并提的。所以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告全党同志
书》中，陈独秀还认为党批判他把国民会议作为“总的政治口号”是冤枉的。
后来，陈独秀终于接受了这个提法。但是陈独秀与青年托派长期争论的却是 这个口号能否实现。陈独秀认为可以实现，应该为此而奋斗，青年托派则认
为它不过是反革命时期“团聚群众”、对抗资产阶级的一个策略，也与中共 的“苏维埃”口号相对立。其实，托洛茨基从未把这个问题说死，他说这是
个“猜谜式的问题”，“只能做种种假定”。
所以他说过“立宪会议不一定能召集成功”的话，也说过“这绝不是说： 资产阶级民主政制在两个革命的过渡期，是没有可能的”①。
在１月８日这封信中，托洛茨基重复了上述观点，仍然强调“没有任何 可能，来预先猜测事变在实际上究竟怎样进行。所以，不管托洛茨基在这个
问题上写了多少文字进行解释或批评，始终未解决中国托派内部的这个争 论。
（四）关于红军问题：陈独秀的观点，出自前注《关于所谓“红军”问 题》的文章。据郑超麟说，当时“无产者社”是“全体同意的”。该文基本
观点也是来自托洛茨基。托洛茨基①托洛茨基：《论国民会议口号——致中 国反对派》，《中国革命问题》，第说过：“贺龙叶挺的起事，即令他们放弃了
机会主义政策，也不能不是一次孤立的冒险及假共产主义的、马黑诺①式的 行动；除了因孤立而被打散以外，别的没有其他道路。”他甚至攻击中共在
大革命失败后发动的农民起义是一种“罪恶”，“缺乏集中指导的农民，这里 一堆那里一堆的骚动起来，但没有胜利的真实机运”②。直到１９３０年９
月，托洛茨基起草、托派临时国际通过的纲领性文件——《国际共产主义左 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及其任务》中
还宣称：“必须等到无产阶级统治了国内诸重要的工业和政治中心，然后才 有必要的前提以组织红军以及建立苏维埃制度于乡村里面。谁不明白这点，
谁就是不懂得革命。”
但是，由于陈的这篇文章太露骨，中共中央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再加上 红军运动的胜利发展，尤其是蒋介石对苏区进行反革命围剿时，还将陈独秀
的这篇文章“大量印出来，在江西散发”③。于是，青年托派就抓住这一点， 打击陈独秀。托洛茨基在１月８日回信中，不得不表示：“？？将‘红军’
同土匪混为一谈。如果真有这件事，那是应该纠正的。”接着，①②③王学 文：《三十年代上海文化战线的一些斗争情况》，《党史资料》（丛刊），１９
８０年第３辑。 参见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
中国问题》。 马黑诺是１９１８年乌克兰游击队领袖，反对乌克兰反动派和德国占领
军受无政府派、富农及反动分子影响，拒绝参加集中化的红军，妨碍了对反 革命的斗争，且成为乡村反动分子集团的中心，最后为苏维埃军队所消灭。
他修正了自己完全排斥“红军”的观点，说：“革命的农民武装，自然 有游民无产阶级分子和职业的土匪加入，但整个运动则有深厚的根基在中国
农村条件里头，将来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应当依靠在这个根基上面的。”实际 上，托洛茨基和陈独秀一直没有改变对红军的教条式的攻击，陈独秀在１９
３２年被捕后的审讯中，还宣称共产党在掌握政权之前不应组织红军。
（五）关于中东路事件：陈独秀的立场无疑是正确的，他的民族感情更 应得到尊重。作为苏联人托洛茨基，即使不同意陈的观点，也不好意思让陈
放弃原来的立场，来保卫他的祖国——苏联。所以，托洛茨基对这个问题明
智地未置一词。 托洛茨基的“一·八”来信，再次断定：“现在进行统一的诸派别间果
然是完全没有原则分歧的。”最后，他恳切地呼吁：“亲爱的朋友，你们的组 织和报纸，今天就确定地合并起来吧！”托洛茨基的态度，依然是支持同情
陈独秀派，而批评其他三派，于是，各派代表又重新坐到谈判桌上来，协商 统一。
然而，这样一来，“无产者社”却翘尾巴了。主要是彭述之，因有感于 那些青年托派对他没有好感，怕在未来统一的组织中不会奉他为领袖。他是
矮个子，操一口很重的湖南口音，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道貌岸然。青年托 派称他为“孔夫子”，认为他低能，又高傲自大。在莫斯科留学时，看了一
本布哈林的《共产主义ＡＢＣ》，就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唠叨个没完， 摆老资格，拿臭架子，认为“搞革命还得靠我们这些老干部，这些小孩子只
有让他们自生自灭”①。这种观点，与陈独秀完全相反。大革命时期，他是 陈独秀指挥下的第一把小提琴，忠实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处处挟陈独 秀自重。
“老先生的意见同我一般”，是他的口头禅。而且，在中央常委会议上， 几乎每次陈独秀发表意见后，他都要替陈独秀做注解，长篇大论地为陈的意
见找根据，话说得既长，又空洞，使与会者十分不耐烦，而他却还洋洋自得， 很不自觉。一度，他还狂妄地认为，中国共产党领袖除了陈独秀以外就是他，
宣称中央常委会４人（本是５人，蔡和森在１９２５年１０月去莫斯科当中 共驻国际代表）中，“瞿秋白是高等技术人才，张国焘是高等事务人才”。言
下之意，唯有他彭述之是“高等政治人才”。大革命失败后，他也下了台， 随即参加所谓“陈独秀派”的宗派活动，为恢复陈独秀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以
恢复自己昔日的地位而奋斗，结果失败。与陈独秀一起转向托派并另立组织 以后，又重燃他的领袖欲之火。他一面愈加抓紧陈独秀，利用当时地下工作
纪律，借口保护陈独秀（当时国民党政府悬赏万金缉拿共党首领陈独秀）， 控制陈独秀的行踪和住址（与共产党决裂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