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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在适当地点召集全体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领导全国范围的反日反国 民党的斗争”①。不仅如此，陈独秀在这个“决议案”中，还提出了一条实
际上偏离托派传统观念——不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作任何联合
——的策略：“如果小资产阶级的党派，甚至向左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党派 还未放弃对日战争的旗帜而企图推翻国民党政权，我们和他们可以在共同行
动上，首先推翻革命的民众之最凶恶的敌人——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 府。”陈独秀在后来解释为什么有这个策略转变时，强调正是由于“九一八”
后的形势，所以１９３１年５月托派统一大会上通过的政纲“已经不适用至 少是不够了，当然只有重新决定目前的任务”②。
这期间，陈独秀还主动缓和与党的对立情绪，呼吁与党合作领导运动。 他在“决议案”中说，“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虽然做过不少的错误，
毕竟还是在群众中有权威的党。
它不但是无产阶级的党，并且应该站在民族领袖地位；它此时即应号召 民众自动的建立全权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来代①②“常委”为公布《法南
旧区委同志答复常委的信》加的按语，《校内生活》第４期，１９３２年１
０月１日出版。
《校内生活》第３期，１９３２年５月２０日出版。 替国民党政府领导全国的反日斗争。？？红军一与某一工业政治中心城
市（如武汉）民众运动汇合起来，即应在那里召集国民会议，做反日反国民 党斗争之总机关。”在“我们的任务”中，还说：“在已有农民苏维埃的省份，
城市苏维埃或义勇军一经成立，应即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城市”。“为 执行以上的任务，我们？？积极要求我党的领导机关改变策略，召集紧急会
议，以谋整个党策略上组织上的统一，在未统一前，力求在一切行动上的合 作。”
在１９３２年１月１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①中，他更明确地表示： 在所有工会运动中，罢工斗争中，学生运动中，反日运动中，国民会议斗争
中，反国民党斗争中，以至苏维埃运动中，一切共产主义者联合行动，“我 们左派反对派在一切行动中都准备和全党同志携手前进！”不仅如此，他还
与彭述之、罗汉三人署名，直接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合作抗日”的建议。
②这种立场和态度，与他当年开始转向托派，与党决裂，直到“九一八”前 的情景，形成显明的对比。但是，这种变化仅仅是在抗日问题上，他反对党
的基本纲领的立场，一点也没有改变。就在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６日，他在 上述发表《告全党同志书》的同一期《火花》上，为托洛茨基的文章写了按
语，在按语中竟还在批判党在苏区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批判张闻
天做的《庆祝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①②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 口《正报》，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４、２５日。
《火花》第７期。 会》报告①和《中国共产党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劳
苦民众书》②，批评党始终不肯抛弃“工农民主专政”口号，“是为‘反地 主’的资产阶级在将来的新政权中留一席地”。对红军的态度也如此。他需
要的红军，是当“配角”的红军，配合他的“国民会议”。甚至在他起草这 个２月及其前途》一文，又老调重弹，胡说“红军”是土匪“为生活而奋斗
的方式”；“现在的‘红军’运动，不但还没有城市工人革命运动的领导，即 党（国际与中国党）的领导亦不充分，领导的政策更不正确。？？而且党有
农民意识化的危险。”③由于陈独秀对党的基本纲领的态度未变，又由于这 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开始统治全党，１９３２年１月９日作出的《争
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把托陈派说成与国民党改组派、江 苏耆老和第三党一样，“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
协的反革命派”。所以，陈独秀、彭述之、罗汉三人签名要求与党“合作抗 日”的呼吁信，非但没有得到响应，还受到斥责。中共中央在向共产国际报
告这件事时说：“取消派为要维持其在工人中的欺骗，在‘一二八’后向党 提出来要求联合，共同的开联席会议。党向被取消派欺骗的少数工厂中的群
众的回答是：号召他们了①②③《火花》第９期，１９３２年４月１６日出 版。
《红旗》周报第２３期。
《红旗》周报第２２期。 解取消派破坏反帝运动的罪恶（破坏沪西大罢工），党愿意与他们在全
上海工人阶级一致的联合战线上共同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但是党不能与陈 独秀派开联席会议，革命的共产党与反革命的陈独秀是不能联合在一起的。”
①“我自将心向明月，那知明月照沟渠”。陈独秀等人对此颇为遗憾。不过， 陈独秀等提出与党合作抗日的思想，没有维持多久，随着上海“一二八”抗
战被蒋介石反动集团所破坏，形势急转直下；他因进行反蒋抗日活动，不久 被逮捕入狱，他的思想也就随着消沉下去。
高擎爱国大旗制裁极“左”派中国托派本来就是理论上极“左”、行动 上极右，战略上极“左”、策略上极右的怪胎组织；可是在其内部还有更加
荒唐的极“左”派。他们激烈反对陈独秀反日反蒋的立场和他对形势的估计、 对任务和策略的决定。
一些人以“工人无祖国”等漂亮的词藻，反对提“对日宣战”的口号， 为侵略者效劳。
为此，陈独秀撰文予以严厉的谴责，揭露他们拿什么“大同主义”、“打 破国界”、“不要祖国”、“不爱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国家”、“反对狭义的爱国
和虚伪的民族主义”等等“高尚的理想”，来根本反对对日宣战，“则只表示 他们的高尚理想，高尚到和从耶稣、托尔斯泰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
政治报告选辑》（１９２７－１９３３）第２０８—２０９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到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一样，？？实际是反动的。”①在托派内部刊物
上，陈独秀还详细分析严厉批判了这种反动的极“左”思潮，指出这种人在 宣传鼓动中反对使用“救国”、“爱国”这类名词，发出鄙弃“民族主义”、“爱
国运动”和“抗日救国”、“对日宣战”等口号的论调，主张什么“工人无祖 国”，“笼统的反日和对日宣战、救国、爱国，都是救资产阶级的国”，“不是
我们的阶级立场”等等，在我们被压迫国的无产阶级看来，都是绝顶荒谬的
“理论”，所以他认为：“我们应该积极的领导中国的爱国运动，应该用我们 的纲领领导爱国运动而充实其内容，一直到夺取政权。”②反对陈独秀主张
最厉害的是陈岱青（书记）、陈其昌、赵济、王平一、李特五人组成的上海 最有影响的托派区委——法南区委以及以托派理论权威自居的刘仁静。他们
认为陈独秀对形势“陷入了幼稚的过分的估计”，“不能说已经走上群众运动 直接上升、开始革命高潮的时期”③；还说：”十九路军的抵抗是统治阶级
内部矛盾的表现，它对工人阶级影响只是一种欺骗的作用”，“没有丝毫抵抗 主义或半抵抗主义的气息”。批评陈独秀对十九路军的“歌颂”和“原谅”，
“必然增加工人阶级对十九路军乃至其他左派资产阶级的幻想，充分①②③
《法区扩大会议的意见》，《校内生活》第３期。 独秀：《被压迫国的无产阶级应不应该领导爱国运动》（１９３１年１１
月２８日），《校内生活》第１期，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出版。 顽石：《论对日宣战与排货》，《热潮》第１期。
表现尾巴主义的精神，必须严厉加以纠正”①。他们特别猛烈地抨击所
谓“共同行动”的策略和对苏维埃红军态度的转变，说与小资产阶级及向左 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在反蒋斗争中“共同行动”的策略，“彻头彻尾是机会
主义”，是“引导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服从自由资产阶级当苦力”的“尾巴 主义机会主义的道路”；“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城市”是“投降了史大
林派的主张”②。刘仁静还认为中国现在还没有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必须 经过经济复兴才能谈得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等，所以他批判陈独秀提出“组
织苏维埃”是“空谈”。刘认为国民会议与苏维埃政权是一回事，批评陈独 秀的“先国民会议后苏维埃政权”的观点是违背“不断革命论”的机会主义，
“我们应当与这些意见坚决无情的斗争”③。 对于这些批判，陈独秀都立即一一给以回击。他以“常委”的名义，“警
告法区扩大会议及一切同志：我们万分不应该因反对史大林派全然不顾客观 环境的盲动主义，遂走到客观主义取消主义之另一极端；我们万分不应该因
为反对史大林派依靠农民来代替无产阶级执行革命任务的错误，遂走到对农
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估量过轻之另一极端”④。他解释说：所谓“‘共同行动’， 是指特定事件之一时的协作，而不是长①②③④《常委对法区扩大会意见书
的批评》，《校内生活》，第３期。
列尔士《中国的前途》、《对于政治决议的意见》，均载《校内生活》第
３期。
《法区扩大会议的意见》。
《法南区委陈岱青等人致常委的信》（１９３２年３月１４日），《校内 生活》第期的政治联盟；所共同行动者，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其次才
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派，而不是整个资产阶级”。他认为马克思、列宁、托洛 茨基主张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是反对与资产阶级政党“混合”，“并不反
对两党利害一时一致时，有一时的联合”；“我们是否做资产阶级的苦力，要 看我们是否有独立的组织和政策，不在于拒绝任何共同行动”①。最后，他
一针见血地指出，陈岱青、刘仁静等人曲解和反对常委决议案，反对“共同 行动”的策略，是为了“辩护他们认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是我们主要敌
人这一错误的观察”②，而反对与苏维埃红军“汇合”，则是“走到等待主 义的道路”。陈独秀的结论是，他们“在理论上是根本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机
会主义；在现时局势的估量上，是彻头彻尾的取消主义”③。可见，双方都 拿着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攻击对方的“机会主义”。
应该说，陈独秀是读了一些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对列宁主义的策略思 想有所领会，但这些话对极左的托派分子讲，犹如对牛弹琴。
法南区委不仅一般地反对陈独秀托派常委的意见和政策，还拒绝散发常 委的宣传文件，如《为日军占领淞沪告全国民众书》等。所以，在他们坚持
自己的立场观点，屡次不接受常委的“警告”的情况下，陈独秀最后不得不 采取组织①②③《常委对仁静同志论“中国前途”的批评》，《校内生活》， 第３期。
同②。
《常委批评列尔士同志对于政治决议案的意见》，《校内生活》，第３期。 手段，先是撤销陈岱青区委书记的职务，后又解散了法南区委①。
在上述事件发生的同时，北方最大的托派组织“北方区委”，也因不同
意陈独秀“常委”的意见和政策，而分裂成两派——以汪泽楷为首的“旧临 委”和以任曙为首的“临时工作委员会”。陈独秀“常委”曾三次作出决议，
批评前者右的“取消主义等待主义的路线”，批评后者“极左”及分裂组织 的错误，要二者在纠正错误的基础上立即合并统一，但遭到双方抵制。为此，
陈独秀以“常委”名义派刘伯庄为特派员到北京，取消“北方区委”，成立
“北方特委”；还是受到抵制，又两度改组“北方特委”；最后提出，对于常 委的决议“必须绝对执行，谁在组织上行动上不服从该决定，常委就认为谁
是不想留在反对派组织之内，有意破坏反对派的组织，必须予以最后制裁？？ 谁不愿意参加新特委，必须书面声明理由，以凭常委审查处置，否则即以违
反纪律论”②，甚至说：“谁表示不干，就让谁滚出去。”③陈独秀所以如此
“十二道金牌”迅速坚决地处理这个纠纷，压平不同意见，是因为他估计北 方的政治形势“在最近将来很有剧变之可能，就是日人很有攫取热河，甚至
进攻平津之可能”。他要求北方组织迅速①②③《常委给北方特委的信》（１
９３２年７月２５日），《校内生活》，第４期。
《常委对于北方问题的第三次决议》（１９３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