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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２４、２５日。
到商京与八办联络营救狱中托派分子时，未与陈独秀商量（因当时陈已 离开南京去武汉），就重提“一二八”时他与陈独秀等人提出的与中共“合
作抗日”的建议。叶剑英和博古自然表示欢迎，但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央。 叶即一面电告中央，一面嘱罗汉亲自到延安走一趟，并给罗开了介绍信和旅
费。罗汉先到西安，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接待，并电询延安中 央的决定。相谈中，林伯渠和王若飞这两位大革命时期的老同志，对陈独秀
十分怀念。林说：“陈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的历史上，有比 别人不同的地位，倘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
都是极需要的。”王若飞“自信与独秀共事较久，深悉其倔强个性，但中央 看重组织问题，亦系党内自来之原则，第三国际的支部，决不容许第四国际
或第四国际有关系的份子搀入，这乃是自然的事实，所以他极端希望独秀等 几位老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气魄，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过去一切的是是非
非都无须再费笔墨唇舌去争辩。”①因山洪毁路，罗汉被阻西安，延安未能 去成，但是党中央认真研究了南京和西安发来的讯息。毛泽东同情罗汉的活
动，觉得中国的托派不能与苏联的托派相提并论，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 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现在我们是团结一切力量抗日，
陡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①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
尝不可一起抗日。”①当时的党中央书记张闻天也是如此主张。于是党 中央就向陈独秀提出了合作抗日的三项条件：“（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
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 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
示这种拥护的诚意。”②张国焘在解释这些条件时还说：“托派中愿意恢复中 共党籍者，须公开脱离托派并承认已经参加托派的错误；不愿恢复中共党籍
者，可以与中共在党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战政策。中共中央也不再对抗日 的托派人物采取敌视态度。”③这个精神与中共中央１９３６年４月２５日
的宣言是一致的。党中央的“三条”由毛泽东和张闻天签署，直发罗汉。 在当时“托派即汉奸”的气氛中，这“三个条件”应该说并不过份；从
陈独秀今后活动方便考虑，也是必要的。但罗汉认为是“招降”，表示不能
代陈独秀接受，可代为转达。 陈独秀是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但对于与党“合作”或“回
到党内”，并没有考虑。他对于罗汉的活动，初不知晓；知晓后，既不“予 以鼓励”，也不表示反对④，以待尘埃落定后表示进退，掌握主动。博古恐
怕“三条件”会①②③④《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０页。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３３１页。 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给《新华日报》的信，《新华日报》，１９３８年
３月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３３１页。张回忆说罗汉到了延安，与史实 不符；但他所述延安研究陈独秀问题的情况，与其他史料对照，有参考价值。
引起独秀反感，嘱罗汉“不妨口头传达”。果不出所料，一向刚愎自用 不知“认错”为何物的陈独秀，在武汉得知中央条件后，十分不满，说：“我
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①“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无过还在未定之 天，不写，有什么过可悔。”②对于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更认为是“画蛇添
足”。于是他写了一封回信和七条“抗战纲领”交罗汉回南京给叶剑英和博 古，作为他的答复。博古认为陈的抗战纲领与中共中央所决定的路线，“并
无不合”，待周恩来、董必武到武汉再与陈独秀“交换意见”③。 罗汉的活动，也触动了彭述之为首的托派临委的神经。他们郑重其事地
在罗汉由西安返回上海时，于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日，发表了一个“紧要声 明”，先对中共进行了一番攻击：“现在中国史大林党所执行的‘联合路线’
政策，其本质就是阶级合作，其作用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制动机。因此史大林 党本身已成了中国革命的巨大障碍物。”扬言“今后匪特无与史大林党政治
妥协之可能，相反，不根本粉碎它的革命制动机作用，则中国无产阶级与民 族彻底解放斗争，绝不会胜利。”
明明自己是中国革命的“制动机”和“障碍物”，却要加诸于他人，这
种贼喊捉贼的嘴脸，实在令人作呕。声明接着说：“近有罗汉其人，以含糊 的‘托派’名义，在南京，在西安，向史大林党上层分子接洽所谓抗日合作。
按罗汉从前虽曾与①②③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三）。 高语罕：《陈独秀入川后》，南京《新民报》晚刊，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
３日。 左派反对派（本同盟的前身）有组织关系，但五年以前早已脱离；既非
本同盟的一员，自无代表之向史大林党接洽合作的资格，其行动亦与本同盟 毫无关系。至于其接洽内容之违背本同盟上述一贯主张，当然无加驳斥之必
要。恐外界误会，特此声明。”不仅如此，声明也向陈独秀暗示：“以前或今 后，如有与此类似的任何个人行动，皆与本同盟全体无关，合并声明。”①
罗汉当天就给彭述之一个绝妙的回答：“弟自仲甫同志与兄（指彭述之—— 引者）等被叛徒背卖，遭受缧绁之厄后，对于一些言论似左行为可疑的同伴
就存戒心，一直警戒到他们陆续叛变出去，还未完全弛懈，因此五年以来自 己事实上与组织脱离关系，且亦不悉组织之如何组织也。此次赴京，纯本朋
友之谊面图援助几位贞坚卓绝的革命老战士出狱，而西安之行亦为此而抗辩 一串无稽之谣诬，并申述吾侪老友，最早即主张发动全国武装抗日之事实，
尚有‘一二八’一役时三人签名所提出之合作纲领可为考证。日昨在兄寓所， 晤赵济、独清二位，说彭兄代表现在组织，因洛甫、泽东为商讨联合抗日问
题致弟私电开列三条事件，决定弟写一申明文献刊布，以免世人误会上述弟 一己经历之事件，与现在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有缠夹不清之观测。弟亦因与此
一崭新组织陌生到不曾知悉其何时成立。以故如此一节申明，亦惟有烦兄设
①《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紧要声明》，《斗争》第２卷第９期，１９３７年１０ 月２日出版。
法转达也。”①罗汉的信不仅说明了他的活动与托派组织无关，而且表 示了对其的蔑视，不知其为“何物”。
陈独秀也对托派的声明嗤之以鼻。他在１１月２１日给陈其昌等的信中 说：“罗汉为人固然有点糊涂，你们对他大肆攻击，便比他更糊涂万倍。你
们乱骂史（指中共——引者）国（指国民党——引者），尤其是骂史，虽然 不是原则上的错误，政策上则是非常的错误。如此错误下去，不知将来会走
向何处去！”接着，他表明了与党“合作”问题的态度：“我对于史合作，在 原则上是可以的，可是现在谈不上；合作必须双方都有点东西，而且是在同
工作的对象不得不互相接触时，此时并没有这样的条件。‘合作’自然是胡 说，罗兄向我也未言及此，你们又何必神经过敏呢？至于互相造谣臭骂，自
然都是混蛋，都为教派所限，不曾看见共同的敌人。”
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陈独秀这里透露了他当初对罗汉的活动 不表示可否的原因。与中共合作，“在原则上是可以的”，不妨试一试；结果，
条件太高，所以“现在谈不上”。他有点自知之明，觉得托派的力量太小， 没有什么“东西”。其实，他一不愿承认加入托派的错误，二不愿发表公开
脱离托派的声明，而所以这样，根本的原因是，他仍坚持托派的基本立场—
—城市国民会议运动为中心的路线，反对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路 线。具体说，在中国社会性质、共产党性质和革命道路上，与中共中央存在
着原则的分歧：①罗汉给述之的信（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日），手稿。
（一）他仍然反对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
断，认为中国“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居领导地位”，“没有什么一半一半”①。 他的逻辑是：只有说中国是“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或“中国已经不是一
个封建残余的旧国家，而企图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新兴国”，才能解说中日 战争的起因及抗战的胜利；“如果中国的社会真如共产党所说，还是封建或
半封建，则对于日本资本主义之发展，还没有势不两立的致命冲突，对日抗 战匪独不必要，而且不可能。
以封建半封建的农业国之生产力与武力，绝对没有能力对工业国战争， 尤其不堪比较长期的战争。”②按照这个逻辑，世界上一切反帝国主义侵略
的民族解放战争都是不该进行的，更谈不上胜利了。
（二）他仍然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说“中共人数远远超 过我们，然亦只是些知识分子和没有一点工人基础的武装队”。所以，他主
张让托派来做“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③。
（三）他反对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说：“有些人们虽然 口中也曾说说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实际上并没有认真的了解
和正确的把握住这一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时代性，？？所以才有拿农村苏维埃 抵制国民会①②③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１９３９年１月）。
陈独秀《我们为什么而战》，《告日本社会主义者》（单行本），亚东图书 馆行，１９３８年版。
《资本主义在中国》，载《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１集，亚东图书馆 发行。
议运动的荒谬政策，所以才有超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幻 想，所以才闹出‘山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笑话，所以才有依靠农村攻取城市
的错误路线，？？这一大串头脚颠倒乱杂无章的政策，都由于未能了解并把 握这一时代性，遂至忽左忽右的乱跳，而进退失据。”并扬言：“必须把所谓
‘山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昏乱思想从根铲除，因为近代的一切大运动都必然 是城市领导农村。”①（四）他反对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抗日游击战争的方 针。
他说：“抗战一年了，农民仍旧是隔岸观火”；如果“跟着以最前进政党 自命的蠢材，大反其‘唯武器论’，和大唱其‘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的歌，大吹其‘大刀旋舞起来，“皇军”便要发抖的法螺’；？？中国永远还 是农民无知、商人无耻、士大夫无知而又无耻的中国。”②他甚至说：“我们
不能相信在新式兵器的现代，在今日的中国，现政府如果失败，别的党能够 支持一省或数省政权继续抗战。”③这种“唯武器论”与他的“城市中心”
观点相结合，使他得出一种荒谬的结论：“幻想专靠游击队来保护国家，便 是天大的错误。就是正规军的游击战术即运动战，亦不可滥用。？？过去的
所谓‘红军’及山上的‘苏维埃政府’为什么到处失败，也正因为在军器上， 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农村和小城市都不能够独立存在。在此次抗战中，如
果我们执迷不悟，过份的估计游①②③《抗战一年》，《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 第６集。
《民族野心》，《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６集。
《“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政论》第１卷第１１期。 击队和游击战术，无意识的帮助敌人更容易的占据了我们全国的大城市
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
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①在这里，可
以看到，在“红军”问题上，比他当年的托派观点走得更远了。 陈独秀上述一系列谬论，恰恰暴露了他自己是一个最没出息的教条主义
者。毛泽东的伟大，正是在中国共产党被迫下乡上山的环境中，吸取历史上 农民起义军因为没有无产阶级先进思想的指导，及建设不起无产阶级政党而
失败的教训，十分注意在农民小资产阶级包围的汪洋大海中，在长期艰苦的 农村武装斗争中，建设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党，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
克思主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说得好：“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 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
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