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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产阶级政客戴着反对派的假面具，极盼望无产阶级受到刺激走上 革命以拥护他们取得政权”，并说自“无产者社”成立以来，陈的策略“没
有一次不错误”（《关于经济复兴问题及其他》）。
（四）“共同行动”问题：陈独秀在《我对于几个问题的意见》中认为：
“在阶级斗争未达到最后决胜负以前，资产阶级中之自由主义者，往往因外 国的侵略或国内的军事独裁之专横，而表示所谓‘左倾’”；“当他们向左盘
旋时，我们可以和他们共同行动，以打击共同的敌人，例如抗日与倒蒋”， 同时批评暴露他们的不彻底性和对群众的欺骗。他甚至说：“只要有接近群
众的机会，不但急进的小资产阶级之运动应该参加，即反动的资产阶级机关
（如基督教青年会）亦应该参加。”①刘仁静说他这种主张是抹杀两个阶级 之间的“鸿沟”，是“偷运过去的革命资产阶级的理论”（《关于经济复兴问
题及其他》）。陈独秀则指责他及史朝生“笼统的对于任何形式的阶级联合或 共同行动以全盘的否定，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这种错误“危害于我们的运
动，将不在机会主义之下”②。
当时托派“临委”在这场争论之前，还发了《反对派政治问题争论提纲》， 企图有组织地进行这场讨论，以分清是非，①②《雪衣来信论对宋庆龄史大
林集团的策略》，《校内生活》第１３期，１９３５年２月８日出版。
《雪衣来信论对宋庆龄史大林集团的策略》，《校内生活》第１３期，１
９３５年２月８日出版。 统一思想，“使反对派可以早些由理论过渡到行动”。但是实际结果是剪
不断，理更乱，愈争愈烈，各趋极端。这是因为各方都站在托洛茨基主义的 荒谬立场上，根本不可能分清谁是谁非，而且，中国革命的实践，也证明了
他们都是错误的。
但从当时争论的情况看来，陈独秀似乎较多地注意到中国的实际情况。 是斯大林共产国际坚持机会主义路线的恶果，他认为共产国际已经无可
挽救，就改变托派国际的策略，开始筹备独立的托派国际——第四国际，以 示与共产国际彻底决裂。他十分关心中国托派的命运，派美国托派组织社会
主义工党成员格拉斯（Ｆｒａｎｋ＆Ｇｌａｓｓｅ，中文名字李福仁）到中
国来，帮助重振托派组织①。 李福仁在中国公开的身份是上海《密勒氏评论》周刊的副主编，地位仅
次于斯诺。他还把另一个在华的美国记者伊罗生（Ｈ·Ｒ·Ｉｓａａｃｓ） 拉到托派中来。伊罗生在１９３３年受共产国际委托，一方面参加宋庆龄领
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一方面主编中共中央外围报纸《中国论 坛》。他还在鲁迅、丁玲等人帮助下，为美国出版商选编了一部中国短篇小
说集《草鞋脚》，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为中国人 民革命事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他与李福仁接触以后，接受了托派
“一国不能建设社会主①这是刘仁静的说法，他自己说是自动来的。但从他 来华后的活动看，的确扮演了托洛茨基的“特派员”的角色。
义”和轻视中国红军运动的观点，在《中国论坛》上拒绝报道苏联社会 主义建设的成就和中国红军运动的胜利，拒绝批判陈独秀和中国托派。最后，
中共中央停止了《中国论坛》的出版，并在《红旗》报上清算伊罗生的错误。 于是，伊就彻底转向托派。他和李福仁同时与陈其昌、尹宽为首的托派中央
及“反对派中的反对派”刘仁静进行联络。刘一直被托派中央所排斥，所以 竭力拉拢“国际代表”李福仁及伊罗生。李、伊故然深受其影响，认为陈其
昌、尹宽领导的托派组织“太保守、不能开展，因此主张插几个青年人进去”
①。这样，未遭破坏的北平托派组织，先后派史朝生、刘家良等人来到上海。 这批思想更“左”的青年托派分子，企图夺取托派临委的领导权。他们在李
福仁、伊罗生和刘仁静的支持下，参加到正在进行的争论中来，使争论很快 白热化，最后集中到更有利于他们夺权的“共同行动”和“改组”问题上，
向陈其昌、尹宽及其支持者陈独秀，发起了猛烈的攻击。陈其昌为首的临委 认为，正确的“联合战线”是布尔什维克的策略②，所以，他们曾要求参加
宋庆龄领导的上海“反帝国主义战争①②纪它：《全体起来，制止无理的分 裂组织》，油印小册子，１９３５年２月６日。
和反法西斯大会”①，并且表示：“同意这个会议，我们特地为这个会 议准备了一个宣言：公开地号召全中国广大的被压迫群众积极地参加这个会
议。我们热诚地动员我们的一切组织，去执行这种工作。”同时声明：“我们 在会议中必需保持我们对于参加的一切党派的理论、政策、行动之讨论和批
评的绝对自由！”②１９３３年１１月“福建事变”时，他们还与“福建人 民政府”谈判合作。史朝生等人就把这些历史问题翻出来，竭力进行攻击，
声称反对任何形式的“阶级联合”或“共同行动”。同时，他们攻击陈其昌 为首的常委是“上层官僚主义”，“工作方式好象是个保姆或教授”③。
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２日，史朝生致函陈独秀，批评陈被捕后的托派中央 没有及时组织讨论，统一思想，并召集全国代表大会，以至组织“几乎溃散”，
“极无生气”。批评临委只依靠上海几个老同志挽救局面。主张在全国范围 上去集合一切优秀的坚决分子，召开临时大会，推举“特别委员会”，代替
“临委”，以筹备全国代表大会并担负过渡期中全国性指导工作，①②③史 朝生致陈其昌“常委”的信（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７日），《校内生活》第１１
期，１９３４年９月２９日出版。
《为号召全中国被压迫人民参加上海反帝大会宣言》、《致国际反帝联盟 代表团的公开信》（署名：“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火花》第２卷第这
个大会是“世界反帝大同盟”安排的。“大同盟”是国际统一战线组织，由 各国著名进步人士如英国的肖伯纳、马莱爵士，苏联的高尔基，法国的古久
里、罗曼·罗兰，中国的宋庆龄、鲁迅等参加组成。１９３３年９月，“大 同盟”委派宋庆龄在上海召开这个大会，并派来了马莱、古久里等人组成的
代表团。大会９月３０日召开，会后成立了“上海反帝大同盟”。
还提议临委做一个关于目前争论问题和组织工作的草案和大纲，发到各 地及下级讨论①。５月１５日，史朝生列席“常委”会议，提出《当前推动
组织的步骤》，重复了４月１２日信中的意见，要求“建立比较满意的领导 机关”；“一切消极、悲观乃至对组织采取绝望的情绪或倾向，必须和它坚决
斗争，并予肃清”②。
陈其昌则批评史朝生的“组织意见”“实际是捣乱组织的办法，无政府 主义办法，小资产阶级倾向的表现”。主张整顿组织“应该绝对排斥无计划
的急进主义”③。这时，陈其昌搞了一个《政治决议草案》。史朝生等人攻 击它有许多错误，于是自己起草了《国际国内形势及我们的任务讨论提纲》，
要求代替“草案”。陈其昌又批评“讨论提纲”“到处都是内容的错误”，“前 后矛盾”，“顾此失彼”，“文字技术拙劣”，“不配代替草案”。史朝生等人又
反过来批驳陈其昌批评“提纲”的意见是“咬文嚼字和混乱错误”，坚持用
“提纲”代替“草案”，并批判陈其昌和陈独秀主张的与胡汉民等“首先推 翻蒋介石”的“联合战线”是“最大的机会主义幻想”④。
就这样，双方吵到１９３５年１月２日，史朝生、刘家良等人背着陈其 昌拟订并发出《临委紧要通告》，通知各支部十天内派出代表一人，出席“上
海代表会议”，议程（一）制定目①②③④《关于“提纲”与“草案”—并 答复对提纲的批评》。
纪它：《批评朝生同志的组织意见》。
《校内生活》第１１期。
《与雪衣同志论召集代表大会问题》，《校内生活》第１１期。 前政治路线，以“提纲”为根据，要陈独秀、陈其昌、尹宽等人放弃与
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上层集团成立“反战”“倒蒋”等联合战线的主张。
（二）准备一个新的基本纲领。
（三）发表筹备成立新党——“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宣言。
（四）改组“临委”。 陈独秀从双方的来信中，了解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企图调解双方的矛
盾。１９３５年１月５日，他复函陈其昌、史朝生等，认为他们争论“太琐 碎”，提议“停止争论”，立即召集代表大会来解决。他说：“我认为草案和
提纲都同样不高明”；尹宽起草的《政治决议案》也“太长”，“陈词滥调”，
“毫无生气”。他主张“草案”与“提纲”都不用，“由代大另行起草。我并 且现在写了一个草案，贡献于代大”。他规劝陈其昌对于史朝生等人指出的
“不主张着重于基本路线的规定和教育，而着重于零碎的实际工作的倾向”， 应“痛加反省和改正”。他反驳刘仁静、史朝生在联合战线上的观点，申明
不应反对一切联合，“联合战线乃是两个政治立场根本不同的政治集团在某 种政治上一时利害相同的共同行动，并不是谁投降谁，即谁接受谁的指导”。
“至于整纪和清党，应该‘行之以渐’和‘去之太甚’，并且必须于代表大 会后举行之，目前万不可操切！！！”①陈独秀这里讲的他也“写了一个草案”，
是《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务议决草案》。草案认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实力 精神都日益削弱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还停留在被迫的零①《校内生 活》第１３期。
碎的防御之阶段”。西方帝国主义与日本妥协的结果，“南京政府必然逐 步受日本帝国主义之支配”。在这种国际国内形势下，“我们应当看清无产阶
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不是目前的现实问题，我们目前的任务是在靠紧一切民 主斗争”；“国民会议的口号，正是一切民主运动之反映及其总和”。“必须有
不断的民主的国民会议斗争，才能够推翻国民党政权”，农民战争对于国民 会议的斗争，“也只能放在次要地位”①。
可是史朝生等人根本就不把陈独秀放在眼里，他们在１月１３日，按原 计划匆匆忙忙地召集了托派支部代表７人举行“上海代表会议”（陈其昌等
人弃权）。史朝生、胡文华分别作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全体一致同意，并 认为陈独秀、陈其昌、尹宽等人关于“联合战线”的意见“乃史大林派机会
主义思想之复活”，“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说客”，必须作“无情 的斗争”。宣称要对他们“作最后一次的谈话，假如他们重新考虑之后，放
弃这种意见，我们是同志，否则，应立即开除出党。会议决议将中国托派名 称正式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并改变全国领导机关名称为“中央委员
会”，不复用“临委”名称。“中央”由１０人组成，包括李福仁。史朝生、 胡文华、刘家良（书记）３人组成常委。②陈其昌为此特意赶到南京，向陈
独秀汇报了这一严重的事态发展。陈独秀听后悲愤已极，立即写信给史朝生 等人，说①②《中常委通告第一号——关于最近上海代表大会及其决议》，《校
内生活》第１３期。
《肃清机会主义》（小册子）。
“一切不乐观的现象令我不安，？？大家不同的意见，应公开的辩论， 切勿希图利用组织威权来箝制异己，像这样破坏组织的行动是不能容许的”。
他呼吁“一切须代大及国际解决”！
“不宜草率决定，尤不可由少数人捣乱后，盗用组织威权来解决政治意 见，尤不可采用开除个人这种滑稽手段”。他特别痛恨李福仁的插手，指出
“外国同志倘在中国鼓动分裂运动（望你们将我这句话明白告诉他！！！）如 果他算是国际代表，最后国际必须负责，分裂运动不是任何人可以任意儿戏
的，特此提出警告！”①殊不知新的托派中央对陈独秀遥远的干预更为恼火。 他们本来就是把他和陈其昌等人一块打击的，这次他是自投罗网。１月２５
日，新的中央给陈独秀复了一封很长的信，系统地列数批判陈独秀四大机会 主义错误：“共同行动”；放弃“保卫苏联”及“联合苏联”的口号；现在仍
把“红军”看做“流寇土匪”；组织问题上“拉拢调和的中派主义立场”。指 责说，如果这些错误不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