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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儿女到安庆奔丧。这是她婚后第一次到陈家，住了约一年，１９３１年下 半年，她从安庆返回南京后不久，患了子宫癌，病故，终年４６岁。就这样，
两个妻子先后去世，陈独秀都未在场，也未提供任何帮助，而且正在这样的
情景中，他又与潘兰珍同居，不禁引起不少人的议论。 当年家乡人对他娶高君曼就颇不满意，现在则更不满意了。
早年饱受人生之苦，又在爱情上受过欺骗的潘兰珍，是个忠厚朴实的妇
女。她对陈独秀十分信任，到陈被捕前，竟然与这个藏有巨大秘密的人物共 同生活了两年时间，却未对他有一点怀疑。１９３１年，有一天，潘兰珍听
楼下一个邻居说，楼上住着一个“老西”（即共产党），潘又把这话传给陈独 秀，因为楼上住家不止他们二人，潘不在意，陈听了却有心，立即决定搬家，
由郑超麟帮助搬到周家嘴路一条弄堂的底头裁缝铺的前楼。后来又搬到岳州 路永兴里十一号楼上。每次觅新居，他都要楼上，以防不测时，有个回旋的
余地。但是，这一次，他终于在这个楼上被捕了。
陈独秀与潘兰珍的生活是融洽的，但有时也难免发生口角。正好在陈被 捕前一个月，两人为一件小事争执起来，潘兰珍赌气跑回浦东娘家。所以陈
被捕时，她得以幸免。她从报纸上看到国民党逮捕陈独秀的消息和照片时， 才恍然大悟，惊讶地说：“这不就是我家的老头子吗？”原来这个姓李的老
头子还是“老西”的首领。那个时代，老百姓在白色恐怖下，都谈“共”色 变，更不用说是“共匪首领”陈独秀了。一般人必唯恐避之不及。潘兰珍本
来未与陈一起被捕，又是在两人争吵时相离，完全可以乘机远遁。但她竟毫 不犹豫地跳进漩涡，跑来与陈独秀共度患难。
陈独秀被捕后，也处处为潘兰珍着想，委托老友高语罕做善后工作。从
１９３２年１１月到第二年３月，陈写了好几封信给高，首先对出于无奈对 潘隐瞒身份达两年之久表示歉意，讯问潘“对于我，以前未曾告以真姓名，
及她此次失去衣服，有怨言”？他对自己被捕并不紧张，但因此给潘造成损 失，却感到难过。被捕后半个月，还要高语罕再到他家寻觅潘的财物，说在
其书桌抽屉内藏有一小袋，“系女友潘君之物，她多年积蓄，尽在其中，若 失去，我真对她不起”。他还提议潘从此与自己断绝关系，自谋出路，以免
受到不必要的牵连。当时托派还想帮助潘，陈则说：“潘女士她浦东有父母， 她能在香烟厂做工，不需要我们帮助，并且事已揭开，她必不愿受我们帮助
也。”不料潘兰珍不避嫌，不怕险，要来探望陈独秀。
陈立即托高劝阻，说自己“案情无大危险，免她惧虑”；“婉言劝她不必 来看我”。
后来，由于潘兰珍的坚持，陈才答应她来。她看到陈在狱中生活清苦， 又有病痛折磨，天天到狱中来照顾他的生活。
于是从１９３４年秋开始，她迁居南京，先住在段锡朋处，后租了一间 小屋，每天上午９时到下午５时，到狱中照料陈的生活。陈以病弱之体在狱
中顺利地度过三年生活，又进行以上繁重的研究和著述工作，多亏了潘兰珍 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安慰和帮助。
患难识知己，日久见人心。潘兰珍三年如一日精心照料陈独秀的生活， 使陈深受感动；而众多亲友宾客，包括国民党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来探望陈
独秀，并馈赠各种衣物（光贵重的皮袍子就送来了几件）和钱财，也使潘大 开眼界，看到陈的价值和地位。于是两人更加相亲相爱，情深似海。后来出
狱，潘又紧紧相随，转辗入川，体贴入微地服侍他晚年的生活和病体，直到 他逝世。
遥控托派被开除又得托氏关怀情陈独秀等人被捕以后，对于中国托派真 是雪上加霜，本来就衰微破败的托派组织，顿陷群龙无首，一片混乱。先是
由上海托派沪东、沪西、法南三个区委书记高恒、寒君和陈岱青举行紧急会 议，协商拼凑了几个人——刘仁静、陈岱青、严灵峰、陈其昌、任曙，成立
了一个托派“上海临时委员会”，刘仁静任书记。因为委员“力争自己是‘马
克思’？？相争不休，一事不能做，闹了几个月，于是不得已而改组”；刘 仁静、陈岱青退出，任曙接任书记。１９３３年９月，任曙擅自召来广东、
北平代表，举行“全国紧急会议”，补选了几个外省的委员，就把“上海临 委”，改名为“全国临委”，并且解散了上海各个区委，成立“上海市委”，
遭到陈其昌等人反对，致使托派工作又陷于瘫痪。任曙没法，就撒手而去， 到北平当大学教授去了。托派临委再次改组，蒋振东和李平等人加入，刘伯
庄任书记。１９３３年１０月，“临委”又因“工作无计划，无办法”而再 次改组，从而成立起比较稳定的托派临委三人小组——陈其昌（书记）、蒋
振东、赵济。①但是三人未开过一次会，实标上是陈其昌“一个人唱独脚戏”
②，因此也开展不了什么活动。 后来，尹宽出狱，参加了临委。
１９３２年冬，陈独秀利用“优待”条件，通过经常到南京军人监狱探 望郑超麟的刘静贞（郑的妻子，当时化名吴静如），与上海托派“临委”建
立了联系。陈委派刘为他的交通，①②《双山回忆录》第１９０页。赵济：
《三十年代初托派组织在上海的活动》，《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１年第２ 辑。
纪它（即陈其昌）：《一年来上海组织现象的教训》，《校内生活》第７期， 一、二个月来一次，传进临委的文件、刊物和书信，带出陈独秀的文章、意
见和信函。陈以此妄图继续遥控托派的活动。
但是，他的许多意见遭到刘仁静、彭述之等人的强烈反对，并且把历史 上的争论扯了出来，于是爆发了一场时间更长，更加激烈的争论。各人都以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权威解释者自居，骂别人是“机会主义”。托派 中央宣传部把这些争论文章收集起来，编了三本《政治问题讨论集》，共２
９篇，其中陈独秀以“雪衣”、“顽石”笔名发表的有９篇。另外，在同时期
《火花》和《校内生活》上，陈独秀还发表有关争论的文章、决议、书信６ 篇。这次争论涉及的问题很多，范围很广，但争得最激烈的是以下四个问题：
（一）形势问题：１９３３年９月２９日，陈独秀为临委起草了《目前形势 与反对派的任务》，认为“至少在１９３５年以前，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国家，
如果没有意外的大的事变发生，这二三年中还只能是反革命抬头革命低落的 时期，在此革命低落期间，不应该采用过高的自欺的口号，如‘苏维埃’等，
我们的力量，应该集中于后年三月国民大会的斗争”。他为此致函临委说：“我 提议即日在上海召集一活动分子会议，决定关于参加国民大会运动的政纲（即
政治要求，此政纲中，除以前我们发表的各项要求外，应加上一项：反对国 民党起草的宪法草案，宪法应由国民大会自己起草，由全国人民直接总投票
表决）及工作大纲”。“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使我们相当的脱离散漫、孤 立、软弱的现状”。①刘仁静抓住这个文件，多次进行批判和讥讽。１１月，
他致函陈独秀，说陈在“一二八”抗日运动中的认识和主张是“陷于浪漫主 义”，而九月二十九日的文章又“走到另一极端”，以“短视的经验主义代替
过去的浪漫主义”，“助长人民的宪法幻想”，“为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的 中国所描划的前途，同他为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的中国所描划的前途一
样虚幻。中国反对派的发展将更多耽误两年。”②陈独秀不服，在《我们走 哪条路》一文中为自己辩护说，如马克思１８５０年预言德国革命再起未中
一样，自己在“一二八”时号召民众起来反日反国民党，准备复兴革命，组 织苏维埃，准备领导民众自动召集国民会议取得政权等，这一切估量即使不
幸未中，也未必是刘仁静说的“只是小资产阶级的表现，是浪漫主义”。刘 仁静在《评区白的政治意见》文章中，批评他坚持错误，不如彭述之（即区
白）“已承认了一九三二年的错误”。陈独秀立即撰《读列尔士〈评区白的政 治意见〉后》，坚持认为自己在“一二八”时的路线是正确的，并且说如果
将来再出现那样的局势，托派主张迎接革命高潮，而被刘仁静的“盲动主义” 和“反马克思”等等大帽子压倒，“我真要为中国革命痛苦”。刘仁静又在《经
济复兴与民主斗①②列尔士：《对于〈目前形势和反对派的任务〉的批评》，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宣传部编：《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三》。以下各人争
论文章，除另有出处外，皆载《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一、之二、之三，恕不 一一注释。
《校内生活》第７期，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２３日出版。署名：雪衣。 争——答雪衣同志》文章中，讽刺陈对形势的估量常常是“动摇的”，“一
时轻浮的乐观认苏维埃革命快要到来，一时又改变成沮丧的悲观，认为革命
无抬头的可能，叫人们如何对他发生信仰”，这才是“无耻的机会主义”。
（二）国民会议问题：陈独秀忠实贯彻托洛茨基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３日 信中的指示，他在《我对于几个问题的意见》中认为“打倒国民党，国民会
议万岁”，“不但是我们的基本路线，并且即可为在现时的宣传口号”。在《国 民会议与苏维埃》、《几个争论问题》、《对于区白两篇文章的批评》等文章
中，他又强调“国民会议即立宪会议，不但是民主任务之一，而且是这一任 务的主要支柱，是总摄一切民主口号而与之不可分离的中心口号”；在中国，
国民会议已经成为“无产阶级打击资产阶级的武器”，“在国民会议口号下武 装暴动夺取政权”与革命高潮时“在苏维埃口号下夺取政权”并不对立，二
者结合，才是托洛茨基真正的“不断革命论”。他以此反复批判彭述之把国 民会议口号只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把国民会议和苏维埃对立起来”；“用国
民会议口号做反对军事独裁的运动”，“在苏维埃口号之下夺取政权”等观 点，是“用左的辞句掩饰阶段论路线的本质”，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令
人惊异的背叛”。他要托派立刻肃清彭述之的理论，否则会产生“诸多离奇 的可耻的机会主义政策”。彭述之则在《我们间不同的意见》和《对雪衣的
政治意见的批评和答复》文章中，以鄙夷的口吻，说他完全不了解“不断革 命论”，“反对在苏维埃口号下夺取政权”，成了“国民会议狂”，一贯“从右
边来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声明他与陈独秀是“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路 线分歧”，要求托派“慎重的考虑，坚决的选择”。
（三）经济复兴问题：刘仁静在《关于经济复兴问题及其他》等文章中， 认为托派“应当负起肃清资本主义发展障碍的责任”；“经济恢复，工人也相
对的多些，肚子也吃得饱些，夺取政权的斗争更容易胜利。”他还认为，必 须经济复兴到同先进国家接近的程度，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革命任务；“中
国如无经济复兴，不惟没有革命，且会走向野蛮主义”。
为此，他在《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国家统一和权力集中、生产 力发展这些条件，比现在国家分裂和生产力衰败的条件，对于它（无产阶级） 是有利些”①。
陈独秀在《肃清列尔士毒害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思想》等文章中，批判刘 的这些观点“纯然是改良派和阶段论者的路线”，“是无耻的机会主义”，“包
含了浓厚的反动性”。他认为：“离开无产阶级革命，而要求国家统一，要求 生产力发展，特别是要求权力集中，这恰好是法西斯蒂的政纲！”②他指出，
不管经济状况如何，“只要那里有了无产阶级运动，只要那里有了无产阶级 之有力的同盟军，那里便有无产阶级革命之可能”；“象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
国家，无产阶级能通过民主运动——国民会议道路，比资本主义先进国的无 产阶级早些得到政权。”（《几个争论的问题》）刘仁静反唇相讥，指责陈是①
②《校内生活》第９期。
《火花》第２卷第２期。
“小资产阶级政客戴着反对派的假面具，极盼望无产阶级受到刺激走上 革命以拥护他们取得政权”，并说自“无产者社”成立以来，陈的策略“没
有一次不错误”（《关于经济复兴问题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