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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信的最大挑战是：“Ｄ．Ｓ．同志自出狱后便一贯在政治上采取机会主义 立场，在组织上采取取消主义的观点”；“我们不可否认的声明：Ｄ．Ｓ．同
志与我们之间在抗战过程中有根本不同的两条路线：一条是向①《保卫马克 思主义》卷一，第２１页。
孟什维克机会主义乖离的路线，一条是不可调和的布尔什维克——列宁 派路线。”
“报告”强调他们是“站在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观点上，？？监视着战 争的每一步发展”，而说陈“一贯便采取政府与人民的中间的立场，一面向
政府以超然的‘公正人’的资格，哀求和说服政府对民众采取宽容和改良政 策，一面则以空洞和含糊的话叫民众‘相信’政府，叫民众‘自动’起来帮
助政府。这种游离的超阶级的态度与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基本明确的阶 级立场不能调和。”
“报告”虽然再次否认陈独秀的批判，郑重地发表“最后负责的声明”：
“Ｄ．Ｓ．攻击我们为极左派所列举的罪名没有一条是真实的！”但又不得 不承认：“我们这个团体一贯处境孤立，？？一贯与群众没有保持密切的联
系，因此不能及时反映出广大群众心理的转变。”
“报告”集中火力攻击陈独秀已经离开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理 论。因为陈独秀在《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资本主义在中国》、《我们不
要害怕资本主义》等文章和演说中，在坚持托派传统的“中国此时还是一个
‘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观点的同时，强调“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有大发 展之余地。”所以他叫人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还说：“社会主义在中国
经济的成熟，自然是无稽之谈；有相当力量的工业及其政党，只有在工业发 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生长起来？？。”“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本国的资本
主义，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这本是原来被他批判过的刘仁静的观点， 而现在，论到托派临委来批判他了。据此，临委“报告”认为：“他对中国
无产阶级力量及社会主义的信心已根本动摇，他之屡屡郑重‘无保留的以百 分之百的力量用之于民族民主斗争’，并不是表明他站在不断革命论的观点
上来提出这个问题。恰恰相反，他最近思想的发展已接近了‘阶段论’的学 说。”
托派反对的所谓“阶段论”，一般指两种情况，一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的、 与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结合的“革命发展阶段论”。这种理论认为在
民主革命基本完成以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不允许在这两种革命之 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这种理论不否认在经
济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民主革命胜利掌握政权以后的初期，还允许在 利用限制改造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有相当的发展。如中国解放初期那样。
一是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这种理论与上述理论相反，主张在民 主革命后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发展资本主义，在这个发展中，重新集结无产
阶级力量再进行下一次的社会主义革命。临委“报告”批判的陈独秀的“阶 级论”显然是指后者。但是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与托洛茨基的“不断
革命论”之间，本来就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陈独秀与托派的结合，本来就 是这两种机会主义理论结合的产物。因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指
在革命高潮中应该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纲领，同时完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 义革命的任务；而在革命高潮到来以前，即在两次革命高潮之间的过渡时期
——“国民会议”斗争时期，这种理论认为，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经 济必然复兴，资本主义必然有所发展；这种发展对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组
织起来，准备下次革命是有利的。所以，“二次革命论”与托洛茨基的“不 断革命”有两个基本点是相通的：都认为下一次夺取政权的革命高潮是社会
主义革命；都拥护在目前“过渡时期”，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发展资本 主义，以准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这个思想，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六
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一文中，结合中国问题，有详细的论述。可以说，陈 独秀现在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正是来自托洛茨基；而对托洛茨基“不
断革命论”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陈独秀此时还未论及。所以， 批判陈独秀上述主张离开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恰恰暴露了批判者
自己对这种“理论”的无知。在中国托派中，这种自称是托洛茨基的忠实信 徒，而对托氏理论不甚了了的人，是屡见不鲜的。梁干乔、彭述之、刘家良
等就是这种典型。被认为对托氏理论有点研究的“托派理论家”郑超麟、王 文元曾多次讥讽彭述之这类半吊子“托洛茨基主义者”①。所以，王文元、
陈其昌（郑超麟这时还在乡下养病，１９４０年才到上海参加托派领导工作） 等人，是反对对陈独秀作出违背“不断革命论”的结论的，他们也“完全同
意”托洛茨基对陈独秀的“宽容”态度②。为此，这个又是“多数通过”的
“报告”①②连根（王文元）：《托洛茨基与陈独秀》，《国际主义者》第３期。 郑超麟曾写过一本《不断革命论ＡＢＣ》的书，１９４７年由春燕出版
社出版。 该书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进行了详尽而通俗的阐述，因而被托
派公认为“理论家”。
抱怨说：“有极少数的老同志往往以道德的感情的观点来回避这一斗 争，？？辩护他（指陈独秀——引者）并未离开我们立场。”这样，托派临
委内部又开始酝酿新的分裂。 应该指出，陈独秀在１９３８年４月《抗战与建国》一文中说的“谁能
够有实力有决心来领导这一战争，？？谁便能够安然掌握政权，建设他素所 主张的政治形态和工业制度：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三个月后，他又说“中
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本国的资本主义， 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这些都不是什么高见，而是陈腐的观念。因为，
当时中国面临的前途，既不是殖民地，也不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而是“新 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个革命的
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 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
义的社会，以完成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 社会主义的社会。”①至于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长期性及应该充分发
展资本主义经济认识不足，那是另一回事。
在组织问题上，托派《临委给国际的报告——关于Ｄ．Ｓ．同志问题》 中说，“自从他出狱后对我们组织所采取的冷漠、轻蔑甚至敌视的态度，他
对某些同志屡屡表示‘各人各干各人的，将来再说’的观念，甚至他在敌人 面前公开表示他和‘托派’无关的声明，这些都足以觇知他的取消组织的观 点。
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６３２页。 因此，我们应该继续声明，即在组织问题上我们与Ｄ．Ｓ．同志的取消
观点也陷于不可调和的地步。”尽管如此，“报告”还是屈服于托洛茨基的压 力，被迫同意陈独秀“留在第四国际内，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现在仍继续
诚恳的要求Ｄ．Ｓ．同志和我们，和国际组织恢复正常的关系，进行彻底的 讨论”；“我们自得到托同志的意见后，我们更希望他能到美国去。”但又对
托洛茨基曲宥陈独秀表示不满，强调说：“我们认为改正一个领袖同志错误 的最不可少的办法，还是对他的错误不可调和的斗争”。并对托洛茨基第四
国际要挟说：“假如他仍坚执成见，把我们视为‘极左派’以保留他一贯的 机会主义路线，则我们始终是无法接近无法合作的。”由此看到，如果不是
托洛茨基亲自出来“保驾”，如果不是陈其昌、王文元出于感情的“辩护”， 在彭述之、刘家良这两个宿敌控制下的中国托派，这次又要重演“开除”陈 独秀的闹剧。
与中共再次和解拒绝回党“三条件”尽管中国托派几年来一直疯狂攻击 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瓦窑堡会议
后，与全国各党各派联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对中国托派还是采取一 视同仁的态度。１９３６年４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
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在被点名呼吁的“中国国民党”等４０个党派及 团体的名单中，就有“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同盟”，并且列在第六位。这充分
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计前嫌的高尚风格。①在接着举行的 国共谈判中，周恩来要求释放政治犯时，并未对狱中的托派分子落井下石，
而是与中共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政治犯一样看待，主张“释放一切政治 犯”。
西安事变中，托派又一次猛烈攻击中共关于和平解决事变、促成国共合 作抗日的努力，同时，在莫斯科审判中，又传来了所谓托洛茨基要托派“不
阻碍日本侵略中国”的“指示”的“证词”。于是，中共中央就把中国托派
视为“日本走狗”，确定了“对于托派，应采取坚决打击，使之瓦解与消灭 的方针”②。但是，在执行这个方针时，中共中央对托派问题的处理是十分
谨慎、区别对待的。如抗战爆发后在营救狱中政治犯的工作中，共产党曾给 托派以帮助。当时王文元因被单独关押在“秘密拘留所”里，其他托派分子
都已出狱时，他却连踪迹也没有。罗汉到南京为营救狱中托派分子而奔走时， 就请中共驻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叶剑英帮忙寻找王文元。
叶对罗汉这个著名的托派分子仍以老友（大革命时期二人同受共产党派 遣，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做政治工作）热情相待，而且亲自陪着罗汉到南
京各处寻找王文元③。这对托洛茨基和李福仁所说的国共合作后，共产党将 要求杀死狱中的陈①②③参见《双山回忆录》第２２７、２２８页；罗汉：
《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
《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洛甫同志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报告之一 部》（１９３７年６月６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
第《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１３７页，档案出版社
１９３５年版。 独秀等托派分子的胡言妄断，是一个有力的批驳。
对整个托派组织是这样，对托派中的抗日派陈独秀等人，中共中央更寄 予希望。抗战爆发后，托派由于坚持打倒国民党政府的策略，破坏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破坏抗日战争，而被全国人民所唾弃，中共中央对陈独秀依然另 眼相看。
陈独秀出狱时，与托洛茨基的预见相反，中国共产党表示欢迎。１９３
７年１１月２０日出版的党中央理论刊物《解放》，还发表“时评”——《陈 独秀先生到何处去》，以尊敬和期待的口吻说：“当陈独秀先生恢复了自由以
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地检讨自己的 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
“时评”还把他与其他托派加以区别：“陈先生出狱后，在武汉的第一次 讲演中说到‘？？这次抗战是一个革命的战争，全体民众应当帮助政府，世
界也应当帮助中国？？。’这与中国的托洛茨基派的主张已大有差别。托派 在目前抗战中主张打倒南京政府，狂吠‘左的’民族失败主义，这完全是汉
奸理论，完全做着日贼的别动队的作用”。周恩来在进行这种区别的同时， 还对罗汉说：“所谓中国托派，事实上亦很复杂，？？我可以大约将其分为
四派：一派是赞成抗日的，你和独秀属之？？。”并表示：“以后对陈独秀这 一派的人，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不用。”①陈独秀出狱后，亲自到南京
八路军办事处，向叶剑英、博古表示，赞成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接着，罗汉①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口正报》１９３８年４
月２４、２５日。
到商京与八办联络营救狱中托派分子时，未与陈独秀商量（因当时陈已 离开南京去武汉），就重提“一二八”时他与陈独秀等人提出的与中共“合
作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