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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路朋友皆派用场
战国时的四在公子，广结天下豪杰之士，即使是鸡鸣狗盗之徒也决不捐弃，一样的敞开大门，这样才使得他们麾下门客众多，各具异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和伸在这一点上，也颇有古风，为了能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畅通无阻，左右逢源，和伸从不在乎自己朝廷大员的身份，广泛交友，与各界人士都有着深厚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他以后的人生历程中被证明大大的有益，为他带来了各种便利。
和伸的家奴，除了刘全是与他们兄弟从小在一起生活，关系紧密之外，其他的大多是和伸后来发迹之后，招来的家丁，这些家丁出身复杂，有多少原本是市井流氓，跟随和伸之后，仗着和伸的权势，更加胡作非为，曾经有监察御史谢振定怒烧和伸之车的故事流传下来，谢振定，字一斋，湖南湘乡人，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的进士，他为人刚直不阿，早就不满和伸的横行不法，他在担任京师巡视东城御史时，一天正同手下的官兵在街上巡视，忽然看见一辆建造，规格远远超出许可的马车疾驰而来，他马上下令命人将车上的人带来，来人来到谢振定面前，不但不认错，反而破口大骂，呵斥谢振定，旁边的护卫，告诉他，这个人是和伸的手下，他的姐姐还是和伸的一名爱妾，平日横行惯了，劝谢振定还是不要招惹他为好。谢振定听了这些话，更加痛恨，立刻命人将和伸的手下绑了，痛打一顿，而且还把他乘坐的逾制车辆一把烧了，围观的百姓连声喝采，谢振定从此留一了“烧车御史”的美名，和伸的手下大多都是这样，蛮横无礼，视律法如同儿戏，和伸用他们用的也就是他们的野蛮强暴，每年收获的季节，和府的家丁就带着众打手和一本本的帐目到属于他的田庄中收取远远超出普通地租的一倍有余的租税，租种土地的佃户稍有不满，他们就会大打出手，行同强盗，和伸经营的当铺，高利贷等营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靠了这些人才能够万元一失，日进斗金的。
中国传统社会中，向来有所谓的“大、农、工、商”，把社会分为尊卑不同的四个等级，商人一直没有多少社会地位，即使是一个一文不名的读书人，在腰缠万贯的商人面前也丝毫不会觉得气短，古语又有：“学而优则仕”，官员被认为是“士”阶层中的精英，更是不屑于与商人为伍，虽然，到了乾隆朝，中国社会中的商品经济有限很大发展，可在官员心中传统的价值判断还是没有改变，很少有官员愿意结交商人，和伸却不管这些，他看中的是拉拢商人的好处，最直接的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到了清朝，社会中的商人尤其是江南一带的富商有的早已是富可敌国，而政府对商业的发展还是采取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加以限制，商人们却愿意结识朝中大官，不惜用大笔钱财换财交易中的种种便利，和伸曾主管户部，近水楼台先得月，他手中的职权与商人们结合在一起，倾刻间就可以化作源源不断涌入的金银，仅这一点，和伸就从他的商人朋友们那里获利良多了。另外，乾隆帝每次出巡，修建宫室，奢侈铺张的行为和伸为了不动用国库的银两，总是号召各地官员，富商积极捐献，这时，结交商人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和伸一声号令，富商们就会纷纷解囊相助，为和伸在乾隆面前赢得了无数恩宠，乾隆皇帝后期第五、第六次南巡，和伸就是把出行的花费，修建行宫，疏通河道，迎驾接待等大小一应事务全部交给江南一带的富商筹措资金，才能既不动用内务府的一分一毫银两，又让乾隆玩的心满意足，尽兴而归的，有些富商也因为讨好和伸，得以入朝为官，扬州的大盐商伍如龙，就是一个例子，他在乾隆第五次巡牵江南的时候，寻找机会接近和伸，不惜血本一次就经和伸送去了二十万两白银，谋得两淮盐政的肥缺，摇身一变，成了朝廷命官，为官过程又甘心充当和伸的党羽，为和伸作了很多别人无能为力的事，和伸自己还经营着各种店铺包括当时几乎所有可以赚钱的行业，这些经营也离不开各地商人的协助，单凭和伸一已之力，是无论如何难以维持的。
和伸自从把学富五车的吴省钦、吴省兰兄弟收到麾下后，就如虎添翼，他们兄弟为和伸出了不少奸诈的主意，吴省钦出任直隶学政，主管乡试期间，营私舞弊按考生进献的银两的数目排列名次，做的过于明目张胆，被李调元抓住了把柄，要向皇上弹劾他，李调元，字羹堂，号雨村，锦州人，乾隆朝进士，曾任考功员外郎，授广东学政，此人是乾隆一朝有名的才子，为人正直，是一位骨梗之士，他得知了乡试的内幕之后，就撰写了一份奏折，向皇上揭发吴省钦，孰料，奏折先落入了和伸手中，和伸也不禁也有些担忧，因为吴省钦出任学政是他一手保荐的，吴省钦若是出了差错，他也逃脱不了干系，和伸急招吴省钦前来，商议对策，吴省钦想出了一条毒计要治李调元于死地，和伸见他设计的天衣无缝，万无一失，也就放下心来，叫他放手去干了。
吴省钦设下了一个圈，抓住了京城钱库守护头目的把柄，要挟他们去偷库银，两个小头目陷入了别人手中，无可奈何，只好趁夜在守库兵士的饭盒中下了蒙汉药，将他们麻醉，潜入钱库，胡乱窃出了一包金银，交给吴省钦，吴省钦又派出心腹手下，将装有库银的包裹趁李调元家人不备丢入他的花园中，隐匿起来，这些准确都做好后，他便告知告府，说钱库被盗，有人发现，李家家人由钱库旁经过，鬼鬼祟祟，形迹可疑。知府带兵到李府中查抄，轻而易举的就找到了隐匿的包裹，打开一看，果然是失窃的库银。知府当即喝令手下，兵丁不等李调元辩解，就把他捆绑起来押入大牢。和伸借机马上向乾隆上奏这件事，要求对李调元处以大辟之刑，置他于死地，乾隆素闻李调元才华盖世，有心袒护于他，免去他的死罪，改判为流放伊犁，可叹，堂堂才子，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被人陷害，落得家破人亡，这件事，由吴省钦一手策划、安排，和伸没有费一点心神，就除掉了敢于同自己做对的人，而且是如此干净利落，不能不承认是和伸的广泛交游为他带来的便益。
征服异已以狠为先
古往今来，凡要成就大事者，很重要的一点要办事果断决绝，不能有“妇人之仁”，像和伸这样的巨贪之人，作起事来更是心狠手辣，决不手软，尤其是对待那些敢于与他作对的人，常要置人于死地方才安心。
和伸当道时，常有人因为胆敢对和伸不敬落得失官弃职，家破人亡的下场，山东博山县知县武虚谷，即是一例，武虚谷又名武已，河南偃师人，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出任博山县知县，当时的和伸身兼步军统领一职，负责维护京师一带的社会治安，社会上一度盛传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率众起义的农民领袖王伦尚在人间，和伸便以搜捕王伦，以绝后患为借口，纵容后下兵士四处横行，骚扰百姓，不但在京师一带胡作非为，有时还跑到王伦的起兵地山东一带寻衅滋事，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的时候，刚刚出任县令的武虚谷就遇到了和伸派来搜捕叛匪的官兵，他们在乡间随意殴打百姓，掠取钱物，搞的民不聊生，武虚谷派人将他们拘捕到县衙，不料，这些人以官差自居，傲慢无礼，见了武虚谷也不下跪，向他暗示自己是和中堂的属下，谅他一个小小县令也不敢怎样，武虚谷义正严辞的说：朝廷派你们来是为了抓捕逆贼，却不是让你们来滋扰百姓的，你们到达我县，胡作非为，还有什么可说的，然后命众衙役将这群人痛打了一通，赶出博山县，和伸知道这件事对武虚谷怀恨在心，连这个小小的县令也不放过，没过多久就寻了一个借口，革去了他的官职人，把他发往东北为奴了。
和伸对待武虚谷这样一个小小的县令，根本没有放在心上，所以，对他的报复也不会处心积虑，赶尽杀绝，可他对待江南巡抚海成，则是无所不用其极了，海成身为江南巡抚，自恃官商，从没把和伸放在眼里，他到京城述职的时候，在军机处见到众位大臣，作揖打手，态度随和，唯独不理睬进入宫机处不久的和伸，而且言语间多有不敬，语中带刺的讥讽为了升官甘当佞臣，还故意让和伸听到，和伸正处于发迹之初，周围的人都对他有些瞧不起，海威的行为，正好击中了和伸的痛处，和伸暗下决心，一定不能放过他。
机会不久就来了，海成治下有一个名叫王锡侯的文人，屡次参加科举不中，眼见入仕无望，就放弃了做官的想法，安心呆在家中著书立说，他苦苦钻研十七年，著成了一部《字贯》自以为是一部较之《康熙字典》更为完备的字书，偏偏王锡侯得罪过同族的一个名叫王汝南的无赖，想借这本书报复于他，王汝南借《字贯》前言中说此书超出《康熙字典》之上的话，一口咬定王锡侯悖逆，诬蔑贬低圣祖康熙皇帝，一张状纸告到了县令那里，县令不敢独断，上报巡抚海成，后又上报给了乾隆皇帝，乾隆责令海威严查此案，海成细读了之后，认为这只不过文人之气，惯于夸大，并不是有心悖逆，算不得什么大案，仅革去了王锡侯的举人名份，并没有把他怎么样，乾隆看完海成的上奏，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不再追究了。如果，王锡侯所著的《字贯》后来没有落到和伸手中的话，这件事就会这么不了了之了。和伸在翻阅军机处卷宗时，看到了这一案件的始末，顿时喜笑颜开，找到了陷害海成的办法，他在《字贯》一书的“凡例”中发现，王锡侯竟然把圣祖世京等帝的库讳和乾隆皇帝的名讳都写了出来。同其他的字一样排列。这在封建社会中是绝对不允许的。中国的封建社会一直讲究“为尊者讳”，随着皇权的完善和加强，避讳的制度也越来越严密，不但皇帝的名字不许言说，书写，有时，就连音同字不同的字也不能用，到了清朝，因为满族人的名姓冗长，字数繁多，原本对避讳已经不太追究了。可是因为清朝以异族入主中原，在江南又遇到了文人的暂死抗争。对文人们的一举一动颇为反感，避讳之事又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一件大事，怕得就是父人对朝廷不敬，因此，和伸拿着《字贯》一书，禀明乾隆时，乾隆看到。自己同皇考的名字竟然一般无二的开列在书中。勃然大怒，要对王锡侯处以极刑，和伸眼看时机已到，对乾隆说：“王锡侯大逆不道，理应问斩，想那巡抚海成，对《字贯》中如此悖逆不道的地方，竟然视而不见，分明是有意袒护，无视朝廷，像这样的官员又怎能继续留任在朝中为官，如果不严加整治恐怕长久下去，官吏多会效仿，都对朝廷不敬了。大清的威严何在。”乾隆正在火冒三丈的时候，如何受得了和伸 的挑拔，顿时迁怒于海成，强下诏书，立即拘捕王锡侯，斩立决，全家抄没，妻儿流放官卖，江西巡抚海成，有意庇护，无视朝纲，拟斩侯，另有江西的藩台，臬台也昏聩不察，罪责难逃，革职为民永不述用，海成因为自己的言语不慎触怒了和伸这种险恶毒辣的小人，竟然惹来了杀身之祸。
类似的事情，和伸一生中不知干了多少，连朝鲜的使臣也有记载，据朝鲜李朝的史实中载：陕西一个书生，因对和伸贪赃枉法，结党营私的恶行多有耳闻，又亲见官场昏暗，民不疗生，不顾个人安危，直言为乾隆上书，向他说明和伸的种种恶行，上书虽然幸运的到了乾隆那里，乾隆却根本不理不采，对和伸依然是坚信不疑，宠幸如常，和伸派人打听到这个书生的下落。竟然将他全家满门杀死，给他家带来“赤族之祸”。
倘若我们能站在和伸的立场上考虑一下，就会发现和伸这样狠毒也是不得以而为之，想他，出身卑微，发迹也是靠了不光彩的手段，尽管官职高高在上，却得不到别人的尊敬，如果他发迹之初，不对不敬他的人痛下毒手，给他们来一个下马威，他的日子一定不好过，而等到他后来，多行不义，激起众怒的时候，也只能用严酷的手段让别人投鼠忌器，不敢对他轻举妄动，不然，他也许早就论为阶下阁了，不过，和伸还是不够明智，俗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多行不义必自毙，天下的公理，又怎是狠毒能遮挡的住的呢？
化敌为友相安共事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