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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蒙西还乡：与罗兰的女仆不期而遇 决定去克莱蒙西是夏天的事，当时我已经从巴黎大学毕业。我的妻子和一岁半
的女儿来巴黎探亲。全家去罗兰的故乡，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郑重其事的了。
克莱蒙西位于法国中部，是勃艮第地区一座普通的中世纪小城。周一早上从巴 黎出发，三个小时后我和妻子推着女儿的小婴儿车，已经走在古城的濛濛细雨之中 。 当我走到圣？马丁教堂前的空地上，望着小城低处房屋斑驳的旧色与屋顶红瓦上的 青苔，竟激动得不能自已。我对妻子说，我们这次不是来旅游，而是还乡。幽幽古 道，无限热肠，罗兰虽逝，旧镇犹存。在这里，每一块石头仿佛都有热度，飘散着 隔世的温暖。
我在江南乡下生长了十七年，和我的农民父亲一样，曾经向往城市没有泥巴的 生活。然而当我终于“提着笔杆子”进城，发现这里不过住着一群有房屋却没有家 园的可怜虫。只有乡村，才是游子栖息灵魂与双足的地方。疲惫的时候，我不必像 城里人一样去桑拿房或歌舞厅，我只要买张还乡的车票便可以了。回在村子里，就 像回到《海上钢琴师》演绎的那艘轮船之上。望着童年的老房子，无论在外面的世 界有多少挫折困苦，即使失去一切，都有信心从头再来——进一步说，我原本一无 所有，或者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不幸的是，2000年以后，当老家的房屋被移民建镇 的风潮彻底淹没时，我栖居乡村的信心与骄傲已荡然无存。曾经生养我的村庄如今 变成一片废墟，我从此变成了一个在心灵上既没有城市又失去了村庄的流浪汉。我 眼里的今日中国，正从一座“没有天空的都市”向着没有故乡的都市狂奔。
我憎恶城市，在我终于抵达巴黎之后，发现原来城市也可以诗意地栖居。在中 国，人们有种印象，现代化就是高楼大厦。搞建设如果不能翻天覆地，至少也要翻 新。几年来，我几乎转遍了法国的大中小城市，无处不在的 “翻旧”让我肝肠寸 断。我在柏林采访，接待我的朋友不禁感慨万端，“有人抱怨欧洲不新，其实这是 欧洲的风格，欧洲人注重自己的文化传统，比如说历史建筑，要做的工作其实就是 翻 旧 。”所以，在别的文化忙着改朝换代轮流坐庄时，巴黎的文明却可以坚持千年。 在这里，现代化是对传统的补充，不会因为有权有势者的狂热与短见取而代之—— 巴黎人不会为了建戴芳斯广场的大拱门而将凯旋门拆掉；就像祖坟偎依着村庄，守
着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巴黎人从不畏惧与鬼为邻。
大学毕业以来，我对南开母校的情感浓得化解不开，然而，当我游历欧洲以后 ， 对南开的校训也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允公允能”的理念诚然值得一生珍惜坚守， 然而“日新月异”四字，置于今天急功近利的中国，我狐疑满腹。中国人太过于追 求新异，有时甚至为了一个虚幻的“新天地”发展到了癫狂的地步。自项羽一把火 烧了阿房宫以来，造反曾经如此，革命曾经如此，如今的现代化何尝不是如此？政 权更迭、文化革命就像在黑板上写字，写完了就擦，擦完了再写，写写擦擦，时至 今日，在西方人眼里，中国的黑板上仍只写了“绪论”两个字，吾国吾民称之为“初 级阶段”。
疼惜了一路，终于走到了罗兰博物馆（全名为罗曼？罗兰艺术与历史博物馆）， 这时雨已经停了。馆外标示今天关闭。于是，我们信步在城里转了起来。当我们跨 过一座小桥沿着威尔逊大街一路拍照时，碰见几位当地居民正坐在路边聊天。我便 跑过去和他们搭讪，询问罗兰的故居，顺便和他们聊了起来。我的生活总是充满了 奇遇，今天也不例外。一位自称爱丽丝的女士告诉我，罗兰生前的女仆——她的表 姐布达夫人，就住在马路对面！
罗兰的仆人还活着？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几分钟后，热心的爱丽丝把我们 领到了布达夫人的家里。布达夫人是罗兰晚年的女仆，悉心地照顾罗兰夫妇。布达 夫人说，罗兰生前对她的照顾十分感激，曾经和她说，“等战争结束了一定为你写 本书，书名就叫《战争时期的布达》”。布达老人对我们的到来有些喜出望外。我们 谈得十分投入，从克利斯朵夫到奥里维，从超越于混战之上到令人忧伤的《莫斯科 日记》，一个话题接着一个话题。每当我们停顿下来时，她的表妹、爱丽丝夫人便 会感叹一句，“生活多神奇啊，怎么会这么巧呢！多神奇啊！”
晚上，我们回到了旅店。店主和我说，此前这里来过一位中国人，大概也是来 看罗兰博物馆，不过因为当时闭馆，悻悻地走了。在中国，八十年代以前的许多人 ， 或多或少地受到傅雷和罗兰的影响。《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书，对我而言，是一 部关于心灵的圣经。就像鹿桥的《未央歌》呵护战争时期的爱情，我为在生活中偶 得的这些智性之美感恩。倘使我的一生从未读到这些好书，错过克利斯朵夫与葛拉 齐娅、错过童孝贤与蔺燕梅，在人生原本荒芜寂寥的旅途，将是怎样一种遗憾！
第二天，我们参观罗兰博物馆。布达夫人昨晚表示愿为我们做一些讲解，所以 我早早地赶到她位于艾米尔街的家里来接她。老人今年已经八十多岁，腿脚有些不 太灵便，一路上我搀着她，如同搀着自己的亲人，亲密无间。我们相识才一天，我 感觉自己在这座小城里已经生活了好多年。
大概十几分钟后，我们来到罗兰博物馆。妻子和女儿正在那里等着我们。馆里 的工作人员说，由于博物馆重修，近几个月不对外开放。所幸布达夫人德高望重， 在她的坚持下，博物馆破例开馆并为我们指派了讲解员。
罗兰博物馆是在罗兰旧居的基础上建立的。现在这栋仅有两层的楼房，从前一 半是医院（在罗兰博物馆里，同样收藏了这家医院的一些旧物），一半是罗兰家的
祖宅。1866年1月29日，罗兰就出生在这里。在对罗兰的祖屋做了简短的介绍后， 讲解员将我们带到了旁边一座楼（罗曼？罗兰文化中心），罗兰生前的遗物，包括 他弹过的钢琴、各个译本的著作以及1931年同甘地在瑞士家中的合影，主要都存放 在这里。我无法描绘当时自己是以怎样的快乐一步步踏上楼梯的。直至今日，我的 内心仍然无法平静。在这个让我时常觉得恍惚的世界，总是有一些机缘，传承文明 ， 让我与逝去的人与岁月相遇。
谒罗兰墓：晚安，克利斯朵夫！
当天下午，我和妻子决定去十几公里以外名叫 Breve 的小村庄，那是罗兰与他 的俄罗斯妻子玛丽最后安歇的地方。由于没有通往该村的火车和公交，我们只能想 办法搭车了。
在法国，搭车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容易，有时很需要耐心。举着“BREVE”几个 大字母，我竖起拇指，站在路边示意搭车。然而两个小时过去，谁也没有等到。过 路的行人劝我们死心，说小镇不是巴黎，一般搭不到车；也有不少过路的车主，指 着自己后座向我们表示无奈，瞧，我这后面已经装了几个呢！空车自然也有不少， 大概因为嫌麻烦或急于赶路纷纷绝尘而去。
大约五点左右，我们回到了车站，询问是否有其他办法去 Breve。有人递给我 一个出租公司的小广告，上面有电话，说不太远，可以打车去。于是我便拨通了电 话。对方是个男士，“很抱歉，我现在不开出租了”。
我准备打退堂鼓，盘算着该回巴黎了。就在这时，来了两辆车，从里面下来几 个西部牛仔似的年轻人。他们高声地说话，一下子全冲进了车站，几分钟后纷纷退 了出来。他们四射的活力感染了我，使我有了和他们搭话的兴致。走到哪，我都喜 欢和陌生人说话。有次在马赛，和一位乘客聊文学，兴之所致，差点误了火车。一 到布鲁塞尔，我便钻进酒吧，与当地人讨论欧盟，结果对方是个同性恋，只和我高 谈阔论活跃于大广场附近的八家同性恋酒馆。 我走上前去，同一位戴着牛仔帽的年轻人打招呼，你知道出租公司的电话吗？牛 仔说，想去哪儿？我说，我们想去 Breve 看罗兰墓。牛仔转回头问同伴，你们知道 Breve 吗？这时，其中一位小姐掏出了地图册，几个人开始埋头找了起来。不一会 儿，牛仔回头兴奋地朝我喊，上车吧，我们路过！
La vie est belle（生活是美好的）。就这样，我和妻子女儿坐一辆车，行李 放另一辆车去了 Breve 村庄。牛仔一行五人，中午从几十里外的乡下赶来克莱蒙西 ， 兴之所致，便到车站遛了一圈。坐在车里，我的耳朵里回响起艾丽丝夫人的话，“生 活多神奇啊，怎么会这么巧呢！多神奇啊！”
二十分钟后，牛仔将我们送到了 Breve 村。找酒吧老板问好了路，我们径自去 了墓园，它静静卧在小村的教堂旁边。墓园的正面，是一条以罗兰的名字命名的大 道，两旁排满了粗壮的栗树，生机勃勃。围墙的入口处用法文写着“罗曼？罗 兰 ，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此安息”。 走进墓园时，暮色已经苍茫。我大概转了半个小时，竟然没有找到罗兰的墓。过一
会儿，来了几个意大利人。其中一位女士告诉我他们在克莱蒙西玩，听说这里有罗 兰墓便骑着自行车过来了。于是我便发动他们一起来找罗兰墓。如此打搅死者的安 宁，让我这样的活人同样心有不安。找了十几分钟，意大利人终于放弃，陆陆续续 走了。独自在墓地里走着，我只愿用目光为所有的墓石拂去尘埃。
晚上八点来钟左右，我终于找到了罗兰墓，它静静卧在教堂一侧的墙脚下。一 块简朴的水泥墓石，淹没于青草与玫瑰之间。上面浅浅地刻着三行字：
Romain Rolland
Et
Sa Femme Marie
（罗曼？罗兰和他的妻子玛丽）
尾声
近几年，因为《莫斯科日记》出版的缘故，在寻访罗兰时，我时常心事重重。
1935年，接受高尔基的邀请，罗兰与妻子玛丽访问莫斯科一个月，写下对苏联略有 微词的《莫斯科日记》，却在原稿标题下注明要求封存半个世纪，惟恐《日记》被 苏联的敌人利用来攻击苏联。上世纪三十年代，法西斯军队将至，很多左翼知识分 子一厢情愿地把俄国革命看作人类的希望。与罗兰的小心翼翼不同的是，法国另一 位作家安德烈？纪德回国后立即发表了《从苏联归来》，对斯大林的极权主义直言 不讳。对照两本书，有人因此得出结论：纪德不失知识分子良知，而罗兰的人品让 人怀疑。
罗兰已矣。六十年过去，独坐罗兰墓前，更觉历史过于无情。长眠地下的罗兰 已无法为生前的事作任何辩解，那些曾经热爱罗兰的人又何必因此神伤——对于现 实与历史，以我们有限的人生究竟能了解多少真相？如雷颐先生在《罗曼？罗兰的 担忧与胡适的反悔》一文中所说，胡适的幸运在于“天假以年”，历史给了他反悔 的机会，而早在1944年就辞世的罗兰无此“机会”，所以对苏联自始至终充满了感 情。认识一种社会的本质并非易事，常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
从罗兰的墓园出来，我如释重负，于是和妻子商定连夜赶回克莱蒙西小镇。我 们不太指望能搭上谁的车了。推着女儿的小车，我们沿着 Breve 的乡间公路慢慢地 走着，仿佛在江南的乡下散步。远处的山坡，开满了向日葵，无数金色的花瓣，穿 透了夜色，宛如灯盏。
星空之下，夜幕四垂，低头看着在一路颠簸中沉入梦乡的女儿，其实，十几年 来，我不知疲倦地寻找罗兰，又与罗兰何干？
2004年10月22夜 巴黎 米哈博桥畔
第二篇 中国力量
一个人的宪政
每次看法国电视台直播议员们在法国国民议会里就国家的大事小情彬彬有礼 地争论时，心里便有一种难以克制的乡愁、一种悲伤，对宪政生活的怀念、对文明 政治的无限期许。一个游子，告别了热爱的亲人，远走他乡，有了一种把异乡当作 故乡的错觉，是因为他在那里找到了他认为自己或自己的国家同样可以拥有的一些 美好的东西，比如自由、民主等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这种普世性，无远弗界，是乡 愁可以发生的前提。
前两天，法国电视三台播了段新闻录像：台湾一双男女立委为了军购的事在立 法院打起了盒饭大战，一时蔬菜与肉块齐飞，汤水共长衣一色。台湾立委拳打脚踢 骂 LP 已是全球出了名的，所以我并不惊讶；同时，毕竟宪政是宪政最好的训练， 我只当这是台湾民主自由路上�