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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说得好：“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 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
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 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毛泽东同志对
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 的一套。？？并且用这个学说来教育我们全党、全军和人民，使我们建立了
这么一个好的党，所以才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②根据毛 泽东的建党学说，能不能建设一个真正无产阶级性质的好党，关键不在于是
城市或农村的环境，以及党员①②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第４１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
３年版。
《论游击队》，《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６集。 中工人成分有多少（这些无疑是重要条件，但不是决定条件），而在于
能否用无产阶级思想经常不断地克服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 另外，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把游击战提到战略高度，广泛开辟敌后农村
根据地，包围占据城市的敌人，以最后夺取城市，夺取抗战的胜利，是农村 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具体运用。这在世界军事史上也
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但它处在一个进步的时代， 却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这样，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发生了，于
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这就必然要求把游击 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这个颇为新鲜的游击战争，当然陈
独秀是不懂得的。毛泽东在论述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时说， 游击战仅仅次于运动战，因为没有游击战的辅助，也就不能战胜敌人。并说
它的战略作用有两方面：“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成正规战。至 于就游击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持久的意义说来，它的战略
地位是更加不能轻视的了。”从抗日战争三个战略阶段中游击战的作用来看，
“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 空前伟大的一幕。”所以，“八路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
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反对这个方针的人们的观 点是不正确的。”①①《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４６６、４６７页。
至于在，“敌据城市我据乡村”的条件下，“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的 问题，毛泽东在１９３８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作的《论新阶段》报
告中，有精辟的论述。他在分析了我国三个特殊条件——半殖民地的条件、 大国的条件、今日的条件（“今天主要的是中国进步了，有了新的政党、军
队与人民，这是胜敌的基本力量”）之后指出：“在今天的半殖民地大国如中 国，存在着许多优良条件，利于我们组织坚持的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
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 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
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毫无疑义，乡村反对城市就在今天的中国也是困 难的，因为城市总是集中的，乡村总是分散的，敌人占领我主要的大城市与
交通线之后，我之行政区与作战阵地就在地域上被分割，给了我们以很多困 难，这就规定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然而我们必须说，乡村能够战
胜城市，因为有上述三位一体的条件。”①陈独秀因为立足于城市为中心， 所以城市一丢，即为“亡国”；毛泽东立足于农村为中心，所以，即使有困
难，我们必胜。这就是二者的根本区别。
坚持城市中心，瞧不起游击队，把毛泽东思想讥为“山上马克思主义”， 这也是当时王明的观点，在这些基本点上，陈独秀与王明是一门之徒。
凡此种种，表明了陈独秀当时与中共中央的分歧，是十①《中共党史参 考资料》第８集，第１７８页。
分深刻，十分尖锐的。因此，有人把陈独秀向南京“八办”表示赞成共 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罗汉接洽陈独秀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之事，视
为陈独秀“要求回到党内”，不能不说是一种误解。
但是，这丝毫也没有低估陈在抗战问题上“转变”的进步意义，以及中 共中央把他当作抗战合作对象方针的正确性。
因此，当时的确出现了自１９２９年决裂以来的和解气氛。可惜，这种 气氛，很快被王明、康生的错误行为一扫而空。
蒙受“汉奸”冤屈与党彻底破裂副团长康生，拿着尚方宝剑，从莫斯科 飞到延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乘当时苏联审判
布哈林、托洛茨基等“右派与托派同盟”的狂风，坚决反对中央在“三条件” 下团结陈独秀等人抗日的方针。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声色俱厉地表示，我们
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 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
可以与蒋介石及其下属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并诬指
“陈独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有人当场指出：“陈独秀与托洛 茨基究竟有所不同；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王明却坚持说斯大
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陈独秀即使 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①。在这里，他进一步发挥了１９３
２年１月《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这个“左倾”路线代表 作中说的，与反动派比较，托陈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的观点，并且为了“以
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个敌人，可以不择手段。康生立即紧跟，发表了一篇 长文——《铲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信口雌黄地说：“一九
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 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由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
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 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
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 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
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 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
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的这种诬陷是耸人听闻的。当时舆论大哗，要求康 生拿出证据来，但他始终拿不出来。几十年来，中外许多史学工作者进行了
种种考证和猜测，有的说因为陈独秀参加了亲日派周佛海组织的“低调俱乐
部，的活动；有的说是因为陈独秀出狱后接受周佛海、陶希圣主持的“艺①
《解放》周刊第２９、３０期，１９３８年２月。 文研究会”的生活费“补助”①。其实，这两件事都发生在１９３７年
陈独秀出狱以后，当时周佛海来拉拢他参加“低调俱乐部”，陈独秀始终“毫 无表示”；至于陈独秀从陶希圣手中要的钱，是他向陶主编的《政论》杂志
写稿支取的稿费。
康生说陈独秀与唐有壬谈判结果是陈执行托洛茨基的指示：“不阻碍日 本侵略中国”。
可是，托洛茨基的这个指示，康生在文章中说是１９３５年１２月，托 洛茨基给他的“平行总部”的一封信中说的。从时间上来说，托洛茨基１９
３５年１２月给他的俄国信徒的指示，怎么能在１９３１年，就被陈独秀们 执行了呢！？真是荒唐到了极点。再说，如果陈独秀确如康生所说那样的“日
特汉奸”，不用说在１９３８年要逮捕处决，就是在“九一八”时，也难逃 法网。可是有讽刺意味的是，１９３２年陈被捕却不是“日特汉奸”罪，而
是“抗日罪”，“妄诋政府不抵抗”。
关于陈独秀每月接受日本“三百元的津贴”的说法，也是天方夜谈，不 可置信。在康生发表这篇文章前不久，王明也在《解放》（第２６期）上发
表了一篇题为《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的文章，其中 说到：“托洛茨基匪徒分子——最无耻的民族叛徒黄平、张慕陶、徐维烈（实
际上黄平、张慕陶①、徐维烈既不是托派，也不是汉奸——引者）等，每月 从日寇的华北特务机关部，领取五万元的津贴。”收买一般分子每月花５万
元，而收买他们的“匪首”却只要３００元，这也是十分荒唐的事，它不过 是康生、王明的①吴相湘：《陶希圣岁寒松柏》，《民国百人传》第２８４页。
蓄意捏造。事实上，陈独秀在狱中和出狱后，虽然贫病交加，但有好几 个在国民党内做官的学生送钱物给他，他一般都是不收的；就是收下一些，
也都拿来接济别人。所以，陈独秀一直以清高廉洁著称，在社会上享有很高 的声望，是不可能以每月３００元的“津贴”就出卖自己的灵魂的。可见，
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是“汉奸”的根据，完全是用捕风捉影、移花接木、 无中生有的手法捏造出来的。①王明、康生如此明目张胆的捏造罪名，造成
极为严重的后果。当时的形势是日寇疯狂进攻，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 继陷落，矛头直指武汉。全国人民在民族危亡面前，正同仇敌忾，团结自救。
同时，国民党的腐败日益暴露，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得人心。 但是，由于王明、康生在共产党的刊物上肆意造谣，硬要把陈独秀这个刚从
国民①张慕陶在１９３３年参加冯玉祥、吉鸿昌察北抗日同盟军的领导，并 主持该军中共地下党的工作，因执行“左”倾中共中央要其把同盟军变成公
开的“红军”，拉到山东打游击的指示未成，在同盟军失败后，被开除出党。 然后，他与托派分子杜畏之一起，在天津、北平、太原一带，联络地方
上的上层实力派进行反蒋抗日活动，但从未在组织上加入托派。托派中央曾 严厉批评杜畏之联络军阀上层的活动；并声明杜的活动与托派无关；张慕陶
更不屑他们一顾。后来张得到阎锡山的重用，成为阎的高级慕僚。薄一波等 到阎部进行统战工作时，曾争取张慕陶回到党内，他拒绝，并帮助阎进行反
蒋反共工作。西安事变时，他主张杀蒋。所以，在抗战初期，王明、康生利 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宣传工具，掀起巨大的宣传批判运动，并促使南京政府
以“托派汉奸”罪，逮捕枪毙了张慕陶。实际上张慕陶不是死于托派，而是
死于“反蒋”，成为蒋阎矛盾的牺牲品。 陈独秀因在出狱后未继续，进行反蒋活动，所以王明、康生之谋未遂。
党监狱中出来并积极主张抗日、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打成“日特汉奸”，
使广大有正义感的人们十分费解和不满，从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执行的统一 战线政策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并为那些热心反共的人们提供了口实，致使共
产党的威信蒙受严重的损失。康生的文章更成为众矢之的。从１９３８年３ 月星拱（武汉大学校长）、周佛海（国防参议会参议员，江苏省教育厅长）、
傅汝霖、梁寒操（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高一涵（国民党中央监察 委员会委员）、张西曼（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陶希圣（国防参议会议员）、
林庚白（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九人联名发表的公开信，指责说：“近来迭 见共产党出版之《群众》、《解放》等刊物及《新华日报》，竟以全国一致抗
日立场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曾经接受日本津贴而执行间谍工作，此 事殊出乎情理之外。独秀先生平生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
言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 意加诸异已，此风断不可长。鄙人等现居武汉，与独秀先生时有往还，见闻
亲切，对于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为此代为表 白。凡独秀先生海内外之知友及全国公正人士，谅有同感也。”
时值王明任中共长江局书记，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 也在王明的领导之下①，写了几篇“短评”。但①潘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