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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曾为陈独秀去美国而奔走，胡适联系了一家图书公司，这家公司请陈去 美国写自传，陈表示不去。
陈独秀致陈钟凡的信，转自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 密监视，他也不愿考虑，理由是“我们拥护与参加抗战，就无论如何得
留在抗战地区，利用人家不得不给我们的合法身份来作公开批评；一去香港 便自动放弃这个身份了”。①何之瑜陪徐特立到武汉调解所谓“日特汉奸”
事件以后，他曾答应何的邀请，打算去长沙岳麓山下专心著述文字学，但是 后来又改变主意，说“湖南非乐土，城市将难免为战区，乡间亦不无土匪侵
害，故决计入川也”②。他所以选择入川，看来是想在抗战中有所作为。他 在不得不送王文元回上海时，还与王约定：至多半年后，再到“大后方”相
聚，“一起打开更有效的工作出路”③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１日，陈独秀给何 之瑜信中说：“弟一星期后，当可动身入川（罗汉、季严亦劝我往）？？”
但是由于发生了“日特汉奸”事件，他被迫耽下来打了一场笔墨官司。６月
１６日，他准备乘当时在国民党中做事的包惠僧为他安排的差船离汉时，阔 别三十年的大姐，携家逃难，突然到了汉口。姐弟患难相逢，悲欢交集。他
对包惠僧说：“老姐姐来了，我怎能撇开他们，自己先行！”④这样，一直拖 到７月初，才搭上“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个银行包的专轮入 川。
离开了组织的陈独秀，许多事情都要靠朋友帮忙。他入川之意决定后， 曾在一次宴会上征询民主人士章伯钧的意见，①②③④陈独秀致陈松年的信
（１９３８年６月１４日）及陈松年的说明。
《双山回忆录》，第２４６页。。 陈独秀致贺松生（即何之瑜）的信（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１日；７月８日）。
《托洛茨基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７４页的王文元译注。 章当即问在场的重庆《新蜀报》主编周钦岳：“仲甫入川怎么样？”周
表示欢迎。不过在背后，他又根据共产党的意见，希望陈入川后，“千万不 要活动，更不要发表什么政治性的东西，那么住和其他生活方面的问题，我
都可以负责。”①可是，陈独秀总要顽强地表现自己。一到重庆他就又是演 说——《资本主义在中国》，又是发表文章——《论游击队》等，常常文中
带钩影射中共，使朋友十分为难。 时安排在“上石板街十五号川源公司”楼上②，这里是禁烟委员会主任
李仲公的办事处。陈住下后，他在《新民报》、《新蜀报》的朋友张恨水、张 慧剑、周钦岳便为他设宴洗尘。可是，由于政治的和物质的条件不容许，加
上他的高血压病日益加重，重庆天气太闷，对病不利，又寻找不到合适的地 方居住，所以他在重庆只住了一个月，就在江津国立九中校长邓季宣和皖籍
名医邓仲纯（二人都是陈早年的同学和朋友）帮助下，于８月３日移居距离 重庆上游水程１８０里的江津县城③。高语罕说他本不愿离开重庆，因他关
心政局，江津太闭塞。但“政治的和物质的条件不容许，他只好退居人事比 较闲适生活比较便宜的江津去做寓公”④。有一次他题李白的诗赠友自嘲曰：
问君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①②③④淮南病叟（高语罕）：
《陈独秀入川后》，南京《新民报》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９日。 陈独秀致陈松年的信（１９３８年８月９日）。 陈独秀致贺松生的信（１９３８年７月８日）。
《周钦岳谈陈独秀》。 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①江津当时约有８０万人口，是东川一个大
县份，地势比重庆平坦。安徽国立第二中学经教育部批准立案后，改名“江 津九中”，迁到此县，收容前方疏散到重庆的安徽教职员学生。当时这样的
人员及其家属不下数千人，先后自各方迁来江津。陈独秀也因这种非亲即友 的关系，带着潘兰珍和老母亲（继母谢氏）来到江津。初到江津，陈的境遇
十分狼狈，如他给陈松年的信中所说：“不但用具全无，屋也没有了。”这是 指原来说好，到江津住好友邓仲纯（又名邓初）之宅，但因对邓妻的工作没
有做周全，人来了，她竟“闭门谢客”。陈独秀懊丧地说：“倘非携带行李多 件，次日即再回重庆矣。”幸蒙同乡旧交方孝远先生的招待，才在小客栈暂
栖下来；７日，又得东门郭家公馆房东同情，挪出楼房一间，住了进去，“聊 以安身”。陈独秀叹曰：“出门之难如此。”②几个月后，因邓仲纯再次热忱
邀请，以及资助邓开设“延年医院”的江津望族邓蟾秋、邓燮康叔侄的照顾，
又勉强住进“延年医院”后院——黄荆街八十三号，与邓仲纯夫妇同住一宅。 在这里。
陈独秀十分敬爱的母亲谢氏去世，使他十分悲痛。在给友人信中，他说：
“弟遭丧以后，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于半聋，已五十日， 未见减轻，倘长久如此，则百事俱废矣。”以反封建著称的他，表示要遵守
“丧制”，以尽孝道：“先母抚我之恩等于生母，心丧何止①②陈独秀致陈松 年的信（１９３８年８月９日）。
秦园：《陈独秀江津题诗》，南京《新民报》（晚刊），１９４７年８月３ 日。
三年，形式丧制，弟固主短丧，免废人事，然酒食酬应以及为人作文作 书，必待百日以后。”①此后不久，因潘兰珍与邓妻不睦等原因，陈独秀又
通过他北大时的学生江津县县长黄鹏基的安排，住到江津大西门外江津一中 校长施明璋家“施家大院”——“延陵别墅”。
月余，因江津中学教员杨宾淑要求陈独秀帮助整理其祖父杨鲁承的遗 著，陈才最后定居到距城约２０里的鹤山坪石墙院的杨鲁承旧居“杨氏山 庄”，直到去世。
尽管陈独秀离开了“延年医院”后院，但他与邓仲纯一直保持着深厚的 情谊，陈还两次去邓寓住过一个短时期：一次是１９４０年２月，从重庆治
病回来，住了约３个月②；一次是这年１２月，因“乡下天寒，盗风又大炽”
③。这是指他是年之物篆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及尚未出版的一部分文 字学著作的草稿失窃，使他十分痛心④。后来，失窃衣物虽大半追回，唯这
两件心爱文物“去如黄鹤”。另外，在鹤山坪居住期间，由于病痛不断，邓 仲纯每隔二三天从城里到乡下来，为他免费诊疗一次；加上乡下通讯不便，
所以，他的通讯地址一直是邓寓。这就是我们发现一九三九年以后，大多数 陈独秀的书信都发自黄荆街八十三号的原因。至友邓仲纯似乎成①②③④陈
独秀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４０年８月３日）。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１３日）。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４０年２月２１日）。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３９年５月５日）。
了他的保健医生和义务通讯员。 世，又使他怀念伤感不已。他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一文中称：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 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
任的人。”①在给友人信中，他又说：“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 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天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②大姐死在江津上
游４０里的油溪镇，享年６９岁。陈在《挽大姐》一诗中说他们兄弟姐妹四 人，自己最小。长兄、二姐早逝，“大姐今又亡，微身且苟延”。今年春天，
大姐病倒，陈去看望过她，分别时，“姐意愿谐往，临行复迟疑。送我西廓 外，木立无言辞。依依不忍去，怅怅若有思。骨肉生死别，即此俄顷时。当
时未警觉，至今苦追忆”。缠绵悱恻，感人至深。
重感情，重友谊，这是陈独秀品性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一般人往往只看 到他固执己见，疾恶如仇，“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③，然而
却忽略他重感情，重友谊的一面。这一点，晚年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实他早 年与苏曼殊等人的友情，也是十分深沉的。但晚年他对于亲友的感情，往往
带有伤感和消极的因素。“穷而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一生清贫，没有压倒 陈独秀，但对母亲，对大姐，对蔡元培等亲友去世①②③王森然：《近代二
十家评传》，第２２１页。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４０年４月７日）。 重庆《中央日报》（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４日）。 的悲痛情绪，却使他受到极大的刺激。早在１９３７年听到被称为“中
国托派中最杰出的女革命者——黎彩莲”逝世消息时，他就开始承认自己
“老”了。他在给赵济的信中说：“彩莲的死使我很悲伤。一生中我遭遇到 这样的事已不算少；可是我从来不曾如此难受过，也许是我老了？？。”①
现在，更亲爱的亲友迭亡，更使他沉缅于无限的悲痛和一个又一个沉重的精 神打击之中，不能自拔。俗话说：“儿女情长，英雄气短。”
一种万念俱灰的因素悄悄进入他的头脑中，过去常挂在嘴上勉励别人和 自勉的一句口头禅——“不进则退”的话，不讲了；事业上，一往无前的奋
斗精神也消失了。这从他晚年所写的诗中也有表现：１９４１年７月，他在 听说友人周光午、何之瑜、台静农、魏建功等于屈原祭日聚饮大醉之事后，
作一诗赠魏建功曰：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②诗中悲愤自己像 屈原那样，纵然有忧国忧民之心和美好远大的政治抱负，亦为此而奋斗了一
辈子，却不断地受挫，失败，甚至多次被捕坐牢，放逐天涯；若是如此屈死 异乡，倒不如像西晋皖人“竹林七贤”之一刘伶那样，醉生梦死在故乡。
所有这些，给他晚年思想的急剧滑坡和对中国世界前途的悲观预测，打 上了深深的烙印。①②手稿影印件。
《双山回忆录》，第２７７页。 最后论文书信抛弃一切主义陈独秀入川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又发
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在国内，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国民党军队大溃败。 蒋介石也逃到四川，把重庆定为“陪都”，凭借巴蜀天险，守着一点残山贝
卷水，执行起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路线，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加剧了民族 危机。国际上，苏联为粉碎帝国主义制造的东、西方“慕尼黑阴谋”，在１
９３９年８月和加强边防，又爆发了苏芬战争；１９４０年９月，德日意结 成军事同盟；１９４１年６月，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１２月，日本偷袭美
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在这种形势下，上海托派临委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８日发表了《为武 汉广州失陷告全国民众书》，批判国民党１９２７年背叛革命后的种种罪恶，
现在又“借‘应战’以达到它与帝国主义妥协的目的”；攻击中共葬送了大 革命，随即又以盲动主义在乡村建立“苏维埃”，组织“红军”进行夺取政
权的斗争，失败后又“奴颜婢膝地向国民党投降”，放弃阶级斗争，加深民 众对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的幻想，“帮助了国民党政府欺骗政策的顺利进行”；
还胡说抗战失败，断送了大半个中国是国共两党的“反动政策之分工合作（所 谓国共合作）所造成的后果”；要求民众“重新认识国民党之一贯的妥协反
动政策，尤其要立刻脱离史大林党的恶毒欺骗”，“立刻召集普选全权的紧急 国民会议，以代替国民党的军事独裁领导抗战”。这种“极左派”的丑恶嘴
脸被陈独秀致托洛茨基的信痛斥之后，他们又在１９３９年１月２０日《给 中国国民党五中全会的一封公开信》中，企图修补一下自己的形象，建议：
“（一）政府立即开放民众运动，给全国各党派各民众组织以完全公开宣传 鼓动的自由（无条件的，不以三民主义为规范的）；（二）在上述的条件之下，
我们准备和你们，和一切工会、一切抗日团体，及共产党以至其他党派共同 合作发动民众，武装民众，组织民众，总而言之，在一切抗日群众活动及军
事活动中，我们一致行动。”国民党当然不会采纳他们的这些“建议”。
陈独秀在四川密切注视着国内外政局的发展和上海托派的动向，继续不 断地写文章和书信发表自己的政见，批评托派临委的荒谬主张。他的意见，
就是后来被何之瑜收集在《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中的“最后见解”， 主要集中在民主与专政、战争与革命，以及与此两个问题相关联的中国与世
界前途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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