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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案公开审判》，载《申报》１９３３年４月１５日。
《陈彭案辩论总结》，载《申报》１９３３年４月２２日。 的笑柄。同时，也为章士钊辩护、社会名流营救①和法庭审判时进行反
共宣传、诬蔑攻击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提供了炮弹。 这样，当时就出现了极其微妙复杂的情形：陈独秀转向托派的本意，自
认为是为了“挽救”共产党，“复兴”中国革命，但却被社会各界各政党派 别完全“误解”。中共早已批判他成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反对共产党、破坏革
命的工具，国民党反动政府今天明白表示要利用这个工具；那些老朋友，也 因其反共而为他辩护、奔走营救？？。他觉得即使混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他
要扭转这种舆论，使社会理解他，然而谈何容易。一次，他特别致函汪原放， 要他与章士钊商量，把章的《辩护词》中以下一段文字删去②：“清共而后，
独秀虽无自更与国民党提携奋斗，而以己为干部派摈除之故，地位适与国民 党最前线之敌人为敌，不期而化为缓冲之一团。即以共产党论，托洛斯基派
多一人，即史丹林派少一人，史丹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 转相辅为用，谓托洛斯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便无不可。即以
此论功罪，其谓托洛斯基派有功于国民党也且不暇给，罪胡为乎来哉？”其 实，文字可以删去，又何以抹去已经造成的社会影响①②汪原放：《回忆亚
东图书馆》第１５９页。
当时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八人署名快邮代电国民党中央 党部国民政府，营救陈独秀，也说：“念其反对暴动政策，斥红军为土匪，
遂遭共党除名”云云。
—— 在人们心中陈独秀反共的形象。他要别人改辩护词，别人则要他改 供词。他的老朋友、国民党元老柏烈武事后对他的儿子陈松年说：“你父亲
老了还是那个脾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他的忙也帮不上， 给他改供词，他还要改正过来。”①就这样，陈独秀努力表现出刚直不阿，
维护自己独立的政治立场，但别人都不理解他，这使他感到迷惑和痛苦。而
且，他非但不能改变老朋友的看法，更不能改变国民党要利用他的企图。 秀反共上大肆渲染，大做文章，引用陈独秀在法庭上的声明和《关于所
谓“红军”问题》一文中的文字，宣称：鉴于陈独秀“研究社会主义误入歧 途？？反对史丹林派（即中国共产党——引者）利用土匪溃兵领导乡村农民
为武装暴动，时时加以抨击，？？审按情节，尚可矜原，自应量予减科”； 一面又诬蔑他“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乘
日本之侵略，妄诋政府不抵抗，借反日救国名义，欲将建设中华民国之国民 党国民政府推翻”，将陈独秀、彭述之各处有期徒刑１３年，褫夺公权１５
年。其他被捕者各判５年、２年半不等。
陈独秀自然不服判决。他当场起立大声抗议：“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 国。”然后，他提出上诉，并且接受教训，不再委托律师，自己在６月１５
日写了《上诉状》，驳斥所谓“政①陈松年：《回忆父亲陈独秀》。
府即国家”之谬说，揭露国民党政府卖国独裁种种罪行，阐明工农苏维 埃政制乃“民主制之最后最高阶段”，“对待剥削阶级少数人以专政，以实现
被剥削者大多数人民行使统治权之真正民主国家”；批驳法院的判罪是“莫 须有”；“侵害思想言论自由，阻抑民主政治实现”，“于理于法两具无当”①。
诉是“牵引他国之政制，图卸罪责，其理由自不成立”②。 陈独秀与彭述之接读检察官的《上诉答辩书》后，立即提出《再抗辩书》，
表示两点意见：（一）以辛亥革命推翻数千年之君主专制，改建民主共和， 其为效法欧美政制，和袁世凯以“中国特别国情”而复辟，毁坏民主共和之
正反两例，阐明近世各国政制皆“择善而从”，驳斥所谓“一国有一国之政 制，未可强为比拟”之谬说。（二）再次以政党、国家、政府“三者界义各
别”为理，驳斥所谓“危害民国与叛国”罪。③。
６月３０日，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终审判决陈独秀、彭述之以文字为叛 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８年。
陈独秀被判刑后，就被押解到南京第一模范监狱（又称“老虎桥模范监 狱”）执行。他一个人住一间牢房，其他人住普通牢房。为了收监陈独秀这
个大人物，监狱申请了很大一笔款，特意把他住的牢房翻修一新。开始管制 较严，不准亲友探监，不准通信，不准读书看报。①②③《火花》第２卷第
１号。
《火花》，第２卷第１期，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５日出版。
《法治周报》，第１卷第３３期。 陈独秀被捕候审期间，曾胃病复发，一度不能进食；判刑入狱后，又完
全失去自由，因此曾表示不堪牢狱生活，不如立处死刑。当时，他写给胡适 的信中说：“以弟老病之躯，即久徒亦等于大辟，因正式监狱乃终日禁闭斗
室中，不像此时在看守所中尚有随时在室外散步及与看守者谈话之自由，狱 中购买药品和食物当然更不方便，所以我以为也许还是大辟爽快一点。”①
所以判刑后，陈独秀无所畏惧，视死如归，与监狱当局的“恶法”进行坚决 斗争，甚至绝食。他对典狱长说：“你们执行恶法，我拚老命也要抗议。”典
狱长说：“恶法胜于无法。”他说：“恶法就要打倒！”最后，斗争胜利了，“三 不准”成了“三允许”，甚至“每日接见亲友，从不间断”②。为了满足他
读书的要求，房里放了两个大书架。陈就通过亲朋，搞来大量书报，把两个 书架塞得满满的。他身体有病，允许著名中医黄钟先生从上海到狱中来给他
治病，又安排同狱的濮德志、罗世藩轮流看护他。后来还允许他的第三个妻
子潘兰珍每天到狱中照料他。从此，陈独秀在狱中过着“特殊的优待”生活。 潜心著述文字学遗作流传台湾岛五四时期，陈独秀及不少爱国学生被捕
入狱。陈独秀曾①②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训令，训字第２７５０号，藏中国
第二历史档案馆。 陈独秀致胡适的信（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１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
第１４３页。 发表过一篇题为《研究室与监狱》的短文：“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
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总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 狱就入研究室，这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
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①陈独秀这次入狱，把研究室和监狱合 而为一，利用国民党提供的优待条件，把监狱当研究室，潜心读书研究，著
书立说，以另一种方式，争取“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为人类创造“有 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入狱之初，他对被捕、审讯、判决不服，进行抗争，心烦意乱，只读点 书，无心写作。
大约经过一年多的思索和准备，他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和朋友的建议， 拟订了一个庞大的著述计划，扬言“拟谋中国学术长足之进展”，自诩欲“制
造中国五十年新政治学术之结晶，以谢国人”②。为此，他准备在二、三年 内，除了文字学著作外，着手写下列各书：《古代的中国》《现代中国》《道
家概论》《孔子与儒家》《耶稣与基督教》《我的回忆录》陈独秀博学多艺， 对历史、哲学、文学、文字音韵学等①②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第２
２３页，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每周评论》第２５号。 都有精深造诣、独到见解，还通晓日语、英语、法语，懂得德语、拉丁
语等多种外国语。但他从不傲才持物，固步自封；他深深懂得天才在于勤奋、 学无止境的道理。他紧紧围绕着自己所研究的课题，有目的、有计划地博览
群书。根据当时他给胡适、汪原放的信，他在狱中所读的书，有以下几类： 政治理论：《列宁的组织论》、《伦理与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以
上三书皆日文版）；英文亚当斯密的《原富》、英文李嘉图的《经济与赋税之 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如《反杜林论》、《经济学批判》、《价值、
价格及利润》。还有《卢森堡致考茨基书信》、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问题》 及何礼著的几本主张共和政治的小册子。
历史：《古代社会》（摩根著）、《殷虚书契》（罗振玉著）、《中亚细亚游 记》、《廿四史》、《廿五史》及日本出版的《史学杂志》、《满洲历史、地理》、
《史林》、《第一国际史》及《中国革命史》等。 传记：《马克斯传》、《达尔文传》、《我的生平》（托洛茨基）等。
文字学：《殷虚书契》、《汉晋木简汇编》、许慎《说文》等中国历代重要
的文字音韵学著作、《英德字典》、《德语文法教程》、日本出版的蒙古语、西 藏语、缅甸语、暹罗语、朝鲜语、安南语、马来语、土耳其语小丛书以及几
本甲骨文研究的著作等。
其他：《不如归》（日本近代文学名著）、《玉函山房辑佚书》、《世界地理 新字典》、马可波罗的《东方游记》等。
陈独秀勤奋读书，潜心著述，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由于１９３７年提前 出狱，他的写作计划没有全部完成，而就其已完成或进行的项目来看，仍十
分可观：《孔子与儒学》，后来发表了《孔子与中国》一文，内容与五四时期 绝对否定“孔家店”相比有所进步，对孔子采取了分析的态度，批评人们“绝
对的或相当的崇拜孔子”，主张对孔子重新评价，指出：“在现代知识的评定 之下，孔子有没有价值，我敢肯定的说有”。他认为：“孔子的第一价值是非
宗教迷信的态度”；“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对于“第 二价值”，他认为“在二千年后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并且在历史上造过
无穷的罪恶，然而在孔子立教的当时，也有它相当的价值”，在维护封建社 会的统一上，起过进步的作用。他尖锐地指出：“数十年的历史，每逢民主
运动失败一次，反动潮流便高涨一次；同时孔子便被人高抬一次”。但是，“人 类社会之进步，虽不幸而有一时的曲折，甚至于一时的倒退，然而只要不是
过于近视的人，便不能否认历史的大流，终于是沿着人权民主运动的总方向 前进的”。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孔子的孔教不废，人权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 作乱的邪说；人权民主运动不高涨，束手束足、意气消沉、安分守己的奴才，
那会有万众一心反抗强邻的朝气。”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只能够产生冯道、曾国藩、郑孝胥，而不能够 产生马拉、但顿、罗伯士比尔；“幸运的是万世师表的孔子，倒霉的是全中
国人民！”为此，他呼吁：“人们如果定要尊孔，也应该在孔子不言神怪的方 面加以发挥，不可再提倡阻害人权民主运动、助长官僚气焰的礼教了！”①
《我的回忆录》，就是《实庵自传》，因动手晚，狱中只写了少年时代的两章。 这两章发表后振动文坛，内容十分精采，可惜后来没有继续写下去。
其实，写自传是陈独秀被捕后首先考虑的写作计划。当时托派朋友和胡 适都积极推动他写自传。托派希望他仿效托洛茨基写的《我的生平》、《俄国
革命史》和他自己写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告全党同志书》（１９２９ 年１２月１０日）那样，通过自传，总结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经验，同时写《中
国大革命史》。狱外托派组织还答应向他提供材料。胡适则在１９３３年６ 月２７日写的《四十自述》序言中，大声呼吁蔡元培、陈独秀等都来写自传。
他说：“我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 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我盼望他们都不要叫我失望。”
陈独秀首先考虑的是能不能出版。由于他的政治地位及他的拼音文字稿 一直未能出版，这是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另一个因素则是经济问题。除了
他自己的各项开支之外，高君曼及其两个孩子（哲民和子美）的生活费，一 直由他负担。他的经济来源除了亲朋偶有接济之外，主要靠亚东图书馆的稿
费和版税。高君曼每月从亚东领取３０元。１９３１年她去世后，儿子陈哲 民在上海读书的学费和零用钱，也在亚东图书馆支取。所以陈独秀入狱后发
现自己欠亚东的钱“实在不少”；汪①《东方杂志》第３４卷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