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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年１２月１５日出版的托派机关报《斗争》第１４期上。《通告》一开头 与上述“启事”开头一样，说他被捕后动摇，接着说：“惟当时仅凭同志口
传，本同盟不能率尔置信。”——这说明刘仁静问题的发现及处理意见，确 是陈独秀首先提出。“通告”然后说：“近闻江苏反省院出版之半月刊，见有
刘仁静投登的长文《读〈资本论〉刍议》、《读〈西洋史论〉》等篇，完全证 实其思想的反动与叛变。？？为此，本同盟正式宣布刘仁静为共产主义的叛
徒，开除其党籍。”
后来，刘仁静向李福仁问起过这件事，李对他说：“当时开除你，是狱 中的陈独秀支持的。”②所以，他出狱后先到上海，要求恢复与托派的组织
关系，未成；他又在１９３７年１０月洛茨基，请求帮助解决其恢复组织关 系，同时报告陈独秀在武汉的言论，挑拨说：“全体同志对他表示失望了。”
③但是，①②③《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７４页，注④。 访问刘仁静谈话记录（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
可能为《读〈资本论〉刍议》之误。 托洛茨基在１９３８年２月２３日致李福仁的回信中，对陈独秀却仍然
表示关怀和尊敬，而对刘仁静却明确表示：“至于刘仁静，我不愿给他回信。 他太不可靠，局势太紧张，我无法确定他是否在玩两面手法。”①托洛茨基
对二人的态度，真是泾渭分明，使刘仁静出乎意料。刘在上海碰了一鼻子灰， 就到武汉求救于“老冤家”陈独秀，但又遭陈独秀的冷遇。
陈独秀冷遇刘仁静的事实，非但不能说明陈与托派脱离关系，反而说明 他为了维护托派的“纯洁性”，拒绝被他和托洛茨基鄙视的刘仁静再回到托
派队伍中来。刘回到托派中来的努力失败后，就公开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
１９３９年，刘仁静去西安，投到军统头目国民党第十战区政治部主任梁干 乔的麾下，任战区政治部宣传科长，专门对延安进行反共宣传。
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由陈其昌带到上海，让李福仁转交托洛茨基，于 是引起了托派临委们的愤怒。他们也立即写了《临委给国际的政治工作报告》
②，以驳斥陈独秀加给他们的“极左派”罪名。报告承认：“我们的政治路 线并没有能给予这次战争以多大的影响。？？但这不是我们主观的过失，更
不能以此证明我们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象Ｄ．Ｓ．同志归咎于我们的）。 这是一大串的客观原因形成起来的，？？至于要说到我们的错误，也不是没
有，如不能将我们的政治路线根据随时发生的事变和民众的实际要求配合起 来，向各种民众随时进行鼓动和宣传，并进而实行组织广大民众，？？但同
①②《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第１０页。 同上第７３页。
时也必得知道这是由于我们的组织太弱小太孤立了。”报告表示今后仍 坚持他们自抗战以来的基本路线：“我们认为这一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而且与托同志最近关于中日战争所发表的许多文件的意见相符。”
两方面的意见，同时寄到了在美国的托洛茨基手里。 中国抗战爆发以后，托洛茨基一直密切地注视着陈独秀的命运和动向。
他在与托派临委成员李福仁的谈话和通信中，陈独秀问题，是一个重要话题。 仁，他要李在中国发起一个“护陈运动”。因为那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实
现，托洛茨基出于偏见，担心斯大林与蒋介石“盟约一签定，他们将杀死陈 独秀：我们一定要为他发起一个运动，你（指李福仁——引者）可以发起这
个护陈运动。”①１２月，当李福仁把陈独秀的抗战主张告诉托洛茨基，并 表示支持彭述之和刘家良等人与陈决裂时，他回信要李“避免作出鲁莽的判
断”，指出：“战争初期，特别是民族战争的初期，总是给革命党造成最大的 困难。即使是布尔什维克党——不是在一场民族战争而是在沙皇帝国主义战
争的头几个月中，也完全瘫痪了。它的有资格的代表们发表了一些十分可疑 的与模棱两可的宣言。后来逐渐地，在群众变动的情绪压力下，他们才回返
到革命路线上来。？？我们不应该通过非常鲁莽与非常严厉的手段来和中国 朋友们决裂，因为他们①托洛茨基：《与李福仁的谈话》（１９３７年８月１
１日），《中国革命问题》第对自己的态度愈无自信，他们也就会愈加敏感。 如果他们现在跨错了一步，同时却不曾跟第四国际破裂，我们一定要友
好的与耐性的态度来批评他们。”同时，托也不同意李作的陈独秀是“投降”
后才获释的猜测，认为只能作一种假设，即在抗日问题上，“可能在一方面 的蒋介石和另一方面的我们的同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可是托却“完全
同意李说的“斯大林派（指中共——引者）现在可能要暗杀陈独秀的想法”， 并说：“正为了这个缘故，我相信他最好能到美国或墨西哥来。”他要李以他
的名义立即给陈去信谈谈这个问题。”这对陈独秀来说是一个生死问题，对 第四国际说则是一个巨大政治意义的问题，至于他能参加大会所能带来的好
处，那就更不必说了。”①１９３８年２月５日，托又致函李福仁，催促他 设法把陈独秀“弄到美国来”，并教他“可以以出国宣传、使外国工人运动
赞助中国为理由，要求当局授权放洋”。他还是认为：“如果苏联参战，？？ 到那时我们的所有同志会被消灭。
我们必须在这个意义上对他们提出毫不含糊的警告。让陈独秀出来，无 论对于他或对于我们，同样是很重要的。他在第四国际中可以起片山潜②在
莫斯科给第三国际所曾起过的作用——而且，我希望陈独秀还能比片山潜给 革命事业带来更多好处。”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托洛茨基对陈独秀寄予了
多①②③《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７１页。
片山潜（１８６０—１９３３）日本社会民主党的主要创始人，同情苏 联十月革命，曾协助美国共产党的建立，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６８、６９页。 么大的期望。
过了４个月，当他得知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是“日本间谍”及陈独秀 一方面反对托派临委，一方面又拒绝发表“脱离托派”声明的消息后，他又
写信给李福仁，表示：“我非常关怀的问题是陈独秀的人身安全。这是一个 重要的政治问题。我毫不怀疑斯大林派会在战争期间暗杀他。？？他应该到
美国去，如有可能，应取得中国政府的同意。？？陈独秀如到美国，能为中 国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展开很有效的宣传。他以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老
革命家、且以一个独立的政治家资格来进行这种宣传，对于美国工人所能发 生的影响会比莫斯科的代理人们所能发生的要大到一千倍”。“陈独秀对我们
中国支部保持很谨慎的态度，我绝对能够理解。他在中国太出名，他的每一 步行动都受着当局的管制。？？在这样的情形下，陈独秀很易被牵连到某种
臭名洋溢的司法罗网中去，如果发生这种事情，对他将是致命的打击，对第 四国际也极为有害。他的处境如果尚非绝难忍受，却已是极端困难的了。他
无论如何得跑到外国来。这是我最深的信心。”①这封信后，大约有半年多 得不到陈独秀的消息，托洛茨基很着急，１９３９年２月２３日，他在给李
福仁的一封短信中问：“陈独秀的近况如何？他在干什么？他的思想如 何？”②陈独秀的信和托派临委的报告，托洛茨基都看到了，他当然明白临
委在抗日问题上的意见更符合他的思想。可是，出①②同上第７５页。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７３页。 于他一贯对陈独秀的尊敬和利用的立场，他显然不能站在临委一边批评
已经孤立到只有一个人的陈独秀，否则，势必加速双方的破裂，而把陈独秀
完全推出中国托派运动。所以，他十分审慎地表示：“我很困难形成一种确 定的见解来判断我们的同志们的政治意见，或判断他们极左主义的程度，因
之也不能判断我们老朋友方面对于他们的严斥是否正确。”对于陈独秀仍忠 于托派事业的思想感情及其提出的工作方针，托洛茨基显然深受感动，因为
陈提出的当前只能进行民族民主斗争的主张，与他提出的中国在“过渡时期” 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所要解决的任务，并无不合。而陈独秀看不起中共组
织，提出使中国托派成为“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的意见，更是他 一贯的愿望。在１９３２年九、十月间他给陈独秀的信和１９３７年８月与
李福仁的谈话中，他都强调了这个愿望。所以他又对陈独秀表示了较多的谅 解和支持。他说：“我非常欢喜，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旧是我们的朋友，
虽然含有若干可能的分歧”，“然而他表示的意见，我以为在本质上是正确 的，我希望在这基础上能够同他经常合作。”①托洛茨基知道，双方矛盾已
不可调和，如何解决，他还是坚持：把陈独秀调离，到美国参加第四国际工 作。这样既解决了陈与临委的矛盾，又解除了他对陈留在中国危险的担心，
同时，也遂了他多年来要陈独秀这个知名人物参加第四国际领导机构以提高 第四国际威望的心愿。这对托洛茨基来说，是一举三得的好办法。
①《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８页。 王文元在陈独秀逝世时写过一篇题为《托洛茨基与陈独秀》的文章①，
对托洛茨基为什么几次三番在陈独秀与其他托派斗争中袒护陈独秀，有这样 的评述：“将近十年来，如果没有托洛茨基的‘保护’，陈独秀大约已不止一
次地被托派中的某些‘英雄’开除，宣布‘自动脱离’或宣布‘变节’了！” 王文元说托洛茨基在１９２７年５月７日第一次提到陈独秀时说过一句名
言：“陈独秀同志根据他自己观察来估计局势，与我们根据理论思考而估计 局势，恰恰说着同样的话。”②又说“这个评价决定了托洛茨基对陈独秀的
态度，直到最后。 他自始至终十分珍视那有经验的革命的陈独秀，而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理
论家的陈独秀。所以每当中国的年青托派或因意气、或因理论上的吹求、即 或因正确的批评而攻击陈独秀时，托洛茨基所采取的态度总是袒护的甚至‘曲
宥的’”。王还说托洛茨基所以特别看重陈独秀，是要陈参加第四国际，“正 因为如此，他不断地要获知陈独秀的思想发展。自从一九二九年以来，陈独
秀思想上的一切错误——无论真实的或虚幻的——托洛茨基没有一件不知 道”；“托洛茨基比任何人更明白陈独秀的错误，但他也比任何人更明白他的
长处与价值，因而他比任何人更不愿做出陈独秀‘变节’的结论。为什么呢？ 理由就是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他重视实际革命者的陈独秀，远过于马克思
主义理论家的陈独秀。倘然陈独秀是考茨基与普①②托洛茨基：《中国革命 与史大林同志的提纲》，载《中国革命问题》，第４０页。
《国际主义者》第３期，１９４２年６月２５日出版。署名：连根，即 王文元。
列汉诺夫型的人物，是成熟的与有机的理论家，是不知真实革命为何物 的书斋学究，那末托洛茨基也许早已和他决裂了，不再寄以希望了；但陈独
秀显然不是这样的人，他是李卜克内西与贝贝尔型的真诚革命者，有经验的， 具有敏锐而正确的观察力的，但没有彻底系统化的意见的。”王文元认定托
洛茨基相信当革命局势来临时，陈独秀还会与他们“说着同样的话”的；“真 实的革命将使我们之间的不同意见消灭于无形，陈独秀还会回到革命的第四
国际的立场来，他仍旧要在中国革命中起着巨大作用。”
王文元在这里指出了陈独秀与李卜克内西及贝贝尔的相同点，与普列汉 诺夫及考茨基的相异点。但是，除此以外，他还有与前者的相异点，恰恰是
与后者的相同点，即李卜克内西与贝贝尔的错误是“左倾幼稚病”，而陈独 秀却是“右倾”，这一点与普列汉诺夫相类似，而后来陈独秀的民主观，又
被王文元说成接近于考茨基。所以说，把陈独秀与任何一个人简单的类比， 是很难贴切的。陈独秀就是陈独秀。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独特的 人物。
托派临委见到托洛茨基的信，感到委曲和难堪。他们又专门写了一个《临 委给国际的报告——关于Ｄ．Ｓ．同志问题》①。这份“报告”对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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