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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传为佳话。２５日，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军政部会客室传询陈独 秀，以“半谈话、半审问”的方式进行。陈表示他与赣鄂等省暴动行动，“毫
无关系”；对抗日问题，“仍须联俄方为有利”②。传询毕，军政部的“许多 青年军人纷纷持笔墨和数寸长的小纸条”，四面围着陈独秀，向他“索书纪
念”③。陈欣然挥毫，草成数书：一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二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三曰：“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幸而墨尽，才得解围”④。陈独秀借此抒发了自己的胸怀，表现了威武不 能屈的气质，在他的传奇生涯中，又增添了新的一页，在社会各界人士中，
获得了广泛同情和尊敬。
何应钦传询陈独秀之后，即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托词①②③④《陈独秀 军部挥毫》，载《晶报》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９日。包惠僧说：“三军可夺帅？？”
是写给何应钦的。
《陈独秀王灵均信》（１９３３年１月７日），转引自汪原放《亚东六十 年》未刊稿。
《申报》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７日。
《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２日）。
“陈等虽属危害民国罪犯，但以其非现役军人，且犯案地点，又核与民 国紧急治罪法第七条前段规定不合”，遂令王振南军法司司长备文将陈等转
送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判。①称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组织以危害民国为 目的之团体或集会，均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合依《刑
诉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一项提起公诉”。
陈独秀交法院审理消息传出后，蔡元培、胡适等都纷纷向他推荐辩护律 师。他的“五四”以前的挚友章士钊还自告奋勇义务任他的律师。他接受了
章士钊，别的都谢绝了。②章士钊是陈独秀早年的诤友。１９０３年《苏报》 案后，两人曾创办《国民日日报》，以代《苏报》；１９１４年，陈独秀又在
日本佐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那时，两人朝夕相处，志同道合，宣传革 新思想。后来，陈独秀在《存殁六首绝句》中，曾以“章子当年有令名”的
诗句赞扬章士钊。但是，后来章士钊当了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 长后，两人就分道扬镳了。１９２６年北京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
案，章士钊充当了段执政镇压学生运动的帮凶，对此，陈独秀十分气愤，于 是便给章士钊写了一封快信，说是我们从小一道革命，你现在怎么这样的糊
涂，“我和你绝交”③。从此，两人一直处在敌对地位。
但是他们俩对早年的友谊还是难以忘怀的。①②③汪原放：《回忆亚东 图书馆》第１０２页。
段锡朋致胡适的信（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３０日），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 院。
《申报》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７日。 所以这次陈独秀被捕，二人都不计前嫌，章主动出来为陈辩护，陈则表
示接受。后来，陈独秀在狱中生活三年，得到章多方面的照顾，二人又重建 友谊。这次他以全国著名大律师的身份毛遂自荐做陈独秀的辩护律师，来到
南京时写了一首诗，仍对陈独秀的为人表示无限的钦佩。诗曰：王气只今收
六代，世家无碍贯三孙。 廿载浪迹伤重到，此辈青流那足论？独有故人陈仲子，聊将糟李款牢门。
１９３４年初冬，章士钊又应陈独秀狱中消愁之求，给陈写了一张屏条， 诗中表达的情感更加深沉，全诗如下：夜郎流客意何如？犹记枫林入梦初。
夙鄙诸生争蜀、洛，那禁文网落潘、吴。
议从刻木威奚在？煎到同根泣亦徒。 留取心魂依苦县，眼中台鹿会相呼。 三十年前楚两生，君时扪虱我谈兵。 伯先京口长轰洒，子谷香山苦嗜饧。
昌寿里过梅福里，力山声杂博泉声。 红蕖聚散原如此，野马风尚目尽迎。
（佛罗伊德画一囚室，其人目送窗尚间，日光一线，生平梦想事件均浮 动于中）独秀兄近自江宁函索拙书，因便为长句写寄。世乱日亟，衣冠涂炭，
如独秀幽居著书，似犹得所。
奉怀君子，不尽于言。士钊甲戌初冬①法庭斗争惊四座不服判决再抗辩
１９３３年４月１５、１６、１７日，国民党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三次审讯 陈独秀等人的案件。
检察官起诉书以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执行常务委员首 席，是一党之主脑”为由，说“其个人行动及发表之反动文件应负责任？？
即以中共反对派名义刊行之反动传单、宣言书及其指挥之行动，亦应由其完 全负责”。然后列举了托派中央１９３２年２月１０日的《政治决议案》、《为
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告民众书》、《为日本占领淞沪告全国民众》等文件， 及以陈独秀个人名义发表的《中国将往何处去？》、《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
庄大道》等文章，揭发陈独秀“一面藉口外交，竭力宣传共产主义，一面则 对于国民党政府冷讥热讽，肆意攻击，综其要旨？？推翻国民政府，由无产
阶级专政”等等，指控陈独秀、彭述之等“组织以危害民国为目的之团体或 集会，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触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②。
章士钊出庭辩护，说陈独秀主张以“法定之选民投票”取得政权，“何 得为罪？”“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政府）或人①②《陈案书状汇录》，亚
东图书馆１９３３年版。以下所引陈案文件，除另注出处外，皆载此书。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７２页。 物既截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遂断为危及国家，于
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章还说陈独秀鼓吹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但 不冲突，“而且是一个好朋友”，指出陈曾与国民党“合作”，担任过国民党
的职务（广东国民政府教育厅长）；在《汪陈宣言》中苦口劝阻“主张打倒 国民党的人”；最后与中共分裂组织托派以反共等等，为陈独秀曲为巧辩，
甚至认为“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
章士钊把陈独秀描绘成国民党的功臣、三民主义的信徒、鼓吹议会政治 的政客和反共的急先锋，真可谓为陈辩护绞尽脑汁，煞费苦心。殊不知，从
陈独秀和托派的观点来衡量，所有这些，都是陈独秀历史上的耻辱，不是光 荣；是败绩，不是功绩。而且，他们一贯自认，托派“反共”与国民党反共
有本质的区别；他们“反共”是为了“拯救共产党免于堕落”。
其实，托派“反共”，在客观效果上，正是章士钊辩护词中所描写的， 托派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同盟军。
陈独秀在章士钊辩护后，不仅不思反省，反而拍案而起，立即发表声明：
“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 据。”当然，陈独秀的这种表现，也是可以理解的。
陈独秀本人的文件就是《陈独秀自撰辩诉状》。对于应付这次审讯，陈 独秀作了认真的准备，早在２月２０日就撰写好了《辩诉状》。这是一篇既
辩护自己又攻击敌人的杰出的文件；自辩则义正辞严，攻敌则尖锐有力。他 在《辩诉状》中宣称：“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落后的中国，外困于国际资
本帝国主义，内困于军阀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决非懦弱 的、妥协的上层剥削阶级全躯保妻子之徒，能实行以血购自由的大业？？惟
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与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 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之宰制，对内扫荡军
阀官僚之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 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陈独秀说，这就是他“五四”以后“组织中
国共产党之原因”。他光明磊落地申明：“共产党之终极目的，自然是实现无 剥削、无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在这里，他仍以
共产党自居，并宣称为实现这一终极目的，“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是：“反 抗帝国主义以完成中国独立”，“反抗军阀官僚以实现国家统一”，“改善工农
生活”，“实现彻底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
并表示他过去、现在及将来“所思所行，亦此物此志”；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一息尚存，挺身奋斗。
接着，陈独秀从法理和历史事实上，阐述了何为“国”，何为“民国”； 又雄辩地论证了何为“危害民国”，何为“叛国”。他认为国家是“土地、人
民、主权之总和”；卖国于外敌，毁坏民权之内政，才是“叛国”、“危害民 国”的实质。
“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之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 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孙中山等
“曾推倒满清，推倒北洋政府，如谓推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末孙中 山“岂非已叛国两次”！
然后，他矛头一转，猛烈抨击国民党“对日本侵占国土，始终节节退让， 抵抗徒托空言，且制止人民抵抗，？？向帝国主义屈服，宁至全国沦亡，？？
而予则主张由人民自己扩大其组织与武装，对帝国主义进行民族解放战争， 以解决东北问题，以完成国家独立，试问谁为‘叛国’？”“国民党政府，
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理民权，以特别法（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出 版法等）代替刑法，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
由权利，？？试问谁为‘危害民国’？”陈独秀慷慨激昂，义正辞严，把自 己变成了原告，把法庭当作战场，一下子使国民党对他的审判变成了他对国
民党政府的揭发和控诉，证明犯有“危害民国”和“叛国”罪的不是他陈独 秀，而正是国民党政府自己。
最后，陈独秀大声宣布：“今者国民党政府因予始终尽粹革命之故，而 加以逮捕，并令其检察官向法院控予以‘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予不
但绝对不能承认，而且政府之所控者，恰恰与予所思所行相反”；“若于强权 之外，复假所谓法律以入人罪，诬予以‘叛国’及‘危害民国’，则予一分
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他要求法院“即应毫不犹疑的宣告予之无罪， 并判令政府赔偿予在拘押期间之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损失”。
从中世纪宗教法庭上的伽利略，到１９３３年９月德国纳粹法庭上的季 米特洛夫，人类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进步和革命的人士在反动派的法庭上，变
被告为原告，审判反动当局的佳话。陈独秀这次法庭斗争，正好发生在季米 特洛夫莱比锡受审事件的同一年的前５个月，同样脍炙人口，轰动社会。他
以不久前抒发过的“三军不可夺志”的气魄，傲然挺立在国民党的法庭上。
虽然经过“托陈取消派”的侵蚀，仍以其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和泼辣酣畅的 激扬文字，再现了“五四”时期的勇敢精神。他高举民主自由独立解放的大
旗，痛斥国民党政府卖国腐败和专制独裁，在法庭内外产生很大影响。法庭 三次公开审讯时，旁听席之拥挤，一次甚于一次。２０日那一天，有远自镇
江、无锡、上海等地专程来南京的，“惟庭地不敷容纳，后至者多抱向隅”。
“有立于坐次两旁者，有立于记者席之后者，亦有立于室外者”，总计有二 百多人。①陈独秀在法庭上“态度安闲，顾盼自若，有时且隽语哄堂”②。
这次法庭斗争的唯一不足是蒙上了一层托派的阴影，本来其影响是完全 可以与莱比锡审判相比拟的。在回答法官提问时，陈独秀明确表示：对于红
军，“照现在状况尚用不着红军。共党理论，先有农工为基础，待有政权， 才需要有军队”；与共产党关系，因“意见不同”，而被开除；“与皖湘闽赣
等省共党不能合，是因政策不同”③。这样，他虽然多次在法庭上拒绝发表 象过去起草托派文件和文章时那样的诬蔑攻击中共和红军的言论，但是却表
明了他取消中国工农红军，反对中国革命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 道路的立场，并且在他和托派屡遭国民党法西斯摧残的现实面前，仍沉溺于
所谓“国民会议”的迷梦中。这使他大声宣布的他要“鞠躬尽瘁”“挺身奋 斗”的共产党“终极目的”成为一个南辕北辙①②③《陈独秀开审记》，《国
闻周报》第１０卷第１７期，１９３３年５月１日。
《陈独秀案公开审判》，载《申报》１９３３年４月１５日。
《陈彭案辩论总结》，载《申报》１９３３年４月２２日。 的笑柄。同时，也为章士钊辩护、社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